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目鱼：被一个无耻的人打动文学青年·阿丁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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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个无耻的人打动

文/比目鱼（作家、书评人，本文收入其随笔集《刻小说的人》）

长篇小说《无尾狗》中有一个医院手术室的场景：主人公为一个患黄疸病的小女孩开刀，腹腔打开后，作者写道："除了在微生物实验室里，我还没见过这么多的蛔虫……我能用不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些寄生虫的形态，足够你们恶心几天的时间……即使我自己，在敲下这段文字的同时也在做深呼吸，尽力安抚随时要痉挛的胃脏平滑肌。"在这部时有"重口味"情节出现的小说中，上面这段其实算不上味道最重的。小说的作者似乎手里攥着一把手术刀，将书中人物一个个开膛破腹、几乎血淋淋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其中某些画面难免让人感觉不适，甚至引发肌肉震颤。然而仔细体味，读者会发现震颤的部位并不是胃，而是心脏，因为那里才是作者努力瞄准并且频频击中的地方。

《无尾狗》是中国"七〇后"作家阿丁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今年8月刚刚出版。主人公兼叙事者是一位名叫丁冬的青年医生（大概生于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我们跟随丁冬的讲述游走于他供职的一家地方医院和他曾经生活过的北方农村老家，现实和回忆交替出现，众多人物轮流出场。小说在情节上有几十年的跨度，讲述了几代人的故事。这样的一个概括听起来大概似曾相识，因为它似乎可以用来概括无数篇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然而，《无尾狗》却是一个异数，因为这部小说将某些东西推向了极致。

《无尾狗》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事件之一就是死亡。主人公丁冬的父亲死于车祸，"被一辆载满猪的拖拉机从身上轧了过去"；丁冬女友的父亲写诗讽刺领导遭到报复，忍辱跳楼身亡；丁冬童年最好的朋友在青春期被判死刑，最后被游街枪决；丁冬的姥爷在晚年"毫无征兆地发疯"，被舅舅锁在猪圈旁的棚子里，直至死去；而这位舅舅最后的下场也可以用"不得好死"来形容。除了死亡，书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情节就是通奸（准确地讲，应该是"偷偷摸摸的男女关系"）。这类"奸情"在主人公的家族中频繁发生，而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

丁冬这样形容自己："我害羞的时候相当害羞，我无耻的时候相当无耻。可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害羞，什么时候无耻。"这位主人公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大学女友，在医院里和一位丈夫常年不在身边的女护士暗地里保持肉体关系，同时为了攀爬社会等级的台阶，和医务科长的女儿公开谈恋爱。对此他的同事这样评价："这个社会需要无耻，我们就是要支持一部分无耻的人先牛逼起来。"

像这样一部色泽灰暗而且重口味的小说，它的命运大概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先是遭到文学期刊的退稿，后被几家出版商拒绝，直至初稿写完五年后才得以出版。然而不同寻常的是：翻开这部小说，聆听这位"无耻"的主人公的讲述，读者可能会发觉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和真诚的声音，而这个声音背后又有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在支撑，于是当那些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出现时，我们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冲击，这时，我们已经难以用一种挑剔的目光来检验这样的事件在真实生活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

仅靠真诚是不能保证一部小说的质量的。读者需要真诚的态度，但同时也渴望欣赏你讲故事的技巧。小说《无尾狗》在叙事上十分特别，以至于读起来可能会感觉凌乱无序。作者在现实和回忆之间来回跳跃，相邻章节在时间和情节上往往没有明显的衔接关系，讲故事的顺序经常是结果在前、成因在后。例如从开头几章读者可以看出主人公恨自己的舅舅，但对于个中缘由作者却暂不解释，直到后来才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这种打乱时间顺序、"层层剥解"式的写法具有一定难度，但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这是一种逐步发现、逐步理清脉络的阅读体验，恰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世界的逐步认识。

