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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

10月12日，这个“两案辩护律师小组”就算正式成立了。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实行封闭式办公，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

17日，律师司司长王汝琪和司法部常务副部长陈卓领着我们开会，会上讲了司法部给我们定的工作原则。按照我的话讲，原则就是“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但可以讲罪行，态度好可以要求从轻处理。“事实不能动”，主要理由是这些事实都是经过几年反复的审查，肯定确凿无疑；“罪名不能动”，是说反革命性质不能动。你想作为律师来讲，辩护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把这两方面都封死了，还要律师干什么？不过我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因为这是业务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坚持也起到了作用。

会上宣布成立律师小组，组长是陈守一，让我和韩学章配合他工作。可是开会那天他就没来。散会以后，我陪陈卓又去找陈守一，说人都来了，小组正式成立了，您老人家是组长。陈守一坚决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他们全家都反对他做。但工作还是要推动啊，这样子陈卓又宣布：“守一同志不来，张思之同志作组长”，我就这么替了陈守一。这样律师组一共是17名律师，按说10名主犯，最起码应该有20名辩护律师，但一是挑人实在很难，二是当时也是寄希望于会有被告不找律师，先凑了这17个人再说吧。

我们讨论完工作原则后，整天就在那儿海阔天空的，设想律师参与这个案子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第一步我们要会见被告，会见被告可能遇见什么问题？大家就在那儿七嘴八舌地讨论。现在看来，我们是把当事人看成了我们的对立面了，所有这些原则都是出于对他们的一种防范。他们可能怎么攻，我们应当怎么守。甚至这样的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如果被告要跟你握手，你怎么办？当时我们说这要回避，我们不握。不过真正会见的时候，每一次空间距离都特别大，所以也没有握手的条件。

结合这些讨论，我们制定了一个“会见被告人注意事项”。你不要小看这个注意事项，这个也是要报“两案”指导小组批准的。这些文件都是我起草的，我要承担责任，这也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和业务水平，现在看起来真是惨不忍睹啊。

当时境外的记者一直到处搜寻这些律师的下落，想从律师这儿弄点情况走。虽然我们的纪律是不请假不能出门岗，但还是有人跟记者有过接触。

不久，一位叫潘乃刚的美国律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两案’中，中国律师的作用现在看来等于零”。我当时非常气愤，“两案”审判还没开始，从哪里看出律师的作用等于零了？我们的作用也许很大，也许是负面的，都有可能，但你要有根据。这件事之后，我们就从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搬到了第一招待所。

没有人愿意给江青辩护

尽管我们到位了，案卷和材料却在特别法庭那里，一直不送给我们。后来在我们一再强烈要求下，让我们看了一个录像。实际上是幻灯片，里面没有多少与案情有关的东西，只是反映了被告人在监狱里的活动，对于办案来讲价值不大。

离开庭还有7天了，才把案卷给我们送来。后来我就想，如果不是审判过程拖得很长，我们可以陆陆续续地看这些材料的话，我们是很被动的，因为材料太多了。你想啊，审查“四人帮”审了多少年啊。所以后来在总结工作的时候我就跟司法部的人讲，这种做法必须纠正，不然以后的律师很难做工作。

看卷之后就有一个分工问题。最早的时候，我们有过设想，比如王洪文需要律师，谁给他辩护；张春桥需要律师，谁给他辩护。大伙很自然地就有一个想法，谁去替“老娘”（江青）辩护啊？据我所知，我们这17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江青辩护。当时我跟上海的韩学章讲，如果“老娘”提出来要找律师，你做是最合适的了，第一都是上海的，第二都是女同志。韩大姐一口回绝：给谁做都可以，只有她绝对不行，甚至砍头也不行。

11月12日下午，江青明确提出，她需要律师。整个“两案”主犯里边，她是第一个提出来的。陈卓就跟我谈：“两案”办定了，让你去见江青。第一，弄清楚她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如果她真需要律师，就确定你做她的辩护人。

1980年11月13日，第一次见江青

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准确，1980年11月13日，我和华东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的朱华荣一起到秦城监狱会见江青。我当然是有情绪，江青这个人确实太坏太坏太坏，但是整个过程我都对自己讲，你要永远记得江青是你的当事人。

到了秦城监狱，狱警把江青的情况简单做了一个介绍，然后就说，你们有没有兴趣看看她的居住环境。我说应该看一看。那个楼是很长的那种楼道，里面有很多房间，只关了她一个人。牢房上边有一个监视孔，24小时有人监视她。房间有十七八平米，一个单人床，一个写字用的台子，一个小的卫生间，里面有抽水马桶。

