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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5月31日讯

在国学（教育）讨论逐渐深入的情势下，清末翰林、民国教育家、近代思想家蔡元培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今年3月5日恰好是蔡元培逝世70周年纪念，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时如何看待“忠君”、“尊孔”和“读经”（本文把他的国学态度姑且称为国学观），就更为人们所关注和引用。“忠君”和“尊孔”是清朝时全国教育宗旨的内容，也是民国时期重点废除的内容；而“读经”则涉及到开展国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作为学术流派而言的。 

　　可以说，蔡元培的国学观集中体现在其任民国教育总长时的一篇文章和一次会议上。蔡元培对於教育总长的工作和成就极为看重。他说：“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静生及其他诸同志的相助，颇有可以记录的事情。” 

　　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对於新教育之意见》。这是一篇经典文献，也是後来教育改革的蓝本。他在文中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後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後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为确立教育方针，建立教育学制，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当天蔡元培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一些提案，随後以教育部名义公布30余部法令。 

　　一、忠君：兼评中华读书报的讨论 

　　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国学版”近期刊登了关於国学争鸣的7篇文章，有5篇直接探讨“忠君”问题。争论的核心大致集中於以下四个方面：怎麽看“尊王”、“忠君”和“三纲”（方朝辉，2010.2.10）、怎麽看中国近代的思想进步历程(王也扬,3.10)、如何认识中国皇权的制度(张绪山,3.24)、如何看待王权、君道与国学(陈啓云,5.12)，若总结讨论的中心思想则是：如何看待“忠君”和“皇权”。 
“忠君”进入国学（教育）视野，从清朝、民国时期全国教育宗旨的嬗变可以清楚看出。1906年3月清政府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912年9月临时政府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5年2月北洋政府（袁世凯）的“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教育方针可以佐证清政府、蔡元培和袁世凯的对待“忠君”的态度。 

　　在蔡元培的国学观里，“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见上述文章），这句话是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忠君”“尊孔”要废止。《台湾传记文学》1977年发表王世杰的回忆录可以佐证“康梁等人主张君主立宪，仍然拥护满清皇室，维持君主政体。蔡先生不愿意同康梁合流，大半就因为这些与他的基本政治思想不合”，“这可见蔡先生早年就反对保皇主义，而赞成民主政治”。 

　　这啓发我们，“尊王”、“忠君”和“君纲”作为帝制（皇权、王权）的意识形态和典型象徵，应当完全废除。

　　二、尊孔：兼评刘泽华先生的引文 

　　为了说明“蔡元培取消‘经学’是激进主义吗”，刘泽华先生引用了民国时期蔡元培和袁世凯对待尊孔的态度说：“经学是与帝王制度相配套的观点形态，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其顶端矗立的是专制帝王。帝制被推翻了，难道还要尊孔读经？蔡元培取消经学是激进主义，看来袁世凯恢复尊孔读经则倒是正当的了？”（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2010.04.15） 

　　这段话第一层意思是说经学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取消，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分析。第二层意思是说蔡元培与袁世凯在“尊孔读经”上是完全对立的。这里把蔡元培“取消经学”与袁世凯“尊孔读经”相比较是不妥的，因为前者倾向於学术流派（见後叙），而後者目的在意识形态。当初的情况如下： 

　　蔡元培在1912年全国教育会议上力主“废止尊孔读经”，但由於会议期间蔡元培辞职，关於“废止尊孔读经”的指导思想经过激烈辩论，最後只有采取折衷方案：不明令废除或提倡，让其自生自灭。後来蔡元培曾深感遗憾：“临时教育会议，为半年来所注意之规划，而不能始终其事，犹疚心焉”。 

　　在袁世凯主导下，1912年9月教育部规定10月7日为孔子诞辰日，学校要举行纪念会。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祭孔令》。1914年9月《祭孔告令》，中央和地方要举行祀孔典礼。1916年8月公布《国民学校令》等规定“读经”内容。这里可以看出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一部分。 

三、读经：兼评纪宝成先生的引文 

　　为了说明“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说：“经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到了1912年,当时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把八科变成了七科，把经学砍掉了。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人的眼中消失了。”（光明日报“国学”版，2009.12.21） 

　　其实，蔡元培不是“把经学砍掉了”而是把经学分解了。那麽蔡元培是如何对待“读经”和“经学”的呢？ 

　　关於“读经”问题。在蔡元培推动下，1912年2月教育部“废止小学读经”；10月24日《大学令》22条“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清朝时的大学，仿效和学习各国“神学”科目，於“文学”科之外设立了“经学科”。1913年10月31日《天坛宪法草案》“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6月要求：修身及国文教育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 

　　关於“经学”问题。当初蔡元培认为14经已经分解，如《诗经》、《尔雅》等已入文学系；《三礼》、《春秋三传》、《尚书》、《大戴记》等已入史学系；《周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於是废去了经科。如今再设立“国学”一级学科，事实上就好像把这个历史过程再返回来。今天，国学的发展和繁荣最重要的是学术投入、学术人才、学术情操、学术阵地等等，这些比上户口更重要。 

　　着名理论物理学家、物理史学家派斯（AbrahamParis）在《TheGeniusofScienc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谈到杨振宁与李政道的争论时写道：“我认为要了解其中真相，要对中国传统比我有更多的知识……” 

　　我们在甄别分析和学习借鉴蔡元培的国学观时，上述谦虚谨慎的学术态度也是我们当今国学争鸣时最需要借鉴和学习的。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任国征　原题：蔡元培如何看待“忠君”“尊孔”“读经”？ ——兼与国学争鸣的部分观点商榷） 

中评社 2010-07-15 08: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