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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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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保守派”闻名于世的辜鸿铭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娶于东洋，官于北洋，常被人戏称“东西南北之人”。在博闻强记、嬉笑怒骂之外，他从1893年起就追随张之洞辗转广州、武昌、南京，协办邦交事务。每遇中外交讧之不平事，辜即捉刀着文，历陈报端。

义和团运动前后，“黄祸”之论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辜鸿铭先后在《日本邮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发表文章，为中国名教据理力争。下面的这份史料取自1901年刊行的《尊王篇》（原文为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即《写自总督衙门的论文》）。辜鸿铭在这篇以拉丁文为标题的社论中旁征博引，通过西人观念语汇印证中国现象与事件，充分展开了对慈禧与义和团事件的辩护，并表达了对康有为等“改革派”人物的批驳。

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箴言

“请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的军队。”

——戈登发自毛里求斯的信

中国的事态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有奉行“先强权后公理”的信条，非诉诸武力不可。然而，我却毋宁倾向于赞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意见：即他在克里丹危机之后所表达的、支持舰队司令反对外交官们以应付那个困难时期的看法。同样，在中国这儿，自这场危机爆发以来，列强们所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也是联合舰队司令所发布的那封重要的通知。正是这个适时而发的通知，使得中国南方各省的督抚们，能够使辖内之民得以避免正在北方蔓延的那种恐怖。

然而此时此刻，所有有头脑和责任心的人们要问的问题是：“公理还靠得住吗？”对此，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已经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果公理仍然可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办？为了有助于回答这第二个问题，我通过公共报刊媒介提出下列建议：

首先，列强应尽快同意充分而清楚地说明此次联军进兵中国北方的目的，以及他们关于中国未来的打算；并应指派专人，授予其足够的权力代表他们，去公开地、权威性地向中国人宣布这一消息。

其次，除非列强决定承担管辖和统治中国人民的责任，他们应首先立即公开地、严肃地保证在对待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时，与对待皇帝陛下一样，不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力、地位和名誉。

为此，我进一步作如下说明：

其一，总督、巡抚以及所有现在直接间接地对中国的良治和秩序负有责任的人，都绝对不同情上海的外国报刊所谈到的所谓“改革党”。

其二，所谓“改革党”在国内散布的，上海外国报刊又加以附和的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及其法定权威之感情的断言，绝对虚妄，毫无事实根据。

其三，中国最根本的国法，基于孩子绝对服从于父母（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治体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得到绝对的认可而毫无疑义的。

其四，所谓“改革党”在国内的党徒和上海外国报刊所散布的种种谣言，连同那些被用来诋毁皇太后陛下的品德、动机和所谓反动政策的毫无根据的报道，以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很大程度上为导致目前的这场灾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些谣言，助长了在外国使臣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制造猜疑，破坏彼此之间良好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皇太后陛下以自由、自信和坚定沉着的态度，去处理帝国政府目前所面临的许多新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声明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后，我想进一步对这些声明所包括的一些观点提供几点意见，它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观点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改革党”。外国人偏爱并支持该党，因为这些“改革者”声称他们拥护进步以及西方文明的事业，是外国人的朋友。然而，用不着讨论这些观点拙劣和知识贫乏的年轻狂徒对“进步与文明”的滑稽模仿，只需好好问一问这些头脑发热的狂徒为什么要盼望中国进步和强大就足够了。人们可以从康有为最近发表的一篇直抒胸臆的文字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此文翻译和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那些所谓的改革者不知不觉地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

公正地说，人们对“改革”运动的支持被夸大其辞了。运动初起之时，它的确得到了好人和热心公益的人们的支持，因为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感到了极大的耻辱。但是，同所有政治运动一样，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政见，并引起了国民的不满。所有这些政见持有者可以归结为两派：一派由热心公益、富有经验，有判断力和辨别力的人组成，他们想要改革和进步，即凡是西方文明中同我国国情与“长治久安的良治事业”和谐一致的东西，他们都要尽可能加以采纳。另一派可以称之为“过激派”，它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这些人自称是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又缺乏判别能力。他们要求连根带枝的改革和飞速的进步，毫不顾忌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甚至于连毁灭帝国也在所不惜。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和野心。他们愚蠢地想象，由此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至西方民族那般的富强和繁荣。这就是康有为及其党徒的那一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居然能从外国人那儿得到如此多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人所以叫嚷“改革和进步”，因为他们尽管渴望和羡慕外国人的富强和繁荣，却憎恨外国人，仅是这种羡慕和渴望本身，便能导致一种极度的憎恨。他们也恨皇太后陛下，因为他们认为皇太后太过于稳健了。

