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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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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1835-1920）是近代东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东亚度过了33年的外交生涯，除了在日本的10年，其余时间都在中国，他与同光两朝的外交活动相始终，既是1861年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的要角，更是近代中德外交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驻华公使。他试图促进清廷重臣对外心态和见识的改变、提高驻京外交使节的协调与合作。考察巴兰德在北京中西外交圈子之间所起的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

一

传教和做生意，是近代德意志人来华的动因，前者以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为代表，后者以17世纪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大选侯（Friedrich Wilhelm der grosse Kurfürst,在位时间1640-1688）所歆动的“中国热” 为表征。广州十三行飘扬的外国旗帜中，就有粤人所称的“单鹰国”国旗和汉萨同盟城市的市旗。对华条约体系确立之前，德意志人的对华贸易并未被其他西方列强甩在后面。

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德意志诸国在华经贸扩张明显落后于英法等殖民强国，甚至不及后起的美国。不是感受不到这一差距,《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诸侯国老大普鲁士已觉察到官方机构在东亚缺位及其后果,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实力上的不足：

对于普鲁士和关税同盟诸国来说，向东亚派出自己的外交代表的需求由来已久。早在1843年，普鲁士皇家政府已经注意到德意志人在东亚的潜在利益，设想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大的贸易社团，以图与东亚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直接贸易行为。前提是通过外交途径，确保普鲁士的旗帜在中华帝国的开放口岸城市飘扬，获取与英国人同样的权利。但向东亚派遣正式的使节，时机尚未成熟。

从1843到1861年,普鲁士政府用了18年时间，才追上英法美等国的海外扩张步伐。虽然作为国家的普鲁士实力不足以涉足海外，但作为个体的普鲁士人早已在东亚大显身手：如同签订《南京条约》的英国使团中有普鲁士人郭实腊（Karl F.A.Gützlaff, 1803-1851）一样，美国佩里（Perry）舰队里也有一位普鲁士人海纳（Wilhelm Heine，1827-1885）见证了《日美和善条约》的签订。在使团返回美国的次年（1856），海纳在纽约和莱比锡分别出版了纪录此行的英文版和德文版游记 ，后者在普鲁士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学、地理、综合年鉴等杂志纷纷发表新书介绍和长篇评论，普鲁士最着名的地理杂志除了发表新书介绍外，还刊登了该刊主编的长文（分成两部分刊载在同一期上），以超越文学和政治的视角，醉心谈论着欧洲文化的东扩——“欧洲向东向西传播的文化浪潮现在开始触摸到地球的另一端”。

这样的解读效应，似不符合原作者的写作意愿，因为作者是画家兼游记作家，其游记的本意在于展示异域景致。然而过度化的解读，却真实反映出文化精英对东亚的兴趣，也不断改变着普鲁士人对东亚的态度。海纳本人即为显例：到了1858年——即英法与中国《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其第二本东亚游记的卷首题词竟然是——“献给国王陛下”（Königlich Hoheit），其“前言”也远超过游记文学的范畴：

在游历过的所有口岸里，我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德意志人、德意志公司和货物，只是看不见德意志的旗帜和战舰。在那里，我所熟悉的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领事都处在边缘位置，无力维护自身的权益，施展自己的影响。对于未开化的或半开化的民族——像中国和西班牙治下的美洲，外交照会是不够的。

这样的措辞，哪像出自艺术家之口？仅仅两年时间，温文尔雅的艺术家为何转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这样的措辞，是40年代在华老牌殖民强国外交官的口头禅 ，现在出自50年代末的德意志文人笔下，恰恰表征着德意志诸国实力的提升，不再甘落人后，他们开始制造舆论——德意志到了该出手的时候！

一方面是实力的攀升，以武力促统一已提上政治议程，另一方面则是海外贸易利益不断受损，民间商人在东亚的生意不断扩大，国家间在东亚的利益角逐也日益尖锐，但作为诸侯国的普鲁士始终不能为自己海外子民提供必要的保护：

德意志诸国贸易的进步、尤其是航运业的进步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嫉妒，随着利益竞争的加剧，他们停止了对我们的保护。德意志人只好忍气吞声，丝毫也不能肯定，是否享有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而那些签约国的代表则不断抱怨，在通商口岸的德意志人没有任何的管辖权力，也没有任何解决争端的官方机构。

