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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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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末，成千上万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和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纷纷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道纸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

为了再现这段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沈志华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位和有关人员。在充分使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策方针、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条件和环境、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使读者能够对这段人所共知但又语焉不详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和真实的了解。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二部分：中国急需大量苏联顾问和专家。

据最初负责专家工作的科瓦廖夫回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这个数字，除刘少奇带来的220名专家外，大概还包括在东北铁路及其他企业（主要是大连的合作企业）中的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过，这里说的主要是经济技术顾问，而当时来到中国的还有大量军事顾问和专家。就目前看到的资料，1950年1月以前来到中国的至少有海军专家711人，空军专家878人。这样算来，新中国成立之初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已有2200余人。同时可以看出，其中73%是军事人员。尽管帮助建立航校和培训技术干部的军事顾问和专家大部分在完成任务后于1951年7月回国，但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又使得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人数大大增加。笔者在台湾看到的一份档案文献可以说明这一点。“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了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新政权，保卫国家安全。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不仅有虎视眈眈的美国军事基地，更有蠢蠢欲动的台湾国民党军队。而中共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1949年8月15日正式组建的防空飞行部队，其拥有的多是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的日、美旧飞机，也有一些起义过来的，总数不超过80架，可以参战的只有30架，其中P-51歼击机19架，P-47型歼击机1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B-25型中型轰炸机1架，B-24重型轰炸机1架，C-47运输机2架，C-46运输机3架，小北美教练机1架，PT-19教练机2架，L-5通信机1架，其余的只能用于飞行训练。海军的状况更差，中共海军起家主要靠的是缴获、接收或起义的国民党舰船，以及经过改装的商船、渔船。这些舰船年久失修，性能落后，型号庞杂，多是日、英、美等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大战中建造的舰艇，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加之1949年4月至9月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沉没和毁坏的就有起义、投诚舰艇7艘及其他舰船26艘），这样，当1949年11月8日第一支海军护卫舰队正式组建时，编入战斗序列的只有7艘护卫舰和9艘炮舰。到1950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各种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船也只有134艘，总计约4.3万吨。俄国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关于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状况的材料指出，人民解放军基本上由步兵组成，特种兵部队少得可怜。例如，炮兵师仅有7个，包括小口径炮和无后坐力炮在内总共才7074门，而且落后陈旧，五花八门。高射炮部队13个团，其中有10个团是最近才成立的。部队编成中没有反坦克炮部队。装甲坦克师2个，共有坦克538辆（其中还包括91辆小坦克和317辆装甲车）。

与中共的海空力量相比，国民党则占有绝对优势。蒋介石在大陆的几百万军队虽然已被消灭，但其空军和海军的力量仍很强大，加上美国不断提供的军事援助，其实力是大陆难以应付的。就空军而言，至1949年8月，拥有大约240架不同型号的战斗机：110架美式P-51型和48架美式P-47型歼击机，21架美式四螺旋桨B-24型和28架美式两螺旋桨B-25型轰炸机，16架英式两螺旋桨轰炸机，以及16架B-25型和R-38型侦察机。就海军而言，据1948年的统计数字，总兵力为428艘舰艇（编入战斗序列的有275艘），19.43万吨，分别编为海防第一、第二舰队，江防舰队，运输舰队和10个炮艇队。

由于缺乏海空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海作战，攻占沿海岛屿困难重重，进攻台湾更需待以时日，甚至新中国的安全也受到极大威胁。

中共军队在大陆对国民党作战中战果辉煌，屡屡得胜，但因缺乏海空力量，在登陆作战中却吃尽了苦头。1949年10月25~27日的金门战役，中共后援部队的木船不及国民党军队的铁甲舰，致使登陆部队全军覆没，损失达9000余人。11月3~6日的舟山登步岛战役，中共军队也因敌海上增援部队强大而不得不在伤亡1490人以后撤出战斗。

以致1950年1月11日刘少奇向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报告说：“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给你了。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刘少奇的结论是，“大概这些作战都不能性急，都还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准备”。

国民党对大陆的空袭更使中共感到头疼。中共首脑机关刚刚进入北平以后，1949年5月4日便有国民党空军6架B-24重型轰炸机空袭南苑机场，炸毁通信机2架，炸伤轰炸机、运输机各1架，炸毁机库1座、房屋20余幢，还死伤24人，对中共领导机关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央军委不得不把空军仅有的30架作战飞机中的20多架（包括10架歼击机、3架轰炸机）集中用以保卫北平。此后，空袭转向南方。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依靠其空军优势，经常对东南沿海城市广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别是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就空袭26次，就其规模和所造成的损失而言，以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为最。当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歼击机共17架轰炸和扫射上海，致使军民死伤1400余人，炸毁民房2000余间。空袭的重点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发电量17万千瓦）。这次轰炸导致上海生产停顿，并使全国本来就上涨的物价和困境中的经济受到了更大冲击。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П.П.弗拉基米罗夫向莫斯科通报了这次轰炸所造成的后果：“以前曾属于美国人的一个功率最强的发电站，已经完全瘫痪。还有其他的发电站也部分地受到损坏。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电车停运，供水也中断了，公共部门及其附属企业也都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尽管投入了全部现有力量来修复美国人的这个发电站，也要经过10天之后，才能使之恢复20%的功率。持续的修复工作还遭到电站的美国主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电站的修复工作”。根据一系列资料，弗拉基米罗夫得出结论：“是美国人实施的这次轰炸”。这位总领事还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党的范围内，人们的情绪非常沮丧。所有的人都担心再度出现新的轰炸。已经做出决定，将工业企业基地转移到内地”。莫斯科不久又接到报告说，蒋介石对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的结果十分满意，他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要求扩大轰炸，并批准将轰炸行动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还帮助国民党加紧修复舟山群岛上的重要机场。

