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成熟期，也是高峰期。画家多、画法多、传世作品多。从战国至唐，流传至今的绘画作品一共不过百件，而宋朝一个朝代就有千余件。

美国人对中国画的兴趣与研究，正是从宋画开始的；直到他们买下一大批，才总结出一点经验，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

中国大陆至今仍是收藏宋画最多的地区，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也是宋画收藏和研究的世界级重镇。“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他们的研究水平全面超越中国大陆。”

83岁的中央美术学院退休教授薄松年一点都没给同行留面子。

2014年11月1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的宋画国际学术会议闭门会上，这位操着一口浓重保定腔的特约嘉宾，对12名来自全世界的学者论文一一点评，对其中一半以上都表达了不同看法。

薄松年当年的学生，同样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副教授黄小峰是被“看法”的学者之一。他为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婴戏、辟邪与采药：寻觅宋画中的端午扇》有一处注释，标明此处引述来自宋人孟元老的笔记着作《东京梦华录》，被白发苍苍的薄松年抓住：“《东京梦华录》我滚瓜烂熟，（这句话）不是里面的！”

这次会议的讨论气氛友好，但不无较真儿；与会者们当场打开电脑，上网。“我们帮薄老师验证了一下记忆力，”黄小峰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还真没记错。最后发现，是我把注释标错了。那句话是来自南宋的另一本书，《岁时广记》。”

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其中包括80岁的美国着名艺术史家、耶鲁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班宗华，每个人都带来了一篇关于宋画的论文，准备结集出书。这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少有的大场面。

敢于举办如此规模的宋画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很大程度上的底气来自出了一套重量超过100公斤的书：《宋画全集》。这套书由浙江大学与浙江省文物局共同出版，收录了分布在全球一百余家机构与个人手中的大量宋画。

“如果没有这套书，我想很难有这个（举办学术会议的）想法了。”会议主持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教授说。

世界上精度最高的底片

说是一套书，其实并不确切。启动快十年了，《宋画全集》仍然没有出齐。

它分七卷，每一卷有若干册，每一册的重量都在四五公斤，售价约4000元。目前，这套书共出了22册。第一卷，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作品；第二卷，上海博物馆收藏作品……第六卷是欧美、第七卷是日本收藏作品。根据作品多寡，每一卷的册数都不同。

浙江大学做这件事，理由很朴素：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最初的想法只是编海峡两岸故宫的宋画图册。“我说：那么人家两个故宫自己弄就行了，需要你浙大干什么？我们干脆做一套全世界的宋画。杭州是南宋的首都嘛，名正言顺。”《宋画全集》执行主编、现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5年全集编纂工作启动后，很快成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

三百余年的两宋，连同五代、辽、金，至少上千件纸本、绢本绘画作品分藏在全世界一百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手中。假设它们拿到拍卖行去，基本每张都能估出上亿元的价格。要把它们搜集齐全，用8×10英寸反转片一一拍成底片，印制出书，其难度可想而知。

明清以来的古籍文献、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图录、国际着名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的报告、文物鉴赏专家的研究着作……为了弄清楚“世界上的宋画都在哪儿”这个问题，搜集资料用了近两年时间。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服这一百多家博物馆合作，把这些秘不示人的重宝拿出来。根据国内的文物管理与评级制度，宋画一般都被收藏的各大博物馆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5年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是《宋画全集》的策划者兼总主编。他任内成立的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是《宋画全集》的执行编纂部门。

工作团队迅速兵分两路。

一路，由时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带队，向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委打报告，请求全国各家收藏宋画的文物部门、文化部门，协助拍摄。从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表态全力支持到国家文物局致函浙江表示同意拍摄，用了一年多时间。

有国家部委的公函，就有了通行证，但还不够。

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工作进度很慢。浙江方面一一拜访一些博物馆及其上级文物部门。

另一路，则向海外所有收藏宋画的机构发去公函，请求支持。根据欧美、日本等国的惯例，只需向收藏宋画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直接提出申请，商谈细节，约定时间，再去拍摄即可。最终，涵盖欧美、日本的最后两卷最先出版。

南京六合画家村，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名画《千里江山图》被复制上墙。 （CFP/图）

被盗走的国宝

从日本回来，《宋画全集》副主编、55岁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晓明的右臂累伤了，整整到医院治了一年。

为了节省经费，他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出差人员。一百多公斤重的专业照相器材，经常只有他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扛。这套书经常要求能将原画的局部放大到150%翻拍，甚至更大。为了保证图像质量，能自己派人拍的尽量自己拍。也有些博物馆出于“面子”或规章制度的问题，坚持由馆方拍。