在签约成为西方人保护自身利益有效手段之后，西方非签约国的利益即无法得到保证，这正是普鲁士决定在1860年向东亚派遣外交特使团的紧迫理由：

之所以要派遣使团，是出于这样的忧虑：就在不久之前，即1858年，英国、法国和美国与中国、日本和暹罗签订了条约，该条约将会对非签约国的国民和船只不利。

普鲁士商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推动着官方外交特使团的成行，而媒体的耸动和学术精英的关注，也影响到特使团派遣的进程。

二

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由四艘船只组成，所配船员共740人。“旗舰”是1858年专为此行所建造的国内最新型的蒸汽机驱动、螺旋桨推进的铁甲护卫舰“阿科纳”（Arcona）号，其排水量为2320吨，动力为375马力。 其先进性能，既超越了此前的佩里舰队，也不逊色于同时期为签订《北京条约》来华的英法舰队。 这显示出普鲁士不甘落在英法之后甚至后来居上的野心。

特使团的成员也是一时之选。就像同时期来华交涉《北京条约》的英法特使都是拥有爵位的勋臣一样，普鲁士特使团首领也是在贵族之中挑选：最先考虑的团长人选是支脉庞大的李希霍芬家族中的一员（Freiherr von Richthofen） ，他后来放弃了这一职位，接替他的是家族名声同样显赫的艾林波伯爵（Graf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 1815-1881），但其家族另一支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男爵依然入选。

除了随员，特使团成员还包括商人、艺术家、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农学家、地理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外交使命附加上科学考察，表征的是普鲁士国家迅速上升的国力。

还有一点也与英法使团相似：使团成员之间常常具有亲戚关系，如在英国使团中，陆军总司令格兰特是额尔金的堂兄，驻华公使卜鲁斯是额尔金的弟弟，海军上将贺布是额尔金的亲戚。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蒙托邦则携子同行。 如果李希霍芬不退出，他计划将儿子任命为随员，而艾林波将其侄子、陆军少尉艾固使德(Graf August zu Eulenburg, 1838-1862）作为三个随员（Attaché）之一招至麾下，第二个随员名额给予了国王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在位期1840-1858）的好朋友之子本森博士（Dr. Theodor von Bunsen,？-1892）。这说明直到60年代前后，来华的西方外交官重门第而轻专业，从“蓝血贵族”中任命首领，从首领身边和亲戚中挑选手下，就成为一时的通例，外交使命重大而艰巨的特别使团成员的挑选尤其如此。

团长人选的变化，同时带来成员人选的变化，艾林波当选为团长，才为低级陆军军官巴兰德带来机运，巴兰德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幸运获得最后一名随员名额的过程：

使团的第一位首领李希霍芬男爵最终放弃了委任，因为他在很多事情上与外交部无法达成一致,他后来成为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驻汉堡和斯德哥尔摩公使。我个人必须感谢这位正直的先生，我们素昧平生,一开始他极力反对我担任随员。完全是巧合,他的儿子是我在二十军团的好友，而且他已向其父谋求同一职位。我要感激他的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当然，我也万分感激他的父亲。他在离职之前，收回了对其子的任命，以最热烈的语句，向他的后任艾林波伯爵——当时驻华沙的总领事——推荐了我，······

就这样，巴兰德如愿以偿，从陆军军官变身为特使团随员。三位随员都拥有贵族头衔“冯”（von），这无疑体现出外交界重出身的传统，但仅有贵族头衔未必能入选，巴兰德的家庭背景也是他得以入选的重要因素。

巴兰德出身非同一般，其父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巴兰德（August Heinrich von Brandt，1789-1868）是普鲁士的将军兼军事理论家，战功卓着，着述丰富，在军政两界具有重大影响力。巴兰德在柏林历史悠久的法国中学（Französisches Gymnasium）毕业后，亦投身入伍，成为军官。他继承了父亲双重的秉赋，既有严守纪律的军人气质，又有舞文弄墨的文艺才能，作为陆军军官的巴兰德，已时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普鲁士外交特使团中，巴兰德笔头最勤，即使在担任驻华公使期间，他也时常在报纸发表见解，其晚年所撰写的三卷本回忆录，留下了他的东亚外交生涯的完整记录。

特使团于首站抵达日本，历时四月签约成功。这一过程充满波折：日本政府态度强硬，一再拒绝签约请求，继而拖延时间、阻挠食物供应，试图逼其知难而退；而浪人袭击外国人事件不断，在签约前的第九天，浪人暗杀了替普鲁士特使团充当翻译的美国驻日公使馆成员豪伊斯肯（Heusken），更让特使团成员神经高度紧张，只得配备枪支出行，并从舰上调来军人保护使团驻地。先于普鲁士特使团便与日本打过交道的额尔金道出自己的经验是——不要让步，否则“容易使得对方变得霸道、蛮横” ，巴兰德在日本获得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被东亚人的气势所吓倒”。 在日本的签约经历，影响了特使团在中国的外交行径。正是带着这样的“教训”，巴兰德来到了中国。

