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本文摘自《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廖保平着，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致命的谣言

　　谣言无处不有，大小不一，作用不等，但在末世、乱世谣言会特别多，作用特别大。这反证，谣言特别多而作用特别大的时代，或许正是末世、乱世的征兆。所谓一叶知秋，从谣言这个小小的切口，我们可以洞见一个时代、社会的世态人心，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以谣言观晚清，大致如此，那是一个谣言纷飞的时代，也正是末世、乱世之将至，随便掰着指头就能数出几起因谣言而引发的大事。

　　1 采生配药：1870年夏，一条“采生配药”的传言在天津广为流传，说是外国传教士跑到中国来是以传教为名，以建育婴堂做慈善为幌子，实是绑架杀死中国孩童作为药材之用。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搞得人心惶惶。天津知县找来法国驻华领事质问，双方争执中发生冲突，法国领事拔枪打死知县的仆人，激愤的民众则将法国领事及其随从打死，事态进一步扩大，10名修女、2名牧师被害，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3个俄国商人在冲突中丧生。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旨调查，所谓“采生配药”纯属无稽之谈，在列强压力之下，中国不得不道歉、赔款、处死带头闹事的人，避免一触即发的战火。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因谣言引起的“天津教案”。

　　2 挖眼炼银：1891年，一则谣言传遍长江流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名为传教，实际上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取白银，以赚取“眼球经济”。这则同样无从考证其发源，荒诞不经的谣言，不仅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相信并口口相传，越说越像，越像越神，连一些饱读诗书的“文化人”也相信确有其事。谣言像一个伟大的指挥家，指挥着长江流域的民众采取近乎一致的反抗行动，扬州、芜湖、无锡、九江、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民众纷纷对当地国外教堂进行了一番打砸抢烧，传教士因此毙命，教堂财物因此遭哄抢。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此“群众运动”莫可奈何，归结为愚民们不辨是非，盲目轻信所致。

　　3 西政西法：义和团闹事，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出走西安，再次丧权辱国。或是迫于内外压力，或是自觉唯新政可自强，慈禧太后决定自上而下搞新政。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一个谣言不胫而走，说是大清政府搞新政并不是为了自强，而是得了列强的旨意，要实行彻底洋化中国的西政西法。被洋化的中国还是老祖宗交到我们手里的中国吗？所以，必须反对这种洋化中国的西政西法。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新政很激烈，“指学堂为洋教，指电线为洋人所设，指统税为洋税”；政府要搞人口调查，就传言政府要以此来“抽丁当兵”和“按人勒税”，一些地方的民众在激愤之下，掀起一股打学堂、砍电线杆、毁税局的风潮。

　　类似的谣言还有很多，比如1909~1910年间，江苏等地流传着官府调查户口时查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人的灵魂抽出来卖给洋人等。在此，特别拿辛亥革命前夕，疯传于武汉的“捕杀剪辫者”的谣言，这条谣言说得轻点，引起了社会混乱，说得重点，直接扣动了辛亥革命那支枪的扳机，摧垮了200多年的大清政权，威力真是太大了。

　在武昌起义之前，湖北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已经在湖北新军中发展起数千会员，为起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就在这时，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清廷为扑灭四川暴乱，派大臣端方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趁机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发动起义。但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起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瀓下令搜捕革命机关，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一时间局势显得十分严峻。

　　10月9日下午，革命党决定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起义计划落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

　　此时，谋划起义的领导人伤的伤，逃的逃，走的走，隐的隐，起义力量基本上成了群龙无首，镇压革命的阴云正一步步压过来。没有人来发号施令，革命党人人自危，却又不知何去何从。

　　相信湖北当局一定以如临大敌的阵势来应对局面，一定会严加防范，何况还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应该说是有能力有机会将起义消灭在萌芽状态，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湖广总督瑞瀓就是一个猪脑袋，也不会胆敢掉以轻心。

