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甬商先辈 - 民初思韻

簡體傳統

同乡结姻盘根错节
镇海是宁波城区最近的出海口。

在镇海，无人不知方家、李家是最早到上海落脚谋生的。清朝嘉庆年间，方亨宁孑然一身在上海开了家小店。他去世后，弟弟方介堂又到上海开设了方义和糖行。生意做得还顺手，就把侄子方润斋、方性斋招来帮忙，并且帮助原本在自己手下做伙计的族弟方建康也开了家糖行。方性斋在上海开了17家钱庄，还在汉口、杭州、宁波开了7家钱庄。方建康的儿子方仰乔在上海开了8家钱庄，在杭州、宁波开了10家钱庄。方家在上海和长江沿线还经营银楼、药材、南货、绸缎、地产、渔业、航运业，成为清朝末期赫赫有名的巨商大贾。民国前后，方家的孙辈、曾孙辈方樵苓、方椒伯、方季扬、方液仙，都是上海商界的重要人物。特别是方椒伯，连任两届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有一次以满票33票当选，比正会长虞洽卿还多了14票。

李家的名声，在镇海不亚于方家。但李家第一代在上海滩的创业，要比方家艰辛。李也亭生于1807年，15岁时因家境艰难，到上海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做学徒。南码头是黄浦江上的沙船停泊处。沙船，即出海货运船。李也亭在糟坊当差，经常为沙船船工送去热酒，一来二往，彼此熟悉了，船老大见他为人勤快机敏，就要他上沙船干活。李也亭从此改换门庭。后来积攒多了，就另立山头，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号，添置沙船十多艘自做老板。生意做大后，又买进黄浦江边的一个码头，取名为久大码头，从此成为上海沙船业巨子。李也亭发财后，又和原在钱庄当跑街的同乡赵朴斋合伙开了三家钱庄。李氏家族最出色的是第三代孙辈中出了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这几个人物。20世纪初，李云书适时投资新兴事业，如垦殖、轮船、银行、保险、绢丝，开设了天一垦办公司、大达轮船公司（中国私人资本第一家轮船公司）、上海绢丝公司，还同虞洽卿一起发起成立四明银行。四明银行是宁波帮的银行。李云书在1906年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第三任总理（即会长），成为上海商界极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云书和他的两个兄弟李薇庄、李征五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李征五是1911年成立的宁波旅沪同乡会首任会长。有意思的是，李家的第四五代中除了实业家外，还有着名钢琴家李名强。李家和方家是姻亲。李云书的妹妹是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的母亲，李云书便是方液仙的舅父。

镇海定海一带的商人有个特点，就是家族帮，好比一棵大树，根深叶茂，枝杈搭连，盘根错节。而李家还有其他亲戚，比如实力雄厚的钱庄大老板俞佐庭。如此，方家、李家、俞家三棵大树又抱合在一起。再比如说，镇海的五金大王叶澄衷，发迹后有感于自己幼少失学，热心于为社会办学。1901年落成的澄衷蒙学堂，至今犹在（即澄衷中学）。叶氏在家乡办的义务教育中兴学堂，就收有包玉刚、邵逸夫等乡亲、族人子弟。

宁波同乡会的发展
中国人重乡情，但宁波人尤其看重乡情。1911年初春成立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就是一个证明。这是宁波帮在20世纪头几十年间得以迅速发展的组织基础。

早于宁波同乡会之前100年，上海就已经出现宁波、绍兴地区以商人为核心的同乡会组织四明公所，购地三十余亩，建立土地调和丙舍（即停柩房）、义冢，帮助旅沪同乡解决各种困难，包括善后事务。地点在县城北门外，即现今的金陵路、福建路附近。上海开埠后的1874年和1898年，曾经发生过两次震惊上海的四明公所流血事件。冲突双方的主角都是宁波同乡和法租界当局。尽管一方手无寸铁，处于弱势，另一方出动军警，强悍凶猛，但是宁波同乡之间为了扞卫自己利益而爆发出的超强凝聚力，因此传遍了天下。宁波旅沪同乡会正是在四明公所基础上发展组合起来的。