使团于1861年3月7日抵达上海，次日，艾林波即命巴兰德为信使，先期前往天津，设法通知恭亲王，“下月初到天津或北京。” 但如何把信函交出去，是对巴兰德能力的首次考验：

越接近首都，就越感受到把特使信函转交给恭亲王的难度。巴兰德先生希望赴北京转交，却被严拒，因为只有签约国的使节才被允许进入首都。中国人认为他此行违法，他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成功。而且巴兰德先生在北京也找不到人带他去见官员。

无奈的巴兰德只得求助在天津等候获得清廷批准进京的英、法驻华公使，处在圆明园被焚后的敏感关口，这两位严守本国政府训令，避免与清廷的一切摩擦，故力劝巴兰德不要北上，但普鲁士人无功而返，也不是英、法公使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们建议巴兰德走正常程序，把信函递交给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的回答是，要么先请示恭亲王，要么立即告诉他信函的内容，否则他不能收下此信。巴兰德只好选择前者，静候崇厚的请示结果。那时与西方打交道的清臣，不少人抱守传统的羁縻术，崇厚也不例外。这毫不奇怪，因为天子仍奉该术为御外心法，奏折和谕旨中充斥着对西方侮辱性的词汇——除了对其国家的译名加上口字旁之外，对西人的姓名也是如此，能够想象吗？李泰国、巴夏礼、威妥玛、卜鲁斯、布尔布隆的名字都曾被加过口字旁。

这也是一个转折时期，正是在1861年3月下旬后，谕旨和总署奏折中西洋外交官名字的口字旁在渐渐减少，好听的“艾林波”译名取代了拗口的“迂爱伦布”，普鲁士国名也改译成了中性的“布鲁西亚”。 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学费”没有白交，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官员的外交观念悄然嬗变。虽然崇厚心存羁縻之念，但他也很清楚，如果羁縻无效，只能委曲求全：他第二天就答复巴兰德——自己很愿意收下特使的信函，但恭亲王不准；巴兰德答道，那只能亲往北京拜访恭亲王；崇厚一听就慌，请求巴兰德再等四天，自己将争取理想的结果——要么得到前往北京的许可，要么在天津转交信函：

巴兰德先生坚持，次日晨即往北京，现在只要求崇厚开具不愿意收下此信的书面证明。崇厚却提出，既然英国和普鲁士之间有亲属关系，何不由英国公使卜鲁斯先生收下此信，转交恭亲王。崇厚用于摆脱尴尬的建议，都被巴兰德先生拒绝。经过三小时的谈判，崇厚最终答应转交信函，希望随员先生恳请特使在上海等待消息，不要来天津。巴兰德先生允诺，定将意见转告给上司，但上司大概已无法照此行事，因为他可能已在来津途中。这让崇厚甚为不快，但他还是收下信函，答应以最快速度转交。

巴兰德拆解羁縻术的招数明显得自日本，即以“霸道、蛮横”的姿态，提出不容讨价还价的要求，这就攻到羁縻者的痛处。后来巴兰德在与包括恭亲王在内的总理大臣的交往中，屡以这样得理不让人的外交术而奏效，由此也招致一些清朝大员的恶感。

抵津后的艾林波与崇厚的谈判持续了3个月，普鲁士达到自己所预设的所有通商目标，还想争得与英、法同等的公使驻京权利，清廷起先回绝，无效之后，又试图将这一条款推迟至10年之后实施，普鲁士人则把期限缩短到5年。双方僵持不下，艾林波再起进京之念，他认为，只有与恭亲王面对面谈判，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京打前站的任务，还是落在巴兰德的身上：

我一连好几天身体欠佳，简直走不动路，但要我主动对头儿说自己身体不好，那简直就是犯罪。我那么崇敬他，钦佩于他永不言败的毅力和开朗乐观的天性。所以我对他说，马上出发！我要尽自己所能达到他预设的目标。

这是巴兰德晚年所回忆的场景，26岁的他带病上路，从天津到北京需要两天，坐着没有减震装置的中国马车——他称这种马车为“刑车” ，他一路呕吐前行。这次使命比前一次还要艰难，因为清廷要阻止，英、法公使也不乐观其成：巴兰德走到英国公使馆门前而不敢进去，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根本不看艾林波的求援信。法国公使馆参赞哥士耆还迅速赶到总署，斥责普鲁士人：