　　然而，对湖北当局和起义者双方都十分重要的一个东西，即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东西被官方收走了，里面清楚地记录革命党人的姓名，其中部分又是湖北新军中的官兵。据统计，两个革命团体在新军中发展的会员加起来有5000人左右，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有200多人。这个花名册落到湖北当局的手里，且不说两个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已被湖北当局掌握，新军中某些革命党人也被当局掌握。这等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的底细曝了光，企图搞驼鸟政策，是不可能了。即便没有上名册的亲革命派军人也不敢说自己的身份是隐蔽，即便身份暂时没有暴露，也会将自己视同已经暴露，因为名册已被搜去，同志已被捕，顺藤摸瓜地查到自己是很容易的。

　　再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被逮捕，当局对三人进行了严刑逼供，然后在当夜就将三人处决了。这实际上给了新军中的革命党以双重的危机感。一方面，花名册已被当局搜去，在册的革命党人已被当局掌握，一方面，谁也不知道三烈士有没有在严刑拷打中供出除花名册之外更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与湖北当局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当局在暗处，而革命党人暴露在明处，恐慌以及对当局的种种猜测自不能免。

　　此外，炸弹走火而引发抓捕也就罢了，紧接着10月9日晚还准备发动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被抓到了岂还有生还之理？所以，在危险之时，人往往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多信一点仿佛多买一份“保险”，这样，哪怕是谣言，也很容易被轻信。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一条“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党人”的谣言，在新军中流传开来，经过层层的添油加醋，谣言越来越像是真的一样，连市面上都在流传着。没有人知道真假，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假的。因为，从道理、法律上讲，谋反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何况有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此前，革命党人虽然起义计划落空，但起义的种种罪状是推脱不掉的，比如起义用的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革命党人名册，这些都已被巡捕搜去，他们焉有不递交给湖北当局的？这些罪状在官方手里，一旦被抓捕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总督瑞瀓已经下令关闭四城，不准请假，搜捕革命机关，这正说明当局在采取有力措施。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或是对革命党有同情倾向的人都害怕被抓起来，死亡的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军营，已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的时候了。

　这条谣言还有一个版本，叫“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大约是被处决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都剪掉辫子的缘故。尤其是10月10日早上，三十标排长张廷辅被捕（他家是武昌机关，嫌疑自然很大），而他也是剪了辫子的人，这更让人相信当局确实是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而军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那条“猪尾巴”，这时候的恐惧心理很容易想象。

　　其实，不管是有辫没辫，既然名册已在当局手里，被捕同志也已被严刑逼供，机关被捣毁，没有哪个与革命有瓜葛的人会放心睡大觉，第二天起来照吃照喝，完全没事儿样。生死命运都已不在自己的手里掌握，这个时候救命求生才是人之本能。而谣言越传越广，版本越来越多，比如连这样可笑的传言都流传：本地学校里的没有辫子的人，为安全起见，都装上了一条假辫子。

　　谣言搅得满城风雨，不仅令革命党人惶惶不可终日，市民议论纷纷，就连当地的媒体也已经注意到，并警告当局要迅速平息谣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汉口中西报》在“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否则谣言盛而人心乱，人心乱而大局危矣。”然而，当局似乎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或者，当局正拿谣言来与革命党打心理战呢。

　　如果说清政府或湖北当局决心要清算革命党，开展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真的像谣言所说的，对照着花名册按图索骥，将包括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一捉拿问罪，那是相当容易的事。有名册在手，证据在手，革命党无可辩驳；城门紧闭，戒备森严，革命党束手就擒。那种杀了三人，又接连抓人的景象似乎已经在给新军中的人发出杀向一切革命者的信号。

　　这实际上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置于了“陈胜吴广式困境”之中，即不起义是死，起义也是死，但起义说不准还能有一丝生的希望，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起义。更何况，这场起义还不像陈胜吴广的起义，是最后被逼无奈的选择，手里无枪无弹，这场起义，本来就是革命党人早就有预谋的事，枪弹仍然握在自己手里，现在事已至此，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危急之时，那些被隔离开来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为了求生路，于是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当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革命由此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时间内，大清政权竟被这条谣言击垮了。