宁波同乡会核心人物有李征五、朱葆三、虞洽卿、方椒伯、俞佐庭、周晋镳、刘鸿生、延芳、盛丕华等，均是宁波帮头面人物。这些人物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同时担任上海总商会的要职。上海总商会是得到公共租界工部局承认的上海工商界最高层民间团体，20世纪头几十年中，左右着上海商界局面，并且影响到中国商界。宁波帮掌握了上海总商会的实权，以宁波同乡会作为大本营，他们在上海这个大舞台扮演的角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上海总商会，必须谈一位创始人。他叫严信厚，宁波慈溪人，1839年生。幼时在宁波学生意，17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做伙计。他业余喜好书画，尤其工于画芦雁，偶然结识了杭商胡雪岩，赠以自己绘上芦雁的扇子。胡爱不释手，推荐给李鸿章。李深为赏识。时李任直隶总管兼北洋通商大臣，便让严信厚在天津办差，严的发迹史由此开始，成为一位半官半商的人物。1897年，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人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时，严以上海为中心创办或投资的企业，举凡银行、银楼、煤矿、造纸、保险、纺织、瓷器、医药等等，总资本高达800万元之巨。1904年，在光绪皇帝实行新政的历史背景下，盛宣怀奏准上海成立上海商务总会，委任严信厚为总理，即以后改称的会长。严由此风光无限，一批崭露头角的宁波商人便集结于他的门下。三年后严即去世，而他在上海总商会留下的空缺便由一个又一个同乡人登堂入室了。

西风吹拂新式资本
上海最早几个洋行里的买办，也就是第一批买办，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原因很简单，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有一些广东商人就学会了英语，同洋人打过交道，也熟悉江浙地区的贸易情况，这就跟着洋人来到上海。但，仅仅十多年以后，上海洋行买办中的宁波人就陆续增多，势头盖过了广东人。

宁波商人被洋行看中是因为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上海开埠前，宁波商人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编织出了不少商业网络，洋行要把洋货推销进中国腹地，就需要这种网络。宁波商人在上海钱庄的势力特别雄厚，洋行起用宁波人，又可以利用宁波钱庄汇划，进行埠际收购、推销。精明的洋商，注意到了宁波商人的优势，宁波籍买办自然也就行俏了。

这一些宁波的买办，后来也就成了宁波帮里的新型人才。他们从洋人那里开阔了视野，从一乡一城的土地上，看到了跨洋过海的世界；从狭窄的作坊、杂货铺，见识到了大厂房、大机器；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学得了新型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经验。这是一种脱胎换骨。

虞洽卿，1882年15岁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时是什么模样？那天正下大雨，他舍不得穿上离家时母亲新做的布鞋，赤脚走进店堂拜见老板。没料到店堂湿滑，仰面朝天跌了一跤，四脚朝天像个元宝，众人大笑。

老板却看中他跌的这一跤。认为此人勤俭，而且有财神相，从此另眼相待。三年萝卜干饭未吃满，就被提拔当跑楼，从此有机会显山露水。而心气极高的虞洽卿，白天做生意勤快，晚上还去学英文，目的是日后打进洋行。12年后，他果然先后当上了三家洋行的买办，他从中学得最精的一点就是“白相资金”。譬如说，他在荷兰银行，利用职务之便，开出远期本票兑换现钞牟取利息，独资惠通银号，再组织发起四明银行；再譬如说，他合资办宁绍轮船公司，又独资办三北轮船公司，很会利用银行资金。在上海滩上，他被褒誉为“借债大王”。这一套新式本事，完全是在洋行里历练出来的。

刘鸿生，是宁波帮里的后起之秀。这个因为不愿当牧师而被圣约翰大学开除的大二学生，被人介绍进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当一名推销煤炭的小职员。因为工作出色，两年后被提升为买办。从此，买办一当就是29年。正是在这29年中，他积累了经验和资金，开设了煤炭公司、火柴厂、水泥厂、码头、毛纺厂、银行等，人称“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实际上成了宁波帮里少见的“企业大王”，也是上海滩上新兴的以企业发家的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之一。章华毛纺厂一度面临亏损，换了四任经理也不奏效。刘鸿生下决心许愿重赏，谁能当经理扭转亏损，赠以全厂资本总数80万的四分之一。有个叫程年彭的果然在经理任上创造奇迹，得到20万元。刘鸿生的大手笔，完全不同于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旧式小商人，很有西方大贾的风度。刘本人的衣着打扮也活脱是洋化的翩翩绅士。这位先是浸润过圣约翰教会大学气息，后又同英商打了29年交道的人物，是宁波帮里最有近现代意识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