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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国有句老话：捧得越高，摔得越疼。此言关键，首在一个“捧”字。

    知人论世，持平是第一要义。褒贬过当，不是昧于事实，就是昧于良心。捧与骂一样，最终都可杀人，故有“捧杀”和“骂杀”之说。

    1934年鲁迅作《骂杀与捧杀》，其中讽及泰戈尔中国行。然而世易时移，他自己死后，却陷入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困境，被塑为宝相庄严的政治雕像，供于高冷的神龛，任国人三跪九叩、顶礼膜拜。

    这一幕，用周作人的话讲，“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

    再往后，轮到“三十年河西”，鲁迅从神坛跌落凡尘，摔成一地碎片，“抑鲁”遂成一股风气，当年神化有多高，如今贬斥就有多深。

    矫枉过正，莫此为甚。

    说到矫枉过正，鲁迅之外，孙中山是最鲜明一例。

    鲁迅为共产党所用，而为国民党所恶，孙中山则受到国共两党一致力捧，国民党尊之为“国父”，共产党誉之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孙中山的种种纪念，如改香山县为中山县、中山路遍地开花等，待共产党执政，几乎全盘继承，这可谓一种殊荣。

    作为宿敌的两党，所共同批判的人物，不难找到一堆，共同推崇、圣化的人物，除了孙中山，不知还有几人？

    然而孙中山如今的待遇，只怕比鲁迅还要不堪。

    台湾已经进入孙中山设计的宪政时期，设计者却被束之高阁、冷藏、遗忘。易智言导演的电影《行动代号：孙中山》，以孙中山为名，其人却非主角，只是一尊废弃的铜像，沉寂于学校的储藏室里，两个国中生试图将其偷出去换钱。

    这一幕，正有些政治隐喻的意思，不啻是现实的写照。

    在大陆，孙中山的处境则非清冷，反遭热议。

孙中山像在天安门

    在史料与观念的双重夹击之下，镀金的圣像渐渐褪色，露出凡胎的一面，甚而被指包藏祸心，一身病毒。

    就我所见，时人谈孙中山，正以贬损为主流，“一国国贼”、“千古罪人”、“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等，加诸孙中山身上，与“国父”、“先行者”的巍峨高冠恰成对照。

    为什么前后不足百年，孙中山的形象却遭遇冰火九重天？

    这一方面，可归因于史料的发掘和普及，使孙中山身上的阴暗面，由遮蔽而至曝光，由模糊而至清晰。

    譬如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当中，孙中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此前我们只知此事与袁世凯有关，成就了他卖国的一大罪名，实则正当袁世凯与日本人苦心谈判、博弈之际，孙中山却在背后补刀：

    该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人犬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中日盟约》，其内容虽仅十一条，向日本应允出让的国家主权与利益，则超过了《二十一条》。

    对于盟约真伪，学界尚有一丝疑虑，不过彼时孙中山与日本人勾结，请其提供武力与财力支持以反袁世凯，殆无疑义。

    1915年2月15日，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在上海《正谊》杂志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有“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之言，似在暗讽孙中山。

    史料之外，观念的开化，对孙中山形象的反转，更具决定作用。

    如对手段的反思，对共和的反思，对革命的反思，对苏联的反思，对袁世凯的重估，对清末新政的重估，对陈炯明的重估，对“联省自治”的重估等，皆在一寸一寸弱化、消解孙中山的光芒，甚至动摇了他的根本。

    盖在一些论者看来，无论革命还是建国，孙中山都功不及罪，辛亥革命的烽火点燃中国之时，孙中山这个美国人（1904年孙中山曾获得美国国籍，这一节，正为批判者所讥评）还在丹佛市一家餐馆打工，他匆忙回国，才是“窃取革命果实”，才是“窃国大盗”；

    民国肇建，若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屡屡与袁世凯为难，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许民主共和早已实至名归，故而言之，孙中山不是民国之源，而是民国的乱源，不是国父，而是国贼。

    这样的结论，便属矫枉过正。

    把孙中山从神坛拉下，却不该一脚踹进粪坑，打碎了被神化的正面，却不该在背面妖魔化。矫枉过正的结果，依然是一个片面的孙中山，一个僵化的孙中山，一个单向度的孙中山。

    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例。他与武昌起义，关系的确不大，然而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翌年发动广州起义，此后十余年间，其人为革命摩顶放踵，奔走万里，坚忍一心，屡败屡战，如此功绩，岂能忍心抹煞。

    诚然，他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一来规模有限，二来皆归于失败，但是，除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里还有必要引用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EdwardJ.M.Rhoads）的一个精辟论断：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

    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

    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滋养改革，我们切忌把革命与改革完全对立开来，两者有时正相反而相成，没有革命的压力，哪有改革的动力呢，清末的孙中山们与袁世凯们，恰是一体两面，体制内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对体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无资助和保护。

    论及势和造势，不妨说说该如何评价一位政治家。

    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为论定的标尺，不过却是枝节，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对世界潮流的预判与顺应。

    正如陈寅恪论学，提出“预流”之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政治亦然。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伟大的政治家能够“预流”，最伟大的政治家则可开创潮流。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人，可造时势。这正是孙中山所长。

    他不仅预见了浩浩汤汤的民主与宪政潮流，还为他的国家规划了通往民主与宪政之路。

    他囿于门户之见，行事不择手段，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卖主权等，这些过错与罪责，毋庸讳言，皆可非议，然而就其大节而言，开一时之风气，引一国之潮流，虽九死犹未悔，历百折而不回，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评论历史人物，第一贵在持平，如胡适所云，“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恶一人而不掩其功，爱一人而不饰其过，是非曲直，功过分明，才是论史的第一要义，矫枉过正，显然有违持平之义，本意还原真相，最终却成偏见；

    第二则在拓宽历史的视界，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时，而当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计较于一城一池，而当纵观一天一地。

    明乎此，即可“预流”，此后再来论史，便不至失之狭隘、偏颇，便可知百年兴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权势熏天，不过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时惨遭埋没，终将为公正的历史所铭记。

    就此而言，孙中山在台湾的落寞，如胡适在台湾的落寞，正是他们的成功所在，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俯身化作历史的基石。倘若“总理遗嘱”天天挂在世人嘴边，毋宁是孙中山的失败。

综合 2022-01-09 19: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