我们等她的时候，狱警把她坐的位置都准备好了，谈话要有一张桌子，桌子前放了一把椅子，那就是给她坐的。江青进来后，捋了捋头发，手就按着椅子背，没有坐。这时候我示意她坐，她才坐下。那时候我就想，哎呀，真会演戏。“老娘”嘛，很刁的喽，她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的生人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呢？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想一想未必是演戏，把这看作是一种礼貌，可能更客观一些。我说人家是演戏，无非是联系了人家的历史，作出了主观判断，没有多少道理。

见了面我才知道，江青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委托律师人选，而且一共有四位。第一位是曾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的史良；第二位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的周建人；第三位和第四位比较特别，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她给我做了说明为什么要找这四个人：史良和周建人都是司法界的着名人士；第三个刘大杰，她说因为我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好，我信得过；第四个李敏，她说如果这三个人都不行的话，我找家属总还是可以的。按照她的说法，李讷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她要找李敏。我一听这四个人，前两个都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不可能，而且年纪都很大了；刘大杰当时也正在受审查，这个也不可能；李敏是家属，用家属做辩护人，我们的限制是很严的，最高法庭是不是能批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给她讲：“现在不是讲这四个人，是你愿不愿意找我们，或者你愿不愿意由特别法庭给你指定，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并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转而要求我和朱华荣先做她的法律顾问，回答她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找你们是跟他们辩，不是来跟我辩”

在谈话里，江青经常胡扯。她没谈几句话，就跟我说：“这伙人是法西斯，当时他们把我抓起来，摔在地板上，就再也不理我了。”这个情节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一听，心里窃喜：“老娘”也有这个日子，也会被人家摔，也摔了6个小时。多少人被你们摔了6年，你知道吗？但是后来通过种种材料我察觉，这是“老娘”的夸张。

江青接着说：“公诉人非常坏，还没跟我谈完呢，怎么就起诉了……”我回答她：“什么问题叫谈完了，什么叫没谈完，难道你叫我去审查公诉人？”江青就叫起来了，这是原话：“我要你们做律师，是让你们跟他们辩去！可不是让你们来跟我辩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江青跟我们说：“办我这案子不容易，这是我们党内的事。当然你们要办也可以，不过，你们要学习‘十六条’，学习‘九大’的文件，学习‘五·一六通知’。”我说：“江青，你离题万里了，我作为律师，学什么、不学什么，我比你清楚，我心中有底，这些事情可与案情没有关系呀。”她说，“你不了解，我们党内的情况相当复杂，不是谁来都可以替我辩护得好的。”我说，“这个事情与案情的关联性确实不大，至于说你对我们是不是信任，那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她讲：“那好，如果你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那你跟他们站在一起，你当然不可能来做我的律师，我跟叶、邓什么关系？”她停了停，“你知道吗？我们是对立的。当然了，如果不是对立的，我也不会到这里来。”后来她又停顿了一下，这个细节我记得太清楚了，她说“那当然，这话就讲远了”，她自己就刹住了。

谈话到这儿已经无法继续了，我再次问她，是否要法庭给她指派律师。江青说她要考虑一下。事实上，会见一结束，江青就告诉监狱的政委：“那个姓张的态度非常不好，又是官方派来的，我不要，姓朱的还可以。”政委还跟她讲，“那不行啊，姓朱的是助手啊，你不要他（张）要他（朱），这个有问题啊。”“那不行，我不要，我说什么也不要”，江青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后心里非常开心，真是松了口气。

应该再给江青一次机会

江青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最坏最坏最坏的，是祸国殃民的。给她辩护，不说自己的感受如何，全国人民都会骂你。所以我当时的思想观念，戴着江青辩护律师的帽子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和我一起去的朱华荣，是想给江青辩护的，对她也和颜悦色，特别温柔。后来我跟朱华荣还开过玩笑，我说：“华荣，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跟江青会见，有录像哦！”他吃惊地说：“真的啊？那怎么办啊？”

朱华荣的主导思想就是尽量争取让江青请我们做律师，让我们来办这个案子，他认为这个案子值得一办。现在看来，我们从法制的角度来考虑，江青这样的被告人，是应该有人给她辩护的，没有是个缺陷。做律师的人对这种案子应当有兴趣，不是因为办这个案子能出名，而是因为这个案子有很复杂的背景要你研究，有很多一般人设想不到的法律关系需要你琢磨。

如果让我辩，我也只有辩。但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思想水平，我都做不了什么。因为事实我敢碰，罪名我不敢动。

张思之与江青见面之后，“两案”审判组又重新指定傅志仁律师与朱华荣搭档，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这次效果就更差一点了，因为江青已经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要求你们是做我的代言人。傅律师就告诉她，我们律师不可以做你的代言人，我们可以做你的律师，可以做你的顾问。这样就彻底吹掉了，以后她也没再提找律师的事。