有张曦的支持，浙大的校内校外资源被调动起来为《宋画全集》服务。浙大校友总会负责联系分布在相关国家的浙大校友，协助翻译、联络关系；历史系、中文系参与审校、鉴定，外语学院参与作品信息的翻译，艺术学系、艺术研究所参与文献的梳理、撰写，文化遗产研究院鉴定画上的印章、考释……

“非常有益于浙大艺术学科学术能力的提升。”金晓明说，做完《宋画全集》，浙大出了好几位以宋画为论文题目的博士。他本人也受益良多，尤其是熟悉了海外宋画的收藏分布、流传情况。

宋代的杭州是佛教重地，日本频繁派出僧人来此求佛学法，很多人都会携带一些佛教题材的绘画归国。在日本现存的宋画中，很多都是寺庙收藏的佛教题材，佛祖涅盘图、布袋和尚、达摩像、罗汉图……近千年来，中国本土寺庙收藏的佛教题材绘画反而因朝代更迭等，毁坏殆尽。日本藏宋画正好成了美术史中重要的补充。见到“杭州来的”拍摄组，绝大部分日本寺庙都比较爽快地配合了拍摄工作。

京都五大寺院之一东福寺甚至拒收版权费用。近800年前，日僧圆尔弁圆入宋求法，最终拜在杭州径山寺的无准师范门下。回国创立东福寺时，圆尔带了无准师范的顶相图（肖像画），作为继承师法的凭证，也是对老师的纪念。800年来，东福寺奉圆尔遗命，每年纪念无准师范的生日。

无准师范的顶相图和圆尔本人的肖像画，成为他留给东福寺的镇寺之宝，这次借《宋画全集》重新回到中国。“顶相图对日本的佛教人物画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画种形式。”浙江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林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为这两张图撰写了说明。

受邀参加会议的日本东京大学学者板仓圣哲也参与了《宋画全集》的工作。他为日本皇宫收藏的一幅《萝卜芜菁图》配的图版说明中，对其来历做了详细的考证：这幅画传为宋僧牧溪的作品，15世纪初期由明朝皇帝赠给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后几经辗转，1887年转赠给明治天皇，成为皇室收藏品。

美国收藏的宋画则多为百余年来私人购买和捐赠。班宗华教授在学术大会上用汉语朗读自己的论文《清末宋画的发现》，引来阵阵笑声与掌声：美国人对中国画的兴趣与研究，正是从宋画开始；直到他们买下一大批，才总结出一点经验，发现其中不少是假的……

班宗华的老师，是1948年由华赴美的世界着名艺术史家方闻。这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华人教授桃李满门，1980年代，世界各大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基本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也是这次举办宋画学术会议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倡建者之一。

宋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成熟期，也是高峰期。画家多、画法多、传世作品多。从战国至唐，流传至今的绘画作品一共不过百件，而宋朝一个朝代就有千余件。宋画研究在各国的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界都是重头戏，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美术到13世纪到达了一个高峰。

1962年，在美国巡回到旧金山的“中国珍宝大展”上，年轻的班宗华为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折服，第二天就决定放弃绘画，投入中国艺术史的研究。

除了北京故宫，国内宋画收藏的重镇是上海博物馆与辽宁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的主要收藏来自捐赠。从陈毅开始，上海历任市长都要亲自接见重要的文物捐赠者；上博还采取多种手段鼓励、酬谢捐赠者，比如办寿宴、付医疗费，甚至买房子。《宋画全集》的第二卷，共收录了上博的72件作品，包括赵佶的《柳鸦芦雁图卷》、梁楷的《八高僧图卷》等。

辽宁博物馆的宋画多来自清宫旧藏。溥仪当年以“赏赐”自己的两个弟弟为名，将一大批故宫文物偷运到天津，后又运到伪满洲国“首都”长春。1945年，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其大部分藏宝最终被刚刚成立的东北博物馆（今辽宁博物馆）获得。《宋画全集》的第三卷共收集39件宋画，大部分来自这批被皇帝盗走的国宝。

而它们的一个“同伴”，金画《文姬归汉图》则在战乱中被人偷走，1962年才被吉林省博物院寻回，收藏至今。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二祖调心图》，据传为五代宋初时擅长佛教题材的画家石恪所作，曾藏于京都正法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如何避免“道德问题”

浙大在海外的宋画寻访工作，目前还未能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涵盖所有博物馆等机构的收藏品。

每个参与寻访工作的人都感到尤为可惜，但“着眼点”不同。

许洪流引以为憾的，是日本京都清凉寺的藏品，16幅笔法古拙的北宋《十六罗汉图》。想了好多办法去联系，对方僧人坚持不见面。金晓明则始终放不下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大德寺曾经将此画向外展出过，但不愿参与合作，理由是：不能对外。