为对付蒋介石的空袭，中共只能求助于莫斯科。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苏联即派出由П.Ф.巴季茨基中将率领的一个防空集团军去保卫上海，其中包括第一六歼击航空兵师、第五十二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和一个独立的无线电技术营。其装备有40架最新式的喷气式歼击机，40架拉-11活塞式歼击机和1架拉-9У歼击机，10架图-2轰炸机和25架伊尔-10强击机，1架伊尔-10У强击机和10架里-2运输飞机。任务是阻止上海遭受轰炸和国民党军舰进入长江口，为中国恢复经济提供保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则是为第一六歼击航空兵师提供一切必要的供应。

从3月8日到8月1日，第一六歼击航空兵师共计出动了230个空战架次，其中有11个架次是在夜间进行的，共计进行了7次空战，击落敌机6架：1架B-24，2架B-25，2架R-51和1架R-38。苏联航空兵部队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安全的战斗任务，所有企图侵入防护目标和设施上空的敌机都被击落了，没有一枚炸弹落在防御区内。

然而，偌大的中国不可能完全依靠苏联来保护，新中国必须加强自己的海军和空军。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亚楼参加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时，拟制了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初步计划，向苏联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拉-9歼击机280架，图-2轰炸机198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08架。协助保卫上海的巴季茨基部队于1950年10月完成任务后回国，其装备经两国政府商定作价卖给中国，计有各型飞机119架，其中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38架，拉-11活塞式歼击机39架，图-2轰炸机9架，伊尔-10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1950年8月苏联别洛夫航空师到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撤走时作价留下米格-15歼击机122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6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二批组建的部队。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1950年10月和12月，又有13个苏联航空兵师分别到达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后来，中国空军有偿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

中国海军的装备主要也是从苏联购买的。1950年初，中国通过香港还可以向西方国家购买舰艇，并先后购进美、英、日超龄舰船48艘。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购买军舰的渠道就只有苏联了。中苏条约签订以后，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国防建设的总体意图，海军制订了三年建设计划，计划向苏联购买和在国内制造战斗舰艇205艘（55300吨）、各种飞机420架，以及36个海岸炮连的装备。后因军费紧张，压缩了订货计划，决定购买舰艇81艘（27234吨）、各种飞机148架，以及22个海岸炮连的装备。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斯大林提出：“为建造护航驱逐舰4艘，大猎号10艘，基地扫雷艇10艘，远航鱼雷快艇18艘，装甲艇30艘，请许可输入材料、发动机、辅助机器与武器”，以便委托大连船渠厂和上海造船厂建造。以后中国海军发展的主要途径便转向引进苏联技术和设备并进行仿制。

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对于保障国家安全自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掌握武器装备的人。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中国军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低，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这些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沈志华采访王亚志记录》。即使在高技术兵种的海军，1952年下半年开始文化学习运动时，全部参加学习的人员中初小程度以下及文盲、半文盲占65%，高小程度的占25%，初中程度的占10%。莫斯科收到的报告说，人民解放军“某些部队和兵团的指挥员不仅没有军事知识，甚至不具备普通的文化水平”，“他们的经验不足以进行现代战争”。刘少奇后来也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苏联最急切的需求之一，就是派遣大量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最早一批来华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位专家，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到中国。

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不仅苏联经济专家来华的问题需要中国最高领导人直接与斯大林商谈解决，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也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49年10月中国要求苏联派两名保卫专家来华，11月要求为全国总工会派一名顾问，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的。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感谢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向中国空海军提供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驻华军事总顾问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了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人。23日周恩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37页。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即将派出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增加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订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顾问，并于2月来华。16日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五和第十一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Г.А.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苏联对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事情非常重视和谨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急于聘请这些顾问和专家的心情。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面临的另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恢复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比重又仅占5.5%。在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中，这种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到1950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为50%~70%。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150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农业生产情况同样严峻，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37斤，棉花仅21斤。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予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以补偿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了高达5~6倍的灾难性暴涨，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的确，要解决新中国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的严重问题，首先需要的就是聘请大量的苏联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既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由于缺乏经验和相关的专业知识，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早在1949年1月10日，陈云就致电高岗指出：“留在鞍山的日本技师技术上既不精，政治上也不忠。因此，需要尽快聘请苏联专家前来。否则，不仅鞍山、本溪难于全面复工，而且究竟需要从国外订购制作哪些设备都开不出清单。”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双方商定成立一个中苏共同委员会，以解决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的具体问题。但中方无法提供所需设备的品种和数量，以致毛泽东不得不建议把共同委员会设在北平，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

在经济恢复时期，已有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在华工作。1950年初，因有68名苏联顾问到期回国，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还有126名，他们多半是在冶金、电力、机器制造及交通部门工作。这个数字显然无法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1950年3月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提出请求，希望苏联将这些顾问驻留中国的期限延长一年，同时还要求从苏联增补派遣92名专家。苏联政府基本答应了中国的要求，增派了91名顾问，并将在华顾问工作期限延长了一年。据俄国的材料，1952年3月在中国有332名苏联顾问和教师，471名各种技术援助专家。当中国开始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更迫切，规模也更大。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商谈，一次就提出要苏联派遣800名专家，以致斯大林都感到为难。9月21日周恩来再次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国派239名技术专家。1953年7月，中国政府要求苏联再增派172名技术专家（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已有277名苏联专家）。

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