亟言艾林波私自遣人来京，甚为非礼。若所来之人，系兵役人等，犹可恕其不知礼仪，今来者系属布国官员，尤属不遵条约，必应将其通商条约各事，悉作罢论，以示惩儆！

巴兰德只得前往俄国传教团碰运气，倒是得到俄国神父的大力帮助，租下了英国使馆旁的一栋破房子——巴兰德急于造成既成事实，这是他与清廷打交道的心得。既已成为邻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拜访英国公使：

卜鲁斯先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并把伯爵的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讲了一大通，告诉我们不能邀请特使来京做客的原因。我插话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住处，他惊诧地问：在哪儿？怎么找到的？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做邻居了。卜鲁斯先生先做了一个惊异的表情，然后就开怀大笑起来，允诺将给予我们一切的帮助和支持，让英国公使馆的买办为我们找工人和购置家具，邀请我们所有人在他的公使馆里享用一日三餐。

圆滑的英国人可以接受既成事实，恭亲王则不能忍受，他认为俄国人帮助普鲁士人的举动为“朋比”，而与普鲁士有“私亲”的英国人也难免没有“通同一气”、“互相呼引” ，他随即派总署大臣成林传达指令，巴兰德必须立即离开北京，不然将遭到武力驱逐，巴兰德的回答是：

我们遵从上司的命令而来，没有他的命令，我们无话可谈；说我们以武力强占房子，更是无稽之谈。好几个月以来，这所房子就已向外国人做了出售或出租的广告，得到消息后，我们申明承租，只要是合理的价钱，多少都愿意支付，哪里使用了武力？甚至连这所房子里唯一的人——即看门人，还帮忙把我们的东西搬进去呢。我们不会离开北京，因为我们听命于特使，只有听到他的指令，我们才会离开北京。

这里巴兰德再次使出“霸道、蛮横”的招数，同时也展示出其普鲁士军人的特性，无条件执行上司的命令。这样的部下，自然深得上司赏识。所幸这场危机以艾林波让步而收场，巴兰德随即被召回天津，谈判得以在那里继续进行，至9月正式签约。与日本签约相比，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签约成功，为特使团进京扫清了障碍。英、法公使遂以私人名义，邀请艾林波一行赴京游览，并非正式拜访了恭亲王和成立不久的总理衙门，艾林波在书信中叙述了与恭亲王见面的情形：

他让人把几个月前曾来过北京的巴兰德和贝尔格先生指给他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看着这位普鲁士特使的时间越长，跟他说的话越多，我越是觉得认识他很令人高兴。”

三十多岁的恭亲王，已经很会在外交场合恭维人，在恭维艾林波的同时，他怎么对待巴兰德，艾林波没有交代，恭亲王当时的心情，或许是爱恨交加，否则，他为什么与普鲁士人一见面就要认识那两位私闯北京的家伙呢？巴兰德晚年依然记得会面的情形：“我们刚一坐下，亲王就要见见那两个闯入北京的‘刺客’——我们被介绍到他面前，他跟我们友好地打了招呼。” 按照巴兰德当年的“刺客”搭档贝尔格的记载，这次会面“交谈越来越轻松，如同互相欣赏的男人间应有的那样”。

以上都是普鲁士人的一面之辞，艾林波的书信乃即时记录，贝尔格的考察报告稍晚一点，而巴兰德的回忆已是在40年之后。到底恭亲王当时怎么想，他本人没有留下文字。但至少可以肯定，年轻的巴兰德引起了恭亲王的注意，恭亲王也给巴兰德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无论如何，在天津和北京的外交使命让26岁的巴兰德一鸣惊人。

艾林波在返回柏林之后，即被1862年组阁成功的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任命为内政大臣，这无疑是对他东亚之行的褒奖。而为他的东亚使命做出重要贡献的巴兰德，随即被任命为驻日领事，实在也是水到渠成之事。巴兰德晚年坦承：“他对我很好，后来也一直是我的靠山。”

