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经过及与王韬之关系

簡體傳統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撰写《上李鸿章书》，并开始筹划北上天津请愿之事。他在这封洋洋八千余言的请愿书里这样宣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人包括外国观察家，都把李看作当时了解西方、致力于中国富强的一流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是孙中山曾经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孙中山大学毕业时曾由校方推荐给李，虽然这事最终未成，但孙中山相信李鸿章对他的情况必定有所知悉。

　　孙中山为了这次上书作了许多人事上的铺垫，大概是这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他托已经卸任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写信给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准备到上海后通过盛宙怀的引荐再搭上盛宣怀这条线，最后能够接近李鸿章。

　　1894年3月间，孙中山偕同窗好友陆皓东来到上海。陆曾是上海电报局的领办生，而盛宣怀则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这一层关系似乎又为上书成功添了一枚筹码。在上海期间，孙中山拜访了他的香山老乡、着名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并在郑寓见到了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孙中山在大学时曾读过王韬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合译的英文版"四书五经"以及王韬发表在报纸上的不少政论文章，便把上书的内容也告诉了王韬并征询意见，王韬则在辞采上"重新替他加以修正"，并给在李鸿章幕中供职的朋友罗丰禄写了一封荐书。郑观应与盛宣怀极熟，又慨然提笔作书介绍。

　　柯文在所撰王韬传记中这样叙述他们的相逢：

　　1894年早些的时候，一个活跃而性急的年轻人，为了给这方土地上最有实权的官员李鸿章上书宣传改良主张，从华南家乡出发上路。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结识了一位颇为着名的主张改良的老者。这位老者帮他修饰上书，使之更易为人接受，又给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写了引荐信。这位年轻人便是孙中山，这位老者即是王韬。

　　持着盛宙怀、郑观应、王韬等人的引荐信，孙中山于6月间抵达天津。盛宣怀当时正在天津筹备办东征转运。据通行的孙中山传记，盛宣怀收到这两封信后，即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李鸿章其时正忙于处理因朝鲜问题引起的中日外交交涉，没有安排接见孙中山，但还是收下了他的上书。但据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是王韬介绍了李鸿章幕府中的洋务文案罗丰禄，递交了上书。但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这一劳师动众的上书归于失败的结局。

　　当孙中山一行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中日甲午之战已经爆发。他对这个病入沉疴的帝国已不抱任何希望。这年10月间，孙中山由上海转道日本至檀香山。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也正始于这一年。

　　柯文称，王韬的着作可能对孙中山产生过一定影响，但1894年两人在上海的这一相逢，却徒具"象征意义"：

　　前途无量的孙中山不久就以中国革命家而闻名世界。而王韬却在度过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后，于1897年5月，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都已预料到的巨变前夜，于黯淡中溘然长逝　

迷雾中的脸

胡适曾这样评说王韬：如果他是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大久保、大隈，至少也是西乡。这种评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肯定和赞扬了王韬的才华，另一方面又抨击了他置身的那个百疴丛生的时代。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思想家评传丛书里有一册《王韬评传》，称之为思想家。但是，尽管他头脑敏捷思路开阔，却算不上一位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他与官场广有联系，却从未谋得一官半职来推行他的改革主张。他不是外交官，但他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卓越贡献远非一名普通清朝外交官所能企及。他写过一些虚构性作品，如小说《淞隐漫录》，还撰写过历史着作，但他远不止是个小说家或者历史学家。那么他还是什么？报人？士绅？还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当我们透过时间的迷雾努力要去看清他时，他的面目却似乎更模糊了。或许，这辨认的指向越是具体、越是明确，离一个人的本相倒越远了。

　　由此我想到，在王韬这样的过渡性人物的身上，或许蕴含着比他自身的经历更为重大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他的遭遇和经历的困惑，也在同时代更多的人身上发生着。这样，尽管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价值却可能是巨大的。换言之，在走向近代的中国，他或许只是一块并不重要的跳板，但却是我们据以眺望和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绝佳窗口。这是历史中芸芸众生的意义，也是我现在以叙事的方式重新走近他的意义之所在。

　　就像费正清所说，近代世界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作为那个时代较早有海外游历经验的知识人，王韬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正在经历剧变。他对地球的"西北"（西方世界）与"东南"（中国）进行了一番比较，在刚与柔、动与静这一传统的中国语境里出人意料地表达了他的地缘政治学观点："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面对来自外面世界的威胁，只有求变，"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他这样表达他的有所保留的变革论："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在他的信仰系统中，"天"必将站在中国一边，"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因此知识分子要善于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而变的目的，就是"自强"，就是让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样强盛："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

　　1894年，王韬的生命已经可以隐约看见终点。世界的飞速变动，使得他那种局部变革观显得落伍。更多的表达民意的现代手段，也使得他在报界的地位不像在七十年代香港时期那样引人注目了。就在这一年，他亲眼目睹了曾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一页记忆的弹丸小国日本击败中国。病中的王韬对清军的畏葸妥协连战皆溃，深感忧虑与痛心：每得一音，辄欲拔剑斫地，把酒问天，而至于击碎唾壶也！也是在这一年早些的时候，他约见了一个从广东出发向李鸿章上书的南方青年，此人名叫孙逸仙。孙氏活跃而性急的性格和无畏的气质，给病中的王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是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多年以前挟策献书的自己的影子，王韬帮助他修改了上书，并给在李鸿章幕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希望正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三年后，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三日，王韬去世。

　　再一年，亦即1898年，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在仓促中实施，又在匆忙中拉上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