当时我的想法跟现在我的判断有个差距，当时我认为她是试探性的。事后我冷静下来分析这个问题，未必完全是试探性的，她还是愿意有律师为她辩护的。她说过：“我很需要人来为我进行辩护，一个是我身体不太好，我担心法庭上比较长时间的审判过程，我可能坚持不下来，我需要有律师或者有人来替我讲。另外一个，毕竟我对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完全了解，比如说我对法不是那么完全清楚，我也需要有人来对我进行帮助。”

会见之前，狱警把我和朱华荣的简历拿给江青看。她看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们是官方派来的，再进一步，是叶、邓派来的。用她的话讲，“你们是叶、邓派来的，叶、邓是我的仇人，你们能替我办事嘛？”所以她根本就不可能让我们去做她的律师。

如果当时指派律师她会不会接受我没有把握，但是现在看来，我认为应当指派，最好指派。没有辩护律师，从法制的角度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经过培训的证人

正式庭审前，特别法庭做过两次彩排，我们律师没彩排怎么辩论，但是都去旁听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找李纪周模仿江青，那小子伶牙俐齿，又了解案情，把那些人给玩得乱七八糟，都招架不住，说江青要这样可怎么办啊，可怎么审啊。

所有这些做法，都可以做某种理解。但只有一样，关于证人，对证人都是经过培训的啊。比如从上海调某人来，先培训几天。为什么在法庭上有一些证人跟江青闹得不愉快？那是培训的结果。证人也培训，这本身很荒谬。正式审判的时候，廖沫沙跟江青当场吵起来了，说话都非常难听。一提30年代的事情江青就火了，说“你是什么东西，你算什么东西”，把廖沫沙的火也挑起来了，两个人当时就吵起来，法庭都制止不住。这实际上是证人在庭上通过揭露被告人的罪行来表现自己。证人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应该集中表现为就他的所见所闻去证明或否定事实。但实际上，咱们的证人在法庭上做的是控诉被告人。因此，“两案”的审判，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

江青认为这是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

特别法庭从11月20日开始审判，审江青的次数最多，一共是六次。我没有都在现场。有一次开庭时，江青把我认出来了，还狠狠地瞪了我几眼。

江青最后是自己辩护的，我看了第一个感觉就是她真的需要律师，第二个就是她在胡闹了。她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她就是要完全恢复自己的原始思想状态，她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

我为什么觉得江青需要有人给她辩护呢？在法庭上，凡是关键问题，她认为确实有证据、赖不掉了，她就回答“我记不得了”，可这就等于是变相承认了，对不对？第二，凡不是致命的问题，她就说：“是我说的，是我做的，但我是受命的，某人要我做的”——那就冲着毛老人家去了，而这恰恰是“上面”最要回避的事情。在法庭上她就立即被打压，她自己的辩护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了。

其中比较精彩的一段，是法官跟江青辩论“谁怕谁”。当时审她的是法院副院长曾汉周，“老娘”当然不买他的账，曾汉周在她眼里算什么啊，“老娘”讲话态度就很傲慢。曾汉周把桌子一拍：“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江青开始的时候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什么？我要怕你？”“对，你要怕我们。”江青马上说：“怕你？你怕我！”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老娘”哈哈一笑，说：“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这一句话把曾汉周提醒了，真的，她怕过谁啊？所以“谁怕谁”的辩论到此结束。

最后宣判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江华审判长宣判：判处江青，死刑！到“死刑”这儿就停下了，江青跟着就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叶、邓反革命集团”。紧跟着江华又讲：缓期二年执行。他把“判死刑”和“缓期二年执行”中间停顿一下，我认为是有意的，就是要震慑她一下。而“老娘”的表现是不服，当时的判断是“老娘”大闹法庭。实际上，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个人，她并不畏死，死吓不了她，如果她认准了就是信奉毛泽东思想，自然愿意为之而牺牲。所以她开口就是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像这些细节，也能反映出她性格的另一面。我不是说江青好，不是，她有非常恶劣的地方，比如她欺负人，欺负护士，那是非常恶劣的，但你不能说她都恶劣。我们过去往往从概念出发，去判断一个人、一个事，先入为主。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以这样。

为李作鹏辩护

会见江青的当天，我们向陈卓同志汇报。他一听，就说：“好吧，江青的事就这样，咱们给‘两案办’汇报一下。”然后又说：“她不要正好，今天李作鹏提出来要律师。李作鹏这个人，脑子转得特快，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律师去对付他，你去吧。”我说，“他拿枪杆子的人，怎么会脑子转得特快。”陈卓说，“你不了解他，这个人应当说是破译密码的专家。伍总长（伍修权，‘两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告诉我，这个人特难对付，又臭又硬。在过草地的时候，伍总长是李作鹏的直接上司，很了解李，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