　　为什么说“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党人”是一条谣言，而非事实呢？因为，从种种迹象来分析，我们都看不出清政府或是湖北当局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屠杀运动。首先，湖北新军中参加或是同情革命党的人非常多，有数千人之众，要是这些军人都被兴师问罪，必将在整个新军中引起巨大震动，对这种拆台子的事，影响面、打击面太大的事，当局是不能不十分谨慎的，即便真的要清算，也要秋后再算，慢慢地算，不可能一下子就贸然出手，瑞瀓没有迅即出手，不是没有道理。

　　其次，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瑞瀓极有可能想低调处理此事，不想搞大规模清洗：他没有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捣毁革命社团的窝点；也没有留下刘复基等三人作顺藤摸瓜和对质之用，而是匆忙地杀掉，杀掉三人与留下三人，对革命党来说威胁是不太一样的，从口供对质的需要讲，留着的威胁要大过不留的威胁；这也符合地方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理，要是在自己的治下掀起政治风暴，影响政局，这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必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处理得好，固然名利双收，处理得不好，乌纱帽掉了是小事，脑袋掉了才是大事。

　　再者，就在10月10日这天，瑞瀓电奏朝廷，报喜不报忧地表功，说是湖北已经波澜不惊地捉拿了32个“革匪”，此案虽然还没有完全破获，但他已心有成竹。这话的意思是说他瑞瀓很快就会不动声色地平息一场祸乱，请大清皇上放心，他瑞瀓治理的地方太平无事，皇上不要认为我瑞瀓庸碌无能。看到这样的表功报告，北京方面自然很高兴，不过，也就高兴了几小时罢了，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打响了，这一枪枪法真准，直击大清政权的心脏，哪怕妙手神医在世，也已经没有活命的可能。而这致命的一击，谣言简直就像是那个扣动扳机的手指。

谣言是一种反权力武器

　　谣言的传播有放大和变形的效应，这个过程，其实美国心理学家早就用实验印证过：“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因为，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对谣言的“加工处理”之中，起着添油加醋的作用，使传言在口耳相传中不断被放大和走形，偏离最初的原样。

　　因此，谣言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个贬义之词，散布谣言者是无知的，可疑的，没有根据的，反常的。但是通过考察以上列举的谣言及其传播可以看出，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含有张之洞所说的盲目轻信的原因，为什么是盲目轻信所致呢？就是因为无知、盲目排外的中国人不能理解西方以及西方文明，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人们之所以无知，又往往与清廷钳制思想言论，实行愚民政策有关，既是如此，当局必然对民众实行十分有限的信息公开，导致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无知加渠道堵塞，谣言就像漫出大堤的水四处流动，无孔不入。当如水的谣言越来越高涨，就形成谣言之灾，成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反过来冲击钳制民众的这个制度大坝，力量强大之时，甚至可以将制度大坝冲垮。

　　通过考察上面列举的谣言，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影响大、传播广的谣言，不只是无知愚昧那么简单，它往往是有很坚实的社会基础，或是契合了某种社会要求的。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这样的谣言，很荒唐，但它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是因为确实有一些洋人、传教士凭借领事裁判权，骄横已久，包庇华人教徒，把教士、教徒搞得像优等人，民间滋长了一股反洋人、反洋教的心理，只要是适合于用来反洋人、反洋教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谣言还是事实，都会被民众相信，被利用，哪怕是以假当真。

　　谣言被信以为真，而当局的辟谣鲜有人相信，这说明当局的公信力已濒临破产。这是因为，民间对洋人、洋教的反抗经常得不到政府的呼应，其权威已严重下降，信任度急骤下滑。事实正是这样，此时的清政府对洋人基本上言听计从，对传教士的霸道行为一味姑息，洋人、洋教的权力越来越大，晚清虽然还维系着皇权统治，但公信力岌岌可危。当一个政权的公信力岌岌可危之时，同时意味着由这个政权维系的社会秩序也在一点点被打破，社会开始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晚清时期，这种无序表现为社会转型，重大变迁，列强侵略，政治衰弱，矛盾突出，社会动荡，纲纪败坏，人们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心理状态，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恐惧，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这正是谣言滋生的绝好温床，这下十分吻合美国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纳普，对战争中流行的谣言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一个结果。