在我看来，外国报纸上关于皇太后陛下所谓的反动政策、及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恶劣影响的断言，是愚蠢、放肆、鲁莽和毫无道理的。要证明适时与此截然相反，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仅不反动，而且事实上中国能有今日，正应归功于她的稳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这是一个久经磨练，有四十年统治经验的国家元首深思熟虑的政策——此时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影响，乃是中华帝国稳定与统一的唯一保证。

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兹举以下一事，足可见到一斑。1861年，当皇太后陛下与已故的东宫太后陛下一道，辅佐已故的同治皇帝陛下，垂帘听政的时候，帝国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的掩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翎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最终，她得以消灭可怕的叛乱，使国家逐渐恢复到往日的太平状态。

我已经谈到过“改革运动”的兴起。我曾说过，这一运动起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士大夫和统治阶层因忧心国是而产生的极度的耻辱感和绝望感。在运动刚刚兴起和突然急剧泛滥的时候，正如我曾指出的，它包涵着许许多多的倾向和形形色色的观点。在中国统治阶层中，一度还存在过不同派系之间互相攻袭，几乎导致政府崩溃、帝国瓦解的急迫危险。说也奇怪，正如在所有国家政治的危急关头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出于彻底的绝望，加入到，或更确切地说，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无赖与收税人派。后者把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搞得混乱不堪。皇太后陛下闻知此事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渴望且极其需要的休养退隐，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掌管国政。现在人们都看到了她是如何应付时局的。她以其天生而老练的政治家的明细和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发现，在所有的政治危机中，两派对于国家最大的危险，在于那些极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动手给两种走极端的人——极端保守派和过激派的首领以迅速、严厉而果断的打击。她摘掉了帝师翁同龢的一切头衔，不过对其所作的处置还算宽大。至于年轻的、肆无忌惮的过激派康有为及其门徒，一般舆论，甚至是士大夫阶层，也没有吁请给予宽恕。因此，她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人中最劣迹昭彰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因为他们在中日战争后，企图利用国民的不满，假借进步观念施行诡计和欺骗，夺取国家政权。这样，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她就控制了举世，使国家渡过了危机。

她之所以成为帝国稳定的保证，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能力和政治家的才干，她的实际影响要远为深刻。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迭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她在中国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原因应在于此。在我看来，这也是康有为及其党徒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标志。

在此，我忍不住要指出，对于上海的外国报纸自以为是地、不正当地非难和不合宜地诽谤皇太后个人品格的运动，留待我这个中国人来首先提出抗议，这对于在华外国侨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在这里，如此多背井离乡的外国人得以安家落户。且不提她高贵的身份和崇高的地位，作为帝国国母，外国人在她的国家里实际上过着客人的生活。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突然死去，对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但爱德蒙柏克那句不朽的名言说得好：“在欧洲，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我来谈谈我要谈的问题中最难的部分。它难，并不意味着我对所谈问题的缘由在理解上有什么危险或偏见，而是因为激起目前事变（义和团运动）的那种强烈的情绪。

如同在改革运动中一样，这里事实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而对此，外国人没能加以区别。一种可以被称作为防御性运动，它是相当于古老的盎格鲁萨克逊民兵或德国战时后备军这样一种特殊的古代民兵制度的复兴。这种旨在共同防御的村社之结盟风俗，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国内动乱，帝国当局就经常鼓励这种结社。“义和团”是最初那些拳社的合法称谓，它可以被译成“善良和忠实可靠之人的友好社团”或“旨在共同防御的正直之人的社团”。为了贯彻结社的宗旨，即在他们的家乡保卫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些社团的成员必须习“拳”，和进行其他一些体育训练。此后，这些社团所训练和传授的“高尚的自卫艺术”，还包括艺术和科学的其他内容。并非是社团本身称之为“义和拳”。

运动的另一个倾向，或者毋宁说开展，其产生无疑应归于特殊的地方举世，它脱离了原有的运动轨道，变成了一种更富于攻击性的、好战且完全失去控制的狂热，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对于敌人，都构成一种灾害。至于这种狂热是如何在这场灾变中达到顶峰的，我将留待以后再做公正评判。只有当这场事变的全部事实被调查清楚、真相大白之后，才有可能宣判它的发生究竟是由于皇太后陛下的邪恶、软弱、判断错误或误信庸臣，还是由于外国使臣的干涉和压力所强化了的“地方困难”，这种干预和施压，妨碍了皇太后陛下始终如一、镇定从容和坚定果断地去应付困局。在“地方困难”中，我要特别提出“传教方式”，和陌生的外国技师靡集中国内地两点加以强调。这些来自希腊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洋技师们，带着那种现代欧洲文明“I’homme sensual moyen”（耽于肉欲的庸俗之辈）的行为举止（即使不是品行问题），一下子出现在贫困、古朴、宁静而孤弱的中国妇女和穿长袍的中国男人中间，导致了内地民情不安。