《无尾狗》的叙事特色并不仅限于结构。这部小说整体上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绝大部分篇幅是叙事者讲故事给读者听，但有时叙事者会忽然抛开读者，直接对书中的其他人物讲话。例如小说中有整整一个章节，内容全部是丁冬讲给死去的姥姥和姥爷的话。另有一个章节，场景是丁冬和他的室友同一位老者一起饮酒倾谈，整章文字是轮流出现的三个人物的独白。这种书中人物的大段独白在《无尾狗》中经常出现，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这些使用口语的大段独白段落读起来就像聆听一个人的倾诉，具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相比之下书中很多"传统式"的对话描写就显得苍白很多）。我感觉阿丁是一位熟悉各种叙事技术和文字风格的作者。很多当下的小说作者对叙事和文字毫不在意，而《无尾狗》中的一些章节和段落则让我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文字上的享受。

读《无尾狗》就好像你面前坐着一个一丝不挂的人，在那里向你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在他讲述的过程中你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高尚纯洁的人--在这个"需要无耻"的社会里，此人已经变得有些无耻（扪心自问，我们自己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人的身上似乎还保留着某种情感、某种受到压抑但充满力量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能够勾引出我们体内同样的物质，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被一个无耻的人打动。

附：《无尾狗》（长篇节选）

绿岛精神病院毗邻海边。我坐在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上，礁石浸在海里的一面，粘满了牡蛎粉碎的尸骨。潮汐袭来，灰白色的天幕之下，海浪有如白森森的牙齿，啮咬着残缺的礁石。几只灰白的海鸟在离海面十几米高的上空凌乱地飞，忽上忽下，一排巨大的浪掀起，海鸟就陡直地振翅上升，躲过被吞噬的厄运。

海是黑色的，像一锅刷锅水。海根本就不是蓝色的，电影和电视上的海是虚构的海。我说。

夏雯紧紧搂着我，我们侧头望着海的远端，脸贴在一起，她的脸光滑、冰凉。她说，你太武断了，你这样对海不公平。有的海是蓝色的，蓝得像白种人的眼睛，蓝得清澈见底，蓝得令人心碎。她说，好人看到的海是蓝色的海，坏人看到的海是黑色的海。你是坏人。

她说，你别不信。我能调出最纯正的海蓝色。世上既然有这种颜色，海就是蓝色的。

她说，调制这种颜色的时候，我的心也是海蓝色的，血也是海蓝色的。

走过一片湿润的沙滩，再走过一片干燥的沙滩，一条上山的窄路蜿蜒显现。路的尽头，就是绿岛市精神病院。走到中途，就看到一座赭红色的尖顶高楼，镶着白色的塑钢窗，像是无数双愕然的眼望着永不安分的大海。

我趴在门卫室填写来客登记表，看门的老头脸上坑坑洼洼，被深刻的皱纹分割成若干块凹凸不平的龟板，仿佛干旱的地表。他让我想起了如今不知在何方流浪的刘老头，那头丑陋的孤独的自由的老狮子。

看门的老头放下电话，说，“高医生正在查房，他说让你在花园的亭子里等他。”

我坐在花园中央的亭子里，四周是一些长着伞状树冠的矮树和遍地的月季、串红和杜鹃花，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来的南方植物。这显然是移植过来的，这些奇形怪状的植物已经适应了北中国的海洋气候。我掏出苏卫东给我的字条，上面写着他的同学、那个精神病医生的名字——高伊德。高尚的医德，或者高攀一回弗洛伊德，我猜这是他是后来改的名字，那年夏天之后，有很多人丢弃了父母给的名字，好像这样就能洗刷掉什么痕迹似的。