　　谣言既是社会失序的结果，同时谣言也会成为重构社会秩序的推手。这样，谣言从一个结果变成一个原因，即谣言是社会无序的结果，可谣言会导致更大的无序，并以更大的无序来重构有序。当局对于谣言的处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处理得当，会为当局的公信力加分，而稍有不慎，则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直接摧毁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来重构新的秩序，这样，谣言又将减少。

　　在这个过程中，谣言变成了一种反权力“话语”，它是反权力者有意或无意地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来反对官方的话语，官方支持的，它就反对；官方反对的，它就支持；官方没有说没有做的，它说官方既说又做，这就是制造谣言。这样的谣言因为获得很多人的信任而变成一种反权力力量，而这正是革命造反者最需要的。比如我们知道，革命党在反清的过程中往往不惜制造、传播谣言来反政府，革命党办的报纸为了“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甚至公然变成造谣机器。

革命党人办的《苏报》可称“造谣先锋”，时不时造满清的谣。曾担任该报主编的章士钊在后来写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认：《苏报》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然“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有之……更离谱的是，《民立报》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中说：有人看见张勋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北洋军阀虽然面目可憎，但还不至于可憎到明目张胆地以吃人心下酒的离谱地步，如此大胆地造谣传谣实属惊人，已经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对这种造谣传谣的事，革命党人不认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认为是“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他们把造谣和传谣当成一种反权力的手段，当成革命的“美谈”。

　　客观来说，这些谣言有利于煽动民众起来反清，但这毕竟是用一种不文明的手段来反对不文明，是以弄虚作假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反映出革命党缺乏深入民众做思想启蒙的耐心，希望用一次革命来成就政治理想，这就已经决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变”的，但社会最坚实的专制土壤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些手段或可收一时之功，终究会贻害无穷，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革命胜利的果实终究守不住，后来被袁世凯拿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即便这样，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谣言确实是一种反权力——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谣言直接对掌握、裁决信息的当局发出挑战，用一种非真实的话语要求当局开口说话，用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来挑战当局的话语公信力和权力合法性，这样就构成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发话就发话，信息也需要进行公平的竞争，你在信息的竞争中失败，也会成为输者。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当当局对某一事件（如地震、传染病）讳莫如深，谣言反而纷起，它逼使政府回应事件，公布真相，某种程度上是要打破当局对信息的垄断，否则，民众就只有沉默无声了。

　　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来说，如果当局像《汉口中西报》所说的那样，站出来表明态度，说是只抓捕惩罚起义领导者，其他人既往不咎，应该可以息谣言以镇人心，而不是闷声不响，跟革命党玩谣言攻心战，谣言或许不会产生，即便产生，也不会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正是当局隐瞒了信息，小小的谣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权的地步。

　　但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专制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到保障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怎么可能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呢？那样一来的话，岂不是要将“皇帝的新装”大白于天下？自己那一套巩固政权，愚弄民众的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它必然会处处阻扼谣言的生产和传播，要求民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又因为民众的无知和信息渠道不畅而无法做到。这样，在专制之下，谣言永远无可消除，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的武器永远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其巨大威力来。

　　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谣言，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让谣言变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光靠“谣言止于智者”是不够的，因为智者总是社会的少数，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地靠自己的智慧来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与科学才能止息谣言，因为民主对症专制，科学对症愚昧。专制制造愚昧的事实告诉我们，唯有实行民主，权力得到约束，思想言论自由，信息渠道畅通，社会透明公开，才可能让科学和知识普及民众，而被科学和知识普及的民众才会更加坚定地追求和保护民主。这样，谣言无处藏身，也就走出了谣言如毒瘤一般长在社会身上的怪圈。  

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2-03-30 21:2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