三

第一任德国驻华公使是李福斯（Guido von Rehfues，生卒年不详） ，那还是普鲁士帝国时期。按照双方1861年所签的通商条约，他在五年后前往北京上任，一直做到巴兰德接手。所以他既是普鲁士第一任驻华公使，也是德国第一任驻华公使。此人于1862年率使团来京，交换前一年由艾林波与清廷所签署的条约批准书。由于双方已约定普鲁士公使驻京在五年之后，所以清廷不承认他的公使身份，在同治帝的上谕里，他的头衔只是“布国领事” ，他不得不住在上海的领事馆里。到了1864年，为落实公使驻京，李福斯再次进京，孰料普丹战争爆发，所乘“羚羊”（Gazelle）号在中国海域扣押3艘丹麦船只，总理衙门根据《国际法》提出严正交涉，普鲁士深知理亏，无力辩解，按照李福斯下属拉度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1839-1912）书信记载：

眼下我们在北京的处境很不自在，中国政府对我们怀有敌意，看来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找尽理由要把李福斯赶走，尽可能拒绝承认他为公使。看起来我们在东亚的声誉很糟糕，如果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必须始终生活在半战争状态之中。

李福斯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这与60年代来华的大多数普鲁士人形成明显反差，在入驻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也无甚作为。时隔14年，巴兰德再度来华，才真正开启了中德外交的新纪元。

巴兰德上任的第一件事，是为德国驻华公使馆选定新址，旧公使馆的主人为美国公使蒲安臣，1868年代表清廷出使欧美，行前把房子卖给了李福斯，巴兰德到任时，房子已破旧不堪。新址在公使馆区，而在建造公使馆之前，巴兰德必须与中国房东打交道：

我希望这块地皮的位置就在使馆街，那里已经坐落着俄国、美国和法国的公使馆。可是那里的地皮细小零散，我们不得不跟36家地皮的所有人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

巴兰德这话隐有所指——1861年在中国他就了解到，英、法挟战胜国之威，分别拿到一套大宅，“他们用低得不可想象的1000两租金（根据不同的兑换率为8000至3000马克）抢来的，法国人甚至连租金也未支付”。 巴兰德没有提及自己所支付的拆迁费——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除此之外，与36家房主分别谈判，也是耗时耗力的事。难怪1861年恭亲王在北京非正式接见艾林波一行时笑称：“那些六月份在北京丧尽天良的洗劫者都是罪犯。” 普鲁士人也一致谴责英法在圆明园的暴行，或许这正是双方交往的起点：没有历史包袱，容易取得信任，容易相互沟通。

1875年抵达中国的巴兰德，正值不惑之年。故地重游，再加老友重逢，多年之后，巴兰德依然清晰记得当年在总署与旧朋新友相见的情景：

恭亲王和在场的大臣以极其友好的方式接待了我，大臣中有我的老朋友成林和崇纶，崇厚晚到了一会儿。他们反复恭维我，说我跟中国的一个总督长得很像。

“在场的大臣”，还包括沈桂芬、毛昶熙、宝鋆和董恂，初次见面，巴兰德对他们印象极佳，晚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道：“在太平天国起义和回民骚动的困难时期，这些人表现出真正的国家重臣的品质。” 他认定70年代总署大臣的水平最高，后来者无人可比。

至于总署大臣“恭维”巴兰德“跟中国的一个总督长得很像”，也不纯粹是外交场合上的应酬之语。按照90年代初德国驻华公使馆翻译生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的观察，一般在华西洋人的外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但巴兰德例外，他是少白头，患哮喘病，面庞清癯 ，反而给人以老成持重的印象,总署大臣对他最初的好感,或许源自于此。

仅凭外貌不可能赢得持久的好感,巴兰德直言不讳的外交风格，才是获得对方信任的关键。这一点,巴兰德远胜其前任李福斯，他能够让人感受到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真诚。履新后的次年（1876），在总理衙门与总署大臣谈及应对阿古柏及其支持者英国人茀赛斯（Douglas Forsyth, 1827-1886）的办法，巴兰德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投入一切人力和物力，将其征服。我用了很长时间解释这一观点。顺便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茀赛斯爵士的使团。我的话音刚落，大臣们相互打量片刻，老毛突然用拳头猛击桌子，——对他来说，这是很少见的情绪激烈的标志——喊道：“这正是我们的想法，你尽管放心，我们会这么干的！”

巴兰德对总署诸大臣的评价，可看作他1861年以来对华好感的延续；同样，总署大臣对巴兰德信任感的逐步增强，也是建立在了解加深的基础之上。双方见解一致，当然容易取得好感和信任；如果涉及利益冲突，双方还能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吗？1877年，巴兰德与总署大臣因修订条约中洋货在华征税条款发生争执，谈判半年无果，巴兰德一怒之下，欲离开北京，李鸿章赶忙出面化解：

