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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真正的作家，都是敞开胸怀，一都是当作姊妹兄弟的。

    希望中国的作家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

    为建设祖国而努力。

    祝你好！丁玲9月9日我认为，她是诚恳的，我给《中国》寄了一篇小说。

    我对她的确没有误会，这显然是她的误会。

    我从来没有瞬和她深谈过，是因为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人各有志，我对她很理解，但不能苟同。

    人，砸碎别人强加的精神桎梏，比较容易；砸碎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桎梏，却很难，因为自认为那是闪光的项链，而不觉得沉重。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恨那怯懦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

    我们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甜言蜜语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怯懦的表现。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作为后辈对前辈，我和她没有任何隔阂，一如50年代，我同她，喜欢她。

    但我没有向她表达过，因为我不善于表达。（星统夫人别腹黑）

    她很好强，也的确是一位强者。

    她很强，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

    对于她，委屈比苦难对她的伤害要大得多。

    在晚年很想办好《中国》，团结老、中、青年作家。

    可惜，由于时代和她自身的局限，在她还没有把中国人的劫难以及文学的劫难的深层原因梳理清楚之前，就与世长辞了。

    我的悲剧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难逃。

    1957年9月中旬，我不能继续参加反丁陈的那个大会，云南省委书我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治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和判。

    因为春天我在途经昆明的时候，参加省委宣传部的胡风一次会议上，讲过一次人话。

    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短华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划为右暂派。

    而比他职位更高的一位领导人坚持要把我划为右而又派，我和那位领导人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分工领导军队长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萧华，总政创作室的右派多，正好久说明萧华不称职。（暗夜姬：拍卖绝版妖殿）

    我不得不在深秋季节，千里迢迢，远的因赴昆明，接受批斗。

    总政创作室，在我之前，已经有公缘刘、徐光耀、樊斌、何孔德等定为右派。

    我的问题由于上层意见的不统一，拖到1958年的春天还没定案。

    创作室主任虞棘在创作室的会议上，吞吞吐吐地希望不要把白桦划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的态度，同时，也把周扬在某次讲话中的意见说了出来。

    进入深秋以后，周扬感到在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有过是不是可以宽大一些的表示。

    虞棘的言，立即遭到创作室副主任等人义愤填膺的反对，他们反驳虞棘说：让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

    徐光耀已经划成了右派，白桦也应当划成右派。

    可见在政治运动中，无论多么左都不会错。

    而且，即使像萧华、周扬那样的高级干部，如果在飞速左转的战车背后助一臂之力，他们的确力大无穷；如果试图去阻挡一下，不仅无能为力，一不当心，自己也会被卷入车轮之下。（西界封神）

    因为向左转的战车，从来都不会装上刹车装置。

    创作室的积极分子们突然把矛头指向虞棘，指责他一贯右倾，姑息养奸，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为右派。

    天啊！总政创作室刚刚成立一年多，虞棘哪有那样大的能量呢！他百的革命资历很长，抗战时期在胶东地区是一位权威的剧作家，几乎当地所有的秧歌剧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但在政治斗争面前，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因为他太了解其年中的利害了。

    虞棘当场昏倒，并立即送进北京医院，才没有继续对他施加压力。

    这些关于我的会议，我都没有资格参加。

    好心的小秘书经常向我透露一些内，所一以，我一直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角色的转换。

    1958年春天，由军事法庭宣判开除军籍，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此被逐出文学界，逐出公开的社会生活。

    瞬1957年以后，作为右派分子，我常常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一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当你一旦被一个有权威的人指称为琵琶（鬼）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和近邻就信以为真，对你群起而攻之，把你当成祸害一切活人的鬼。

    焚烧你的房屋，有理；打你，也有理。

    把你驱逐到琵琶（鬼）寨，所有的亲人都和你断绝关系，你立即成为一个行动在阳光下的幽灵。

    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傣族这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多么地相似啊！我再也没有莲花池时期那种对客观世界的过高希望和自尊了，所以也就没有在莲花池时期那样深重的痛苦和困惑。

    此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

    都是在极端权力的控制之下，以文艺批判为先声，先行定罪，挑动群众，施行残酷批斗，抄家封门，私刑逼供；叛卖自保，告密有功，腹诽立案，任意株连。

    污蔑、羞辱、囚禁，甚至处决人，都不需要任何程序。

    不同的只是：这种任意践踏公民的行为，在神我州大地上无所不在地肆虐，受害人从知识分子扩大到党和政干部和普通居民罢了。

    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胡风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短剪断了。

    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暂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

    而是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而又有了默默的思索。

    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长光里枝叶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久在1979年收到胡风的来信和赠诗之前，我一直都的因以为胡风不可能活着从双重牢狱（一重是客观上造成的缘冤狱，一重是自己的心狱）里走出来，因为有许许多多优秀知识分子没能活着走出来。

    结果胡风活着走出来了，除了极少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人都热地迎接了他。

    他的复出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却雄辩地说明：中华民族良知未泯！一直到1984年，我才在北京他的寓所和他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我特别奇怪并为之黯然的是：他在1979年11月14日给我写信时的自由心态和热竟会荡然无存！他在信里不是曾经答应过我吗？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当我和他见面时，他不仅没能一笑，可以说是一言未。

    是因为他对和我同去的那位风派朋友有戒心？还是因为醒来时反而失去了梦中的天真？他复出以后写的那几篇短文能说明他么？他不是有了人身自由吗？看来，人身的自由和人心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总之，很费了我一番猜测。

    我在国外经常遇到一些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的作家们都在干什么？即使是从数量上来说，作品为什么如此之少？我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回答他们，这篇文章权当一个比较能够百说明问题的回答吧。

    1998年7月16日于上海

网载 2015-09-08 22: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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