后来，张思之就和华东政法学院的苏惠渔去见李作鹏。李作鹏没在监狱，他因为有心脏病，在复兴医院治疗。复兴医院当时是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是给被关押的要犯治病的地方，是归公安部管的。居住条件好些，但门口有人守着，还是监狱里的待遇。

见李作鹏很顺利，我们说做他的辩护律师，问他同意不同意，同意就签了委托书。把手续办完，就问他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放飞林彪”。

李作鹏一直就不服，而且他不是狡辩，他讲：“是我李作鹏的，我绝对不推，我自信我的两个肩膀撑的起。不是我的，休想放到我头上。”应该说，李作鹏还是一条汉子。后来审判的时候，邱会作在法庭上跪下了，吴法宪一再装模作样地讲，怕林彪，服从林彪，拍过林彪的马屁。李作鹏自始至终，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

江青认为这是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

特别法庭从11月20日开始审判，审江青的次数最多，一共是六次。我没有都在现场。有一次开庭时，江青把我认出来了，还狠狠地瞪了我几眼。

江青最后是自己辩护的，我看了第一个感觉就是她真的需要律师，第二个就是她在胡闹了。她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她就是要完全恢复自己的原始思想状态，她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

我为什么觉得江青需要有人给她辩护呢？在法庭上，凡是关键问题，她认为确实有证据、赖不掉了，她就回答“我记不得了”，可这就等于是变相承认了，对不对？第二，凡不是致命的问题，她就说：“是我说的，是我做的，但我是受命的，某人要我做的”——那就冲着毛老人家去了，而这恰恰是“上面”最要回避的事情。在法庭上她就立即被打压，她自己的辩护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了。

其中比较精彩的一段，是法官跟江青辩论“谁怕谁”。当时审她的是法院副院长曾汉周，“老娘”当然不买他的账，曾汉周在她眼里算什么啊，“老娘”讲话态度就很傲慢。曾汉周把桌子一拍：“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江青开始的时候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什么？我要怕你？”“对，你要怕我们。”江青马上说：“怕你？你怕我！”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老娘”哈哈一笑，说：“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这一句话把曾汉周提醒了，真的，她怕过谁啊？所以“谁怕谁”的辩论到此结束。

最后宣判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江华审判长宣判：判处江青，死刑！到“死刑”这儿就停下了，江青跟着就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叶、邓反革命集团”。紧跟着江华又讲：缓期二年执行。他把“判死刑”和“缓期二年执行”中间停顿一下，我认为是有意的，就是要震慑她一下。而“老娘”的表现是不服，当时的判断是“老娘”大闹法庭。实际上，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个人，她并不畏死，死吓不了她，如果她认准了就是信奉毛泽东思想，自然愿意为之而牺牲。所以她开口就是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像这些细节，也能反映出她性格的另一面。我不是说江青好，不是，她有非常恶劣的地方，比如她欺负人，欺负护士，那是非常恶劣的，但你不能说她都恶劣。我们过去往往从概念出发，去判断一个人、一个事，先入为主。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以这样。

为李作鹏辩护

会见江青的当天，我们向陈卓同志汇报。他一听，就说：“好吧，江青的事就这样，咱们给‘两案办’汇报一下。”然后又说：“她不要正好，今天李作鹏提出来要律师。李作鹏这个人，脑子转得特快，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律师去对付他，你去吧。”我说，“他拿枪杆子的人，怎么会脑子转得特快。”陈卓说，“你不了解他，这个人应当说是破译密码的专家。伍总长（伍修权，‘两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告诉我，这个人特难对付，又臭又硬。在过草地的时候，伍总长是李作鹏的直接上司，很了解李，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

后来，张思之就和华东政法学院的苏惠渔去见李作鹏。李作鹏没在监狱，他因为有心脏病，在复兴医院治疗。复兴医院当时是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是给被关押的要犯治病的地方，是归公安部管的。居住条件好些，但门口有人守着，还是监狱里的待遇。

见李作鹏很顺利，我们说做他的辩护律师，问他同意不同意，同意就签了委托书。把手续办完，就问他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放飞林彪”。

李作鹏一直就不服，而且他不是狡辩，他讲：“是我李作鹏的，我绝对不推，我自信我的两个肩膀撑的起。不是我的，休想放到我头上。”应该说，李作鹏还是一条汉子。后来审判的时候，邱会作在法庭上跪下了，吴法宪一再装模作样地讲，怕林彪，服从林彪，拍过林彪的马屁。李作鹏自始至终，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

2022-12-08 19: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