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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曲线救书”记
　　
　　 陆谷孙
　　　　　　　　　　　　　　　　
　　 “文革”中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黄昏，我正在家铺张桌面，准备小宴亲友，庆贺新生女儿满月，突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出的两名红卫兵缇骑押解到复旦大学，旋即投入外文系的“抗大式学习班”实行变相隔离，经专案组反复审查，大会小会迭次批判，复去长兴岛劳苦一番筋骨之后，始得“肄业”——因未宣布最后审查结论论，依我等咬文嚼字辈想来，当非“毕业”。解脱那天，金刚怒目的外文系工宣队长对我说：“不许你再跟人打交道。( 乖乖，一下子开除了“人籍”!)派你去跟字打交道，老实改造！”随之发配我去了始建不久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我当时想，奸佞横行，校园蜩螗，不让我与世接，不许我进课堂上讲台，正好寄物自遣；古有阮籍借酒，嵇康操琴，我陆某人胡不学学样，避进语词的密林，既求周身，又得寄托? 幸好，交上磨苦运的那一阵子，我正三十，在做学问方面尚有一点可塑性，还能跟着葛传椝先生和其他多位师长同仁学一点编词典的专门技能；而由于在“文革”那种泛政治和泛意识形态的大气候中终于又有了接触业务的机会，自问颇知珍惜，学得也还努力。就这样，搞了五年，竟阴错阳差成了《新英汉词典》的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再往后，“四人帮”覆灭，“凡是派”下台，我在重返讲台的同时却总是摆脱不了造化的摆弄，从《新英汉词典》到《英汉大词典》，欲罢不能，转眼之间已把二十多个寒暑的壮盛年华投了进去，教书之外，成了一个专门编词典的匠人。南宋杨万里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回顾本人自一九七○年以来的经历，我常想起这四句。
　　 回过头来说说编写《新英汉词典》时“曲线救书”的故事。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词典是工具书，工具的本质决定了词典编纂的应用性和技术性特征。但在“全面专政”的“文革”年代，《新英汉词典》的编写工作在工宣队领导下很像是一出违反
　　常识的“荒诞剧”。譬如说，编写工作要以“大批判”开路，于是远至牛津、韦氏，近到“文革”前的各种英汉词典，都要用“照妖镜”检视一番，把“We need a Lincoln ”( 我们需要一个林肯式的人物) 和“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之类的“封资修毒素”剔核桃肉似地深挖出来。
　　 组内葛传椝先生因在英汉词典编写方面颇多建树，更被作为活靶子批判再三。葛是个向来不问政治的“字迷”先生，实在没有多少把柄留给批判者，那就抓住他在英汉词典例句中最好用Henry ，Beth等英语人名而不用老张、小王等的主张，狠批“洋奴哲学”；着名学者林同济先生考究修辞，从毛选英译本中摘录了一个在他看来属英汉等值佳译的词组“seething popular discontent
　　”( 民怨沸腾) ，当即被火眼金睛们看出是“心怀叵测”，召开全组紧急会议，拍桌打凳声讨一番；谁挨到做“to sleep around”( 中文意思：野宿滥交) 之类词条，谁必倒霉，因为把此种词义形诸字面一定是“黄色阴暗心理大暴露”；Confucius 明明是“孔夫子”的音译，只因当时批林批孔正酣，岂可再尊孔丘为夫子? 任你把道理说得唇焦舌敝，领导还是明令写上“孔老二”，使英汉形成驴唇马嘴的“对应”；Pekingese 的词源决定既作“北京人”又作“狮子狗”解，但在悍然把科学责为“伪科学”的当年一位极“左”责任编辑眼里，“堂堂伟大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岂可把那儿的人与小狗为伍? ”于是非得分列Pekingese1和Pekingese2不可。
　　 不破不立。“大批判”是破，破了以后立什么呢? 当时的一些激进派甚至提出应把以英文字母顺序列条的传统编排和检索法兜底推翻，代之以两份“红”与“黑”或称“积极与“消极”的
　　对立词汇表。“revolution”( 革命) 属“积极”，“counterrevolution ”( 反革命) 属“消极”；可大量锅盘瓢盆、吃喝拉撒之类的词往哪儿放，却让激进派们自己也摸头不着。“红与黑”之议既遭搁浅，“大立无产阶级之新”的任务就只能落实在收词和设例这两个编写环节中了。
　　 当时有一个貌似堂皇实则荒谬的口号，叫做“以我为主”，即把据认为是最最先进的“文革新生事物”和中国科技成就向外宣传。这样，《新英汉词典》里不但收了相当数量诸如“万吨远洋轮”、“人工合成胰岛素”等误作固定复合词的自由合成词组，更错把英汉当汉英，收了许多大庆、大寨、井冈山之类的汉语拼音专名词条。例证应当“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亦即服务于“文革”的功利政治。于是就发动编写人员夜以继日“研讨”全部例证应当容纳多少条毛泽东语录，应当如何宣传“样板戏”、“赤脚医生”、“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所谓“文革成果”，应当如何保持批判苏修和美帝的大致相同比例。
　　 记得当时流行一句豪言壮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Fear neither hardships nor death)，收作例证往哪个词目放真是难煞人! 放在“fear”( 怕) 条吧，说的明明是“不怕”；放在“neither …nor …”( 既不……又不……) 下面吧，一个虚词词组又何能显出伟大世界观的熠熠光辉? 至于编写人员自造的“中国式英语”例句，如“喜儿打了黄世仁一记耳光”和“半夜鸡叫说明地主的贪婪”，更是屡见不鲜。
　　 无怪乎，一九七五年《新英汉词典》出版之初，旋被外电评称为“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声明”；国内也有读者在翌年“四人帮”倒台后投书高层，控告编者传播极“左”毒素，要求追究
