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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晚年居台，其着述讲演，始终围绕着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复兴中华文化、重建儒学传统而展开。有关文化方面的着作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丛谈》、《文化与生活》、《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晚学盲言》等，有关历史方面的文字，也“皆以文化为中心”。

钱穆晚年对他一生着述曾做过这样的总结： “我一辈子写书写文章，大体内容，主要不外乎三项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亦即民族性；三是历史实证。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国历史来看，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11〕可见，钱穆一生学贯四部，着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後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他毫不掩饰他一生传道授业，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有一次，他在素书楼家中为学生授课，讲课将毕，他环顾学生，脱口说道： “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学生听後，如受电击，顿时胸热目润，气涌顶门，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这样的老师。”学生明白了，老师上课不是在讲书，而是在作战。作战是要拼命的，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来才行。难怪钱穆讲学，直到望九之龄，仍然那麽不厌不倦，那麽富有生命力。

20世纪是中国文化遭受西方物质文明冲击最严重的时期，在西方强力文化的震荡、冲击下，国人出现了认同危机，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内。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中，人们急於想知道他们是谁，属於何处，将走向何处去？台湾学者胡昌智在《怎样看〈国史大纲〉》一文中对此做了形象的说明：

欧阳锋在金庸的小说《大漠英雄传》里，有一次忽然忘记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不住打转，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近代史的人们并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是谁，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过去及过去中大家所熟悉的习惯、价值。可是，因为过去的一切是那麽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们的举止及行为中，因此，对“过去”的否定，无形中就是对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与欧阳锋比起来，人们得的虽然不是失心疯，但极度自虐自恨带来的痛苦又有甚于彼。

钱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中。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保留民族自身传统特徵，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根基和元气，这是他毕生都在为之思索的大问题。钱穆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认为除了挺身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大加阐扬和维护，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瑞典学者马悦然（Goram Malmqvist）说： “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12〕胡昌智说钱穆的着述，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认同。余英时也说他老师一生中的工作，在追求中国文化的认同，并为後人提供许多传统文化内部资源，以供国人选择，他甚至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诠释其师的志业，可谓一语中的。

钱穆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在文化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里，在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潮流中，他孜孜不倦地向国人阐述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气，目的在於想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寻找一条路径。钱穆所提出的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方案，其实就是所谓的“文化救国”。他曾多次指出，中国人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民族之前途，其唯一得救之希望，“应在其自己文化之复兴”。因此他把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视为一个时代的元气和灵魂，希望用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来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气，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指明一条路径。他说： “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的元气，是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的灵魂。我们必得有元气、有生命、有灵魂，始得解决我们当前的一切问题。元气断了，生命绝了，灵魂散了，一切也完了。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求我们此後的新生。”

按照钱穆的理解，“文化自救”有两条路径：

其一，在一般社会里，全中国人来一个广泛的运动，努力学做一个中国人，学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中心，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都应负一份责任。所以他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中国文化就在我们中国人心里。复兴文化应“从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开始”，因为“心的凝聚与团结，就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也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所以，“我们今天来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国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社会”。

其二，把文化复兴的主要力量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心力量就是知识分子“士”。因为“士志於道”，故常能“以道存心”。这里钱穆所说的“道”，即指中国的历史文化大统。既然“士”是“道”的承担者和实践者，他就应为中国文化承担道义和责任。

钱穆晚年十分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写有《中国的知识分子》，80年代初，他又连续发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等论文，在92岁告别杏坛的最後一堂课中，他也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来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钱穆一再强调说： “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说中国的士，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个和尚，或是双料和尚，而不仅是一个有知识的读书人。”〔13〕在钱穆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业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怀感。只有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否则的话，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拥有知识的读书人”。

钱穆认为，传统的士人精神，在当今功利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恶性膨胀中失落了。他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於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变成了一个没有重心、失去了灵魂的社会。所以他大声疾呼，在当今的社会里，应重新恢复 “士”的精神来做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应弘扬“士”的精神来重建民族文化之“道”。

钱穆的“士”是文化承担者的观点为他的学生余英时所继承。余英时把“士”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考察，写成《士与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发展和演变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余英时指出，中国有一个延绵不绝、近乎“一种宗教承担精神”的知识分子传统，从孔子“士尚志”、“士志於道”，曾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李膺“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士”阶层都承担着“知识”和“社会良知”的双重角色。因此，中国传统中的“士”，作为一个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类似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作用。所以余英时宣称，“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和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在今天的文化重建中，作为文化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应继续承担这一重任。这些见解，直接是对他老师钱穆的观点的继承。

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研究，对“士”精神的论证和弘扬，是钱穆晚年关心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讲什麽是“读书人”，什麽是“士”，讲“士尚志”，“士志於道”，士不耻“恶衣恶食”，“士任重而道远”，讲范仲淹的“先忧後乐”，讲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天下兴之，匹夫有责”，讲中国文化的韧性与生机，突然口锋一转，略带激动地说： “外边有人说我是什麽史学大师，又是什麽国学大师。我哪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是要当什麽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想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这才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它既是钱氏人生理想的真实流露，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担当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网 2010-07-15 08:3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