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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死了荷马?”
黄洋
“谁杀死了荷马? ”这话着实耸人听闻。
对于荷马是怎么死的,大概已经无从查考。无论是古典的希腊作家,还是现今的博学之士,都没有人下过断言,说荷马是死于非命。实际上,这个提问是—本颇有争议的新书的题目,由美国古典学者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 和约翰·希斯(John Heath)撰写,自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该书—经出版,即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注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精装本就卖出了三万册之多,而且加州大学出版社还计划于二○○○年初推出平装本。
不过,这本书的主旨并不在讨论荷马是怎么死的,而在讨论希腊文化的现代命运,它的副标题“古典文化教育之灭亡和希腊智慧之复苏”(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点明了这个主旨。在作者的笔下,荷马已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而是一个象征,代表了希腊文化。因此,作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谁杀死了希腊文化? ”这个短短的问句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希腊文化的传统已经遭到扼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出罪魁祸首,加以惩戒,然后复兴“希腊智慧”。不用说,要找出这样的罪魁祸首并不容易,要加以惩戒就更难了。但作者并不畏缩,将矛头直指整个古典学界,抨击说扼杀希腊文化的元凶不是别人,正是肩负弘扬古典文化使命的新一代古典学者(Classicists) ,他们人人都有博士头衔,“热衷于发表鸿篇巨着,投入新的批判学派,而且非常狂妄,因为他们现在能‘玩理论’了”,但问题是他们“几乎不了解希腊人,很少或根本不像希腊人那样所思所行。他们中的极少数可能会成为成功的古典学者,但作为希腊文化的体验者,作为希腊智慧的阐述者和管理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是失败者”。在古典学里则充满了虚伪、意义含糊不明的看法,不着边际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等等)和日益蔓延的相对主义,充斥着不计其数、但却只有少数专业研究者才能看得懂的着作和论文。在讨论会上和课堂上,古典学者醉心于讨论希腊人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剥削压迫,这些说教无异于故意诋毁、甚至是杀死希腊人。而对源出于希腊、作为现代西方社会之根本的一些观念如民主、自由、个人权利、财产私有制等,他们却不屑一顾。更有甚者,许多古典学者是十足的投机分子,靠讨好时尚来取得学术位置的升迁。简言之,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古典学变成了“唯物主义的和名利主义的(materialisticand careerist)、但却再也不是希腊文化的”东西了。
汉森和希斯对古典学者的尖刻批评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们虽然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同情与称赞,但却遭到同行们的一致讨伐。他们的着作刚一出版,因特网上的古典学书评杂志Gopher (Http
://gopher.Lib. virginia.edu /ll/alpha /bmer) 就分别刊出了两位古典学者的长篇书评,对他们的指控予以坚决的回击。近期《纽约书评》上又发表了古典学者彼得·格林的长篇书评,语调同样不可调和。有趣的是,评论者们都把这本书看成是维护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右派宣言,是右派对学者们所珍爱的学术自由进行的猛烈攻击,妄图将古典学拉回到为西方意识形态大唱赞歌的老路上去,而出版此书的自由出版社又恰恰是维护西方传统价值的一个文化堡垒,以出版右派书籍为特色。但该书的两位作者则回击说,评论者对他们的批评是左派学者漫无目的的“机枪扫射”。
撇开双方大扣政治帽子的做法不谈,汉森和希斯的感想和批判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本人也是古典学者,在抨击他人的同时,还主动承认自己“或不知不觉地、或明目张胆地”也犯下了他们所抨击的许多罪行,可谓言真意切,令人不能不信服。但真切的言辞虽然动听,却很容易掩饰作者的缺陷,致使读者受骗上当。他们哀叹的被古典学者杀死了的希腊文化,实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西方文化的范式,它代表了西方文化全部的核心观念,如民主政体,言论自由、个人权利、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财产私有制、科学探索的自由等等。明眼人—看就知,这哪里是什么希腊文化,分明是当代美国文化的理想范式。古代希腊并没有作者所说的言论自由,不然,苏格拉底以会因其言论而被雅典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吗?