　　政治责任。可是，另一方面，《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外刊和法新社也注意到《新英汉词典》收了不少英语新词，“连一些四字母的粗俗词”也未忽略，“把依第绪语的常用词介绍给了中国知识界”，由此认定这是一部“跟上时代潮流”(with-it) 的词典，说明“在中国观察美国的人就像在美国观察中国的人一样，正密切注视着对象国”。
　　 在国内市场上，经八十年代初的一次“整容”手术，把大部分带有极“左”烙印的例证剔除，补以字数间距大致相仿的新例之后，《新英汉词典》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并未随着“文革”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倒是连年旺销(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英语热”中) ，据说迄今累计印数已逾九百万册，成了给出版商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现金母牛”。
　　 回想起来，《新英汉词典》的这一点生命力和实用性真是得来不易。从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的编写全过程中，充斥着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下干校，深挖洞( 参加挖防空洞劳动) ，斗私批修，野营拉练之类的仪式和功课。对此，编写人员自然一点不能疏忽，战战兢兢，唯恐不逮。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良知总要顽强表现，常识总要对抗悖理。编写组内的大多数人，包括参与领导的同济大学路贵增同志，还有后来担任责编工作的蒯斯曛等同志，都以努力提高词典的实用性为己任，顶着催逼和监督的双重压力，曲线救书。
　　 我友杨宇光同志当时在复旦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我系翁义钦同志在《摘译》工作，都要替当时沪上领导层提供海外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动态。蒙他们不弃，常来约我译些资料，由此使我得以阅读多种常人读不到的英文书刊，从中贪婪地吮吸语言营养，勤奋地挖掘语言信息，然后“走私”似地把这些新发现纳入词典。如我们收录的streaking(裸跑) 、plumber(调查政府官员泄密的“管子工”)等词和prewar及postwar等作为副词的用法，在当时的国外英文新词典中也尚未见。后来搞到一册美国New World 的新版词典，同仁们更是推派我去比核后加字补阙，所得极丰。
　　 大家救书心切，一张张的校样上因为添加内容太多，只得分用红、蓝、黑、绿各种异色墨水勾划，而被工宣队斥为“打翻墨水瓶”。一日，葛传椝先生和我正在埋头“走私”，突被一声大喝惊醒：“加! 加! 加! 你们加啥死人骨头？！”随后即被遣往印刷厂端搬字盘，体验排字改样的艰辛，兼作惩罚。“死人骨头”也从此成了我和葛先生两人“密语”中的一部分，意指英语新词。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不知疲倦地往词典里增加内容，扩充信息容量，主要是本能、直觉再加上一点常识和良知使然，所谓“曲线救书”也只是朦胧的意识，直到北京的陈原老和已故陈翰伯
　　同志把上文所引海外对《新英汉词典》的评论寄发给我们，鼓励我们在词典事竣之后继续关注英语词汇领域的变化，我们才有了跟踪英语新词、新义、新用法的自觉性，开始筹编一种名叫《现
　　代英语动态》的内部交流期刊，并且认识到只要敏于猎奇，勤于追踪，一个异族人对外语首先是其词汇领域中发生的新变化，常常是旁观者清，领悟不一定比一般的本族人迟钝。作为一名编词
　　典的匠人，我把《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看作我的“学徒期”，而从“曲线救书”引得的上述体会竟成了我后来主编《英汉大词典》时遵循的原则之一。
　　 还必需指出，当年的工宣队虽则忠实执行极“左”路线。其中的成员作为—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跟知识分子朝夕相处久了，毕竟发现“老九”们并不坏。上述大骂“死人骨头”的那位师傅
　　后来就说过：“葛与陆有什么问题? 不就是有点：‘独头攻’( “迂腐”的意思)?”金刚怒目的队长揣了几册《现代英语动态》去北京出差回来，说此物在那儿大受欢迎，悔没多带几本，然后操着带山东口音的上海话感叹道：“看来陆某某真是英文‘一只鼎’。”
　　 由此我常自问：一样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成员，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分成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两部分，驱使他们去合演一出“文革”荒诞剧? 八十年代初，我在逐页查找《新英汉词典》
　　中带极“左”烙印的例句予以置换时，又不免忆起编写之初的“大批判”。当时也是指派每个人到某部辞典去逐页查找含“封资修毒素”的例句，工序何其相似乃尔! 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嘲弄? 我们为什么非“曲线救书”? 常识和真理要取得胜利为什么这样困难? 我为我的“学徒期”何以必须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我苦笑着想起一位伟人引过的一句中国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三期）
　　
　　 肖毛注：原文只有七段，几乎和没分段差不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阅读的方便，我将段落重新分了一下，这样看起来似乎更舒服一些。
　　
　　 21:45 01-12-7

陆谷孙 2013-08-21 14:4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