这时，一排穿着蓝白相间病号服的人沿着花园里的小径向亭子的方向走来。这些人的脸都是平常人的脸，却有着和常人不一样的神情，你很容易把他们和正常人区分开来。他们是一群文明社会的怪物，走出这个院子，他们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一个中年病人坐在我身边，手里提着一个乳白色的搪瓷桶。他紧挨着我坐下，我挪了挪屁股，他又凑了上来，紧靠着我肩膀。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直视前方，他压低嗓子说：“你别告诉别人，你别把我的秘密告诉别人。”我问：“你有什么秘密？”

“我前世是一个托钵僧，我是得道高僧。你看，这个就是我的钵，紫金钵。”

“紫金钵？我操，你当你是唐僧啊。你拿的不是个桶吗？”我好奇心起，谈兴渐起，这个病人有点意思。

“咄！肉体凡胎，你哪看得出来，在你眼里这是桶，在我眼里，这就是紫金钵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认出我的前世，能认出我这紫金钵。”

“谁？”我问。

“释迦牟尼。”他又挪了挪屁股，把我挤得脸贴了亭柱。

“你们认识？”

“岂止是认识，三生石上旧精魂。”

“别逗了，还三生石上旧精魂呢，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个疯子。”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疯子挠了挠脑袋，“从你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疯子，要不我怎么住在精神病院你不住在精神病院，不过从我的角度说，正好相反，你是疯子，我是个正常人。”

“呵呵，有趣，”我来了兴致，逗引他把话说下去，“说说吧，你的角度是什么角度。”

“有个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话说有个人，吃醉了酒，随手拿起剪刀，把自己的狗的狗尾巴剪下来了。狗就疼得跑出门去。其他的狗见了它，就摇尾巴冲他打招呼，以示友好。这条狗也本能地摇尾巴，却忘了自己早就没了那个可以跟同类传递善意的器官。其他的狗就恼怒，扑过来咬它。无尾狗左支右绌一番，最后遍体鳞伤地回到了家，跟醒了酒的主人呜咽，狗说，‘主人啊，瞧瞧你干的好事，我的尾巴被你割了，导致我没法跟同类示好，你看你看，被咬成了这样子。你是我的主人，你得为我负责，为你的行为酿成的后果负责。’主人很后悔，但又没法给狗把尾巴重新安上，就走出门，把街上所有狗的尾巴都剪掉了。主人回来得意地跟自己的狗说，‘行啦，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出去溜达了。’狗有点儿害怕，但出于对主人的信任，壮着胆子跑到街上，见所有的狗都没了尾巴，一颗心算是放下了。从此它就安全了，跟同类愉快地打闹嬉戏捉耗子。当偶然有一条长尾巴的狗闯入它们的街区时，它和同类们就扑上去，把前者的尾巴咬下来，于是，这条最新加工而成的无尾狗也成了它们中的一员，一起奔跑、吠叫、嬉戏，狗的世界就此和谐，再无纷争。”

“故事讲完了，”疯子歪着头，用深潭一样的目光望着我，“现在你来说说，你是有尾巴的狗呢还是没尾巴的狗呢？或者说，你说你究竟是疯子还是正常人？”

我无言以对。

这时，一个白衣白帽的护士模样的壮年男人走过来，一把揪住疯子，骂道：“日你娘的王八蛋，让你去食堂打粥，你跑这来干嘛！”

疯子猫着腰提着桶，衣领被男护士紧紧薅住亦步亦趋地向前走，另一只手绕到臀后，手掌如一条尾巴那样摆动了几下。

我周身冷汗，四肢瘫软。记起多年前精神病学老师的话：每个精神病患者，他的患病过程和思维的变化，都可以写成一本深奥的书。可惜，没人能探知他们大脑中的秘密，而只有他们知晓那奥秘，却没有一个肯拿起能书尽奥秘的笔。

一个矮胖的白大褂和孔武有力的男护士打了个招呼，向我走来。

我猜他一定是那个叫高伊德的人。我转身就走。随即听到他在背后喊：

“嗨，是丁冬吗？”

“不是。”我头也不回，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