(1) 希腊人观念中个人权利也大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个人权利,后一种个人权利同现代西方的自由观念密不可分,包括了参与社会的权利与脱离社会的权利。但对希腊人来说,个人只有参与社会的权利,他不能脱离集体或社会。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个人只有在作为城邦的—分子时才有意义,脱离了城邦的个人要么是野兽,要么就是神。正因为如此,据说梭伦还制定了法律,处罚那些不参与政治的公民。政教分离显然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如果在希腊即有政教分离,雅典人在面临波斯入侵时,还会去德尔斐祈求阿波罗的神谕吗?还会为弄清神谕的确切含义而在公民大会上争得面红耳赤吗? 至于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则根本不是希腊文化的内容。充其量,只有全部人口一小部分的男性公民是平等的,至于妇女,伟大的伯克克利告诉她们说,闭上嘴,从男人的世界里消失掉吧,这才是你们最大的美德。
在作者的眼中,希腊文化是高贵的化身,是优等文化,虽然他们不想表现得完全明目张胆,但其文化优越论在下面的论断中表露无遗:“并不是说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宗教、富于创新的音乐、食品和时装不能从西方文化之外产生,但我们时代正在演化中的国际文化的核心是在同希腊人有关的国度里决定下来的。”既然是高贵的文化,便容不得半点玷污。因此在作者的笔下,那些从事女权研究、或以解构方法和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希腊文化的古典学者统统都是“叛徒”,背叛了古典文化教育的神圣事业。
然而,希腊文化并没有被“杀死”。一方面,古典学者不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虽然是希腊文化的解释者和维护者,但并不是传承希腊文化的唯一途径。受过良好教育的广大公众通过直接阅读古典着作或观看希腊剧和喜剧大师们的作品,同样能够感受到希腊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希腊文化实际上也是杀不死的。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情况就知道确实如此了。现今各大出版社竞相推出希腊的原典作品,新近出版的罗念生译《古希腊悲剧经典》刚到学校附近的书店不久,就已销售一空了,不得已,笔者只好等到书店购进第二批,才堪堪买到。至于荷马史诗,则已经出版了三种中文译本,而且不过是近两年以内的事。如果说,在一个相隔数千里之外的异己文化中,连领袖人物“言必称希腊”的指责都没有“杀死”希腊文化的话,那么在作者视之为“希腊智慧”的传承者的美国,担心希腊文化已被杀死就无异于杞人忧天了。难怪乎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彼得·格林高呼:“荷马还活着!”另外,作者在书中抱怨说,古典学的博士毕业生过剩,每每多有博士毕业生找不到体面的职位,只好权充临时工性质的教书匠,不计报酬的多寡。这不正说明了希腊文化的无限魅力吗? 可怕的不是博士生众多,而是博士慕了高薪,离“荷马”而去,就像一位成名的古典学者,在其着作业已成为名着之后,忽然跑去受雇于某大公司,成了一名时兴的“知识经理”(knowledgemanager)。
另一方面,汉森和希斯也提出一些令古典学者们十分难堪但却又无法驳斥的问题,譬如教授不授,疏于授课,热衷于连篇累牍地发表鸿篇巨着,以至于着作和论文不计其数,就连最嗜读的
专门研究者都感叹时光的短暂。而这些所谓的“成果”除了极少数专门学者以外,几乎无人能够读懂,更不用说领会其深意了,简直无异于天书。又譬如,许多人以学术的名义骗取研究基金,然后四处寻找景物惬意之地相聚,美其名曰学术会议,实则借机游山玩水,追寻风流轶事。再如,文人相轻,相互勾心斗角,各处帮派林立。就像笔者在英国的导师所说的,稍有助名,便忙于建立自己的“小帝国”(little empires),划分一块势力范围,“外人”稍有疏忽,不慎闯入,便遭恶言相报。凡此种种,并非古典学界所独有,也不单是美国的学术界如此,相信我辈对此并不陌生,不用赘述。
对于杀死希腊文化的指控,古典学者们是坚决否认的,而且愤愤不平,如此滔天大罪,怎么能让他们揽下来呢? 但对于这后一类种种不良行为的指控,他们的态度就软弱多了。一来这些行为最多只适宜于道德审判,承揽下来也无关紧要,二来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确有其苦衷,发表是不得已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要么发表,要么灭亡!”(publish or perish) 。就是说,他们非但不是元凶,而且还是受害者。如此看,汉森和希斯最初的设问是完全错了,不应是“谁杀死了荷马”,因为“荷马还活着”。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谁杀死了学术? ”或者说,“什么杀死了学术? ”至于这个问题,古典学者不但不会恶言相对,而且还会帮着寻找答案。而且,除了美国的古典学者之外,我辈恐怕都有自己的答案。笔者现存的就有一个,是那种迫使每个人或骄傲地、或羞愧地( 笔者属于此列) 拎了自己的“成果”(或以塑胶绳子捆了、或用皮箱装着) 去向评审专家们展示的晋升评审制度。
一九九九年四月于复旦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五期)
校注:(1)原文此处是“呢”,错了。
22:28 01-12-7
黄洋 2013-08-21 14: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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