两国久敦和好，彼此均派大臣驻京，凡事极应和衷商办。若因此等小事遽说失和，必非两国朝廷所乐闻。巴大人若愿意再与商量，我即函致总署，将情节说开，请再商办何如。巴云中堂肯写信，我最愿意。答云你我多年相好，有话不妨直说。

所谓“你我多年相好”，是中国式的交际辞令，因为巴兰德担任驻华公使不到二年，两人相识时间更短。但“相好”不是虚语，因为李鸿章在会谈中指责巴兰德“性气过急”、“华文学问未深” ，他并未抗辩。相反，巴兰德一直对李鸿章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正直、诚实、可靠的人”，在安顿好北京事务之后，他便前往天津拜访李鸿章，第一次见面，李鸿章就给巴兰德留下不同于其他中国大臣的深刻印象 ：

寒暄之后，他说：“你们的一个领事被一个日本人打死了，你们并未要求赔款，这值得尊敬。”为了消除这一想法可能带来的误解，我回答：“是的，但这是在日本政府完全认错并惩罚凶手的前提之下，否则我肯定会坚持要求赔款，而赔款是对不作为或者有意作恶的政府之惩罚。”“作为惩罚”——李重复着，“确实如此”——我答道。他转换了话题，但我能感受到，我的说辞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晚清的教案，多以赔款和惩罚了解，原因在于清臣事后的推诿、诡辩甚至有意掩盖真相。这些官员不把条约条款放在眼里，以为那不过是时过境迁的废纸，而认真善后的官员未必有好下场，譬如曾国藩。这正是中日两国在应对西方上的不同，巴兰德的直言没有引起李鸿章的反感，正凸显李鸿章外交理念的卓而不群。只可惜，清臣如李鸿章者太少；再说，那时的体制也不会造就更多李鸿章式人物的出现。

所以，大多数清廷官员眼中的巴兰德“性气过急”，但就是这位巴兰德，对总署大臣一直持有客观和正面的评价。令人惊讶的是，这批总署大臣却没有留下对巴兰德的评语——奕欣、宝鋆、董恂、王文韶的文字中找不到片言只语。说明了什么？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在80年代末看到的北京中外交往情景，或许可解释这一现象：

人民——至少是整个受过教育的阶层——都拒绝与外国人有任何的交往和接触。接触实际上不可能完全避免，因为大量的仆人、文书和教师在为外国人工作，因为可以得到高薪，但是作为人，他们站在高墙的后面。与一个识字的人私下聊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在街上碰见，哪怕只是打个招呼，都会让他觉得丢脸和极度难堪。

这有些让人难以想象，一方面是高歌猛进的洋务运动已进行三十年，另一方面中外隔膜到了公开场合不能打招呼的程度，私下交往更无从谈起。这一批富有智慧的总署大臣对其外国同行不着一字，或许正是出于谨慎，他们不想授人以柄。那时最具见识和胆略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行前拜访巴兰德，在日记中称“其言极亢” ——这算不得完全正面的评价。唯一的例外是曾纪泽，1878年出使前，与驻京外交官公私交往密切，且有文字往还和礼物馈赠，日记中称巴兰德为“巴君”；回国后，两人交往频繁，并应邀参加巴兰德在使馆举行的圣诞晚会。 尽管如此，巴兰德也不是他最喜欢的人。那时不说外国同行的坏话，似乎就是正面的评价。外国同行的名字进入中国大臣的私人文字之际，也就是他们遭受批评之时：1876年，尚未进入总理衙门的署刑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翁同龢与驻京使节礼节性会面之后，没有一句好话，称巴兰德“极鄙琐”，但相对于威妥玛的“阴险”、布策的“滑”、罗淑亚的“老而橘” ，这已算很不错的判词了。以巴兰德得理不让人的架势，翁同龢当然对他没有好印象，但仅凭个人好恶骤下苛评，也反映出翁同龢的对外心态和洋务见识。

按照巴兰德的观察，一直持续到90年代，清廷表现出越来越僵硬的对外态度，外交官员相应采取了越来越高调的仇外情绪，而最激烈的言论，恰恰来自驻外多年的官员：

大多数的中国驻外使节绝对没有带着对外友好的心情返国，而且他们必须要证明，自己并没有因在外国居留而忘记中国的观念、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不陌生。这就使得他们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们甚至比那些从未离开过中国的同事更加强硬。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和平局面维持三十年，“中兴”见效，洋务兴盛，换来的竟是更加狭隘的国际观。一方面京师的外国人交往圈子高度国际化，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一再拒斥与该圈子的公私接触。1886年，自海外归来的曾纪泽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总署大臣，一开始他想接续自己无拘无束的外交风格，结果很快败下阵来：