浙大甚至请了方闻教授出马——他青年时曾在大德寺待过，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便以这套《五百罗汉图》为题。八十几岁的方闻从美国飞到日本，还找了板仓圣哲陪同，对方的负责僧人就是不松口。“如果同意合作，光这一套作品就值得再出一册。”金晓明说。

更大的缺憾是在台湾的藏品。已故着名鉴定专家杨仁恺在其着作《国宝沉浮录》中称，国民党去台时，分三次带走了约八千箱各类国宝，几乎件件皆精，其中就包括二百余件宋画。由于诸多原因，台北故宫所藏宋画，未能出现在《宋画全集》中。

对这套书，学术界普遍评价很高，但也有争议。2014年8月，已故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的夫人、92岁的女画家陈佩秋接受媒体访谈，公开批评了《宋画全集》。她的意见，主要是鱼龙混杂。“现在就应该是每个博物馆里的人合起来，把《宋画全集》真伪的问题统统搞清楚。”

《美术报》不久刊登了一篇对《宋画全集》有关人员的采访：《构筑宋代绘画和文化研究的平台》，作为回应。核心论点是：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

“再鉴定三百年也一样有争议。”金晓明说。

1983年，由文化部等部门牵头，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组成“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对全国文博系统的馆藏书画进行集中鉴定，本次《宋画全集》入编的国内藏品，基本都经历过七人小组的鉴定。对海外藏品，则以海外博物馆和相关艺术史家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再组织专家讨论，决定入编目录。但无论是鉴定小组，还是海外艺术史家讨论，对很多书画都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某幅作品是不是真迹，某幅画属于哪个时代，“谢稚柳和徐邦达就经常吵架。”许洪流说。

鲜为人知的是，当时个别地方博物馆并没有把最珍贵的文物拿出来鉴定。“他们怕一旦自己馆的文物被鉴定为珍品，可能一道命令文物就调走了，损失更大。”

《宋画全集》编委会为入选画作定了自己的标准：对内，只收公立文博系统的收藏，私人收藏品一件不选，“怕有利益问题、道德问题”。对外，对日本个别流通有序的私立博物馆和文化机构的部分藏品，进入备选；而其他入围作品，一律按国内标准执行。

《宋画全集》的图版说明，每篇几乎是一篇小论文，作品的学术争议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金画《文姬归汉图》，连主题都有巨大争议：画的到底是蔡文姬归汉，还是王昭君出塞？

谢稚柳认为是昭君出塞，“金人每好作明妃出塞……”杨仁恺也持相同看法。但另一位鉴赏家苏行均却不主张改动此画的名字。理由是该画自明朝王士祯、清乾隆时即已定名，已经进入历史；另外，画上没有昭君出塞图的关键符号：持琵琶的侍女；女主角全身上下均是胡装，似从胡地归来；从该画胡官的外貌表情等分析，亦应是文姬归汉，而非昭君出塞。

故宫副院长也只看过这一次

“专家不是一两天能培养出来的。”开完闭门会第二天，缪哲在主持学术会议的间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参加学术会议的部分专家还要继续留几天，参与其他工作——来一趟不容易。这次来参加学术会议的12位学者，10位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有黄小峰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辉。

中国大陆至今仍是收藏宋画最多的地区，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也是宋画收藏和研究的世界级重镇。“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他们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中国大陆的。”许洪流说。

除了公开展览，在大陆很难看到原作，这是研究的第一难点。每次打开，都可能意味着国宝的一次损伤。黄小峰说，出版《宋画全集》，才让他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地对很多宋画进行观察。

即使故宫的专家，看次原作也不容易。《宋画全集》收入了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作品《千里江山图》，青绿设色打开以后可能会剥落，原故宫博物院分管副院长肖燕翼十几年来也只看过这一次。对文物的严密保护，无形中也限制了它的利用价值。

而在中国大陆之外，这一问题并不突出。缪哲在美国几个博物馆申请看古代美术品的原作，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他很自觉地让工作人员负责搬动和打开，自己并不动手。“说到底，是一个财产权和责任的问题。现在，这套《宋画全集》，可以说解决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研究障碍。除了极少数研究必须看原作，正常的研究，看这套书就行了。”

收藏宋画的海外博物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收藏了一套单价8万余元的《宋画全集》。

早在2010年9月，《宋画全集》大部分编撰完成时，浙江大学已决定将其拓展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继续编撰《战国-唐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和《清画全集》。虽然需要面临一系列老问题，如同样对海内外收藏机构走一遍申请程序、重新拍摄，但毕竟轻车熟路，这项工作做得快多了。目前，《元画全集》已经印刷出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