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国共纷争 09 瓦窑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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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