回京后，曾侯常携夫人受邀出席外国使团的下午茶会，完全按照外国的方式：向客人伸出她的手，她的女儿——Lady Blüte——担任翻译，她英文说得非常好。她们还带着女伴参加使团的舞会和晚会，但是这种无拘无束的交往没有维持多久，她们逐渐放弃了下午茶。曾夫人和她的女儿及其女伴最后一次参加德国公使馆的舞会，就设立了一个条件：她和她的随行者不跟任何人握手，也不让其他人过于接近。此后她就从外国人圈子里消失了。

家眷退出后，曾纪泽独自坚持，德国公使馆的翻译生福兰阁认为，这份坚持实际损害了他的仕途：

他回到北京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因为他能说些英语，很受外交官的尊敬，把他当作沟通的桥梁。他还有令人钦佩的勇气，带着夫人来公使馆参加庆典活动，曾夫人甚至还邀请外国女士和先生到她家里喝茶。不可否认的是，曾纪泽极为大胆的打破“规矩”的行为，损害了他的官场地位，招致了对他的不信任，尽管有深厚的家族关系网络，他的影响力还是降低了。后来他与外国人的交往越来越少，直到完全终止。

历史已证明中西隔绝的严重后果，但把中外之间非正常的相处状态完全归咎于清廷一方，也有失公道。事实上，西方驻华外交官也不乏害群之马，这无疑毒化了中外接触的氛围。1888年刚到北京的福兰阁发现：

我这里提到的所有的人都是退役的少尉，而职业转换的主要原因是赌债，这里的收入很不错。他们本可以不到这种偏僻的地方任职，而现在不得不来到这里，所以这些先生的语言充满了刻薄的幽默。

巴兰德本人也曾是个赌徒，“他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军官，由于欠债而退役。”1891年公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我是同事里唯一为中国人说话的，因为其他人只要一提中国人，必然就带上粗野的词语。那两位军官葛尔士和郎喀平时所用的语调特别粗鲁和粗暴，现在禄理玮博士也带着这种腔调，比街上的小流氓还严重。

幸运的是，巴兰德不仅痛改前非，而且能够同情地理解中国，但他的处事方式，难免带有军官的粗野习气，甚至还有些恶作剧。比如，两位新任总署大臣 拒绝巴兰德对其私宅的拜访，巴兰德即向总理衙门投诉，得到的答复是，这两位大臣的私宅太破旧，他们很愿意在总理衙门等待他的到来。其他国家的公使接受了这一解释，巴兰德则隐忍不发，等待着报复的机会：

直到来年的新年之际，总理衙门给我送来他们拟定的团拜名单，上面写着他们到达的日期、时辰及领衔大臣。我回复还未做好准备将这两个害群之马作为领衔大臣来接待。为了不至于把事情弄得没有回旋余地，我强调，自己并不是反对与这两位先生进行公务往来，但是必须拒绝那些没有生活品味的人来到我的住所。

结果巴兰德获胜，第二天就收到总理衙门的照知，两位总署大臣愿意在其低矮的破房子里接待他，“我如约前往，由于煤炉散出的焦炭气味和糟糕的高粱酒，回到家里我头疼不已，但我依然很高兴，因为这样的成功，不仅会在我的同事中传开，也会在中国人中流传”。

这种孩子斗气式的外交手段只会赢得清廷官员的恶感，就连极其敬重巴兰德的下属福兰阁也认为，巴兰德的一些举止很不妥当，一次，他陪着一群男女宾客游览天坛，守卫不允许女性进入，巴兰德勃然大怒：

巴兰德先生觉得自己在外国客人面前丢失了面子，非常愤怒，要求对方为这种人格羞辱赔礼道歉。经过长时间与总理衙门尖锐的交锋，在巴兰德先生发出了最后通牒之后，谈判才算结束，事情才算搁置。道歉书倒是来了，然而天坛还是没有看成。按照我今天的理解，公使的行为是不上算的。当时他应该劝阻女士们留在家里，然后达到参观天坛的目的。

由于巴兰德强硬的个性和外交风格，他并不是总理衙门最喜欢的驻华公使，但李鸿章和总署大臣们还是愿意与他来往，因为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明显，由此成为总署的常客。