在此，我打算专门就指控皇太后一开始便拒绝剿杀义和团运动的观点，提出辩驳。说皇太后一开始就绝对拒绝这么做，是不符合事实的。她所拒绝的，只是不加区别的一概剿杀。对于义和团运动中那富于攻击性、好战的真正骚乱分子，她命令官员加以剿灭；而对那些善良的成分，那防御性的而非攻击性的运动，那她的人民为了自卫而做出的努力，她却不同意加以剿杀。为什么要这样？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驳斥那种指控她阴谋利用拳民驱逐洋人的说法。这后一种指控，不用说，一看就荒谬可笑。中日战争之后，皇太后陛下准确无误地发现，乱世就要降临在她的臣民头上。这不仅鉴于直接来自外国的侵略，也是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神州各地可能会产生一种无法无天的危机状态。事实上，她预见到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经受一场大险的考验，用卡莱尔的话来说，要陷入一种“混乱再减去一个警察”的可怕状态。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心肝的、能理解中国文字之下那种情感力量的人，只要读一读她最近的许多谕旨，那些强调总督和巡抚们有必要做到准备、去保卫委托给他们每一个人的神圣领土的谕旨，以及她的人民有必要复兴旨在共同防御的古代村社组织制度的谕旨，就会感到她的话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之情和悲怆之感，仿佛是慈母对于爱子伤心的临终告诫，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我的孩子，你们生不逢时，赶上多事之秋，我饱受痛苦和悲伤的折磨，已经照顾你们多年。现在我老了。不久以后我就要离你们而去。勇敢些，孩子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好自己的家园。那个时候一旦来临，我将不能再与你们一道扞卫帝国并照顾你们了。”

在上述文字中，如果我多少还成功地表达了一点中国人民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的情感，那么外国人就应该理解，何以那些十三、四年的中国男孩，能够“傻不愣登、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地向现代欧洲人的枪口冲锋，无论欧洲现代崇尚科学的人们何时遇到他们不能解释的人类灵魂的特别现象，他们都称之为狂热。但是，何为狂热？所谓狂热，就是能够驱使人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勇气和英雄主义、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的唯一冲动，它是被一种渴望，一种要保卫他们心中赞赏、热爱和崇敬的事物和渴望所激发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变得无限度和超常时，那种勇气和英雄主义也随之变得无限度和超常——这就是狂热。

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现在热爱和崇敬其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王朝命运为之系赖的皇太后意志制定的后嗣和继承人皇帝陛下。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250多年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已经充分的证明了——狂热，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无限的和超常的勇气冲动，它驱使人们去保卫他们心中无限和超常热爱与崇敬的东西。现在，从迄今为止在总督衙门所接受的所有信息来看，对导致北京灾变这场危机的骤然决裂一事还无法做出清楚解释。不过，我最近刚刚得到一个非官方的可靠消息，可以马上说明以前那个不太清楚的问题。据这一消息，那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用一句熟悉的话说，是一个谣言。这个谣言正好赶在总理衙门召开的那场预定会议之前，它像电击一样传遍京城。那就是外国使臣打算逼中国接受的四项条件之一，即，让皇太后陛下归政。正是这一谣言，一下子使得帝国军队和民众“群”起加入义和团，从而导致了以大沽口不幸而可悲的陷落而顶点的那场危机。

因此，很清楚，真正的“Causa belli”（宣战原因），促使中国人民无论南北都想与洋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情绪性冲动，乃是他们确信列强要冒犯或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及其自由行动一事。可以说，它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政府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置政府于不顾。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称之为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那些或多或少民主化的人民，那些目前极为热衷于“爱国主义”的人民，是否能够或愿意记得，在他们过去的历史中，有一个比现代爱国主义更为神圣的字眼，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拉丁词努力加以揭示了，它就是“Loyalty”（忠）：仆人对于主人之忠，孩子献给父母之忠，妻子对于丈夫之忠，总括言之，人民对于君王之忠！如果欧美人民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何以中国人民——而不是政府——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全世界抗争。在中国，从南到被，自东向西，一个声音高喊着：“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上述史料摘自《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