四

自17世纪起，欧洲已形成在“共同的观念”之上的外交术，这种外交术“注意礼貌和道德” ——既包含个人修养，也包括职业操守。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驻华公使们，已谙熟这种外交术。尽管有着国家利益间的冲突，但他们视对方为同僚，在“礼貌”的层面上，他们在周末和节假日互相宴请，尽力为来华的普通旅游者和科学考察者给予生活上的便利，这里也没有国别的限制，巴兰德就曾为美国人柔克义提供住宿 ；在“道德”的层面上，互通情报、消息，为他国的在华外交使命提供帮助。

巴兰德在任期间，被在华各国公使推举为北京公使团的领袖，他致力于传播自己的外交理念，福兰阁极为赞赏其上司的“共同政治精神”：

北京的社交圈子比任何地方都国际化。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20到24人的晚餐，参加者的国籍有8到10个。尽管如此，这里却保持了最美好的和谐，如同一个家庭，当然这是巴兰德先生所极力主张的共同政治精神主导下的结果。

所谓“共同政治精神”，就是西方国家要相互沟通，不以损害他国而谋取一己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巴兰德极力维护驻华使节间的友谊，但维持友谊，并非和稀泥，对那位把天津教案处理得一团糟的法国代理公使罗淑亚，巴兰德运用以牙还牙的办法，迫其就范，这也是他刚刚上任时发生的事情：

事情缘起于法国人未对公使馆的客人进行回访。我委托俄国同事去找这位法国公使馆的代理公使，并以我的名义正告他，若再不回访，我和我们德国公使馆的所有成员将不出席次日晚上法国公使馆的舞会。结果他们来回访，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融洽多了。后来他调走了，这种良好关系也保持了下来。

争执也产生在巴兰德与赫德之间：广州海关发现一艘德国船上携带有少量鸦片，结果被处以高额罚款，巴兰德认为惩罚过重，理由是船长无法杜绝贩子藏匿，海关坚持己见，巴兰德无法抑制自己好争辩的脾性：

一想到首次亮相就败在中国人手中，我很气恼，于是坐下来翻阅了所有广州海关没收物品和惩罚报告，发现一个试图走私十到十二打中国雨伞的案子，只罚了很少钱款了事。由此我找到了依据，我向衙门证明，衡量船只主人未尽监管责任的依据，并不在于走私物品的价值，而取决于其形状的大小，并由此要求降低罚款的数额。

巴兰德最终胜出，同时也赢得了赫德的友谊。在欧洲人面前斤斤计较的结果，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利益，而且还赢得他国人的尊敬；在中国人面前斤斤计较，当然也维护了本国的利益，但赢得的是中国人“极鄙琐”的贬词。在差异明显的中西交往和交友之道面前，巴兰德有成功，也有失败。80年代末来华任职的福兰阁的评价是：

他多年担任外交使团的团长，并在此任上，针对当年还甚为普遍和公开、有时也是隐蔽的中国人的抵制，为整体的西方利益倾注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他的这些政治作为，后来还招致了某些同行的敌意，而眼下整体的西方利益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当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为谋求各自利益而陷入互相敌对状态的时候，这种敌视必然在远东体现出来。

按照福兰阁的判断，巴兰德担任驻华公使和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的这十多年里，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共同政治”理念，在他1893年离职之后，这一理念也不复存在。福兰阁的这一说法，得到1894年元月新任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的支持，此时中日关系紧张，但巴兰德的外交主张，仍然引人瞩目：

曾任驻东京和北京的德国公使巴兰德，在不久以前回到柏林，但他仍同中国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同李总督的座上客和密友德璀琳先生经常通信。他在日报和期刊上，特别是在德意志论坛报上发表他的见解，认为欧洲的利益是绝对不允许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

1893年，巴兰德在汉城与年轻的美国女子（Helen Maxima Heard, 1868-1937）结婚，两人年龄相差33岁,巧合的是，这正是巴兰德在东亚逗留的年份总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位海尔德小姐的父亲是时任美国驻朝鲜的总领事。按照当时德国外交部的规定，外交官不能娶外籍女子为妻。但这条规矩并未严格执行过，这一次却一定要难为巴兰德。58岁的巴兰德颇有“不爱江山”的风度，选择了退隐。

回到德国的巴兰德成为着述家，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里，他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专着达十余部，另有报刊文章和演讲稿十余篇。内容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对东亚局势的分析。可以说，巴兰德的一生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00年10月，正是八国联军战争酣战之时，隐者巴兰德在自己回忆录第一卷的前言里写道：“日本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全新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却站在了悬崖边上，它得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做出选择。”

1920年8月24日，巴兰德在名城魏玛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东方历史评论 王维江 2015-08-23 08:5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