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林彪笔记里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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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经过几年养病的“韬晦”,观测研究党内的政治风向变化,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对进行政治投机的手腕颇有心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在党内有不容置疑的领导核心地位。林彪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投其所好,并视其为玩弄权术、以逞私欲的要诀。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更加注意观察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和一举一动,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面目出现,摆出“紧跟”的姿态,以如何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来决定他的言行。

从1960年到1964年,林彪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请人讲课和为他摘抄中外名人的语录)。他读了许多历史方面的书籍,像中外历史书、各朝代的演义、军阀混战资料、文史资料以及历代开国皇帝和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对曾国藩、袁世凯、张作霖、胡宗南、戴笠等作过研究。他请专人讲授历史上的政治枭雄们的权谋,驭下与奉上的手腕,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让人给他摘录了不少学习卡片。林彪对学习政治权谋很有兴趣,他和叶群还记了一些笔记。

林彪读书的着眼处,不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治国之道,而是醉心于政治的权谋之术。想以知识来提高政治投机的伎俩,滋养出的只能是权力欲膨胀的个人野心。

在他散记的批注心得中,可以窥见林彪在极力对毛泽东歌功颂德背后的内心世界。摘取几例: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是老东(按: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坚持“左”倾高姿态。

在叶群的笔记中,有对付毛泽东的“应兑(对)法”一项。内有:

面带三分笑。

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抓一号(指毛泽东)活思想。

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

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向他报告)那里去。

从这些记载时间不一、闪烁其词、断断续续的小注、眉批、笔记中,隐约而又清晰可见林彪夫妇玩弄权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阴暗心理。这种阴暗心理加上个人野心的膨胀,必然导致误党祸国的结局。

林彪一接手军委工作,就在神化领袖、制造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上大作文章。

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宣扬:“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着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着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进而又提出了“顶峰论”。他说,“现代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

林彪发明了“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主张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 “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

林彪还亲自下基层部队宣传他那一套,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着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着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 用 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道的“三十字方针”。

林彪还指示《解放军报》要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每天根据版面内容,在报头上刊登毛泽东语录。到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授意,又将毛泽东语录汇编成册,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本,发给全军官兵,掀起学“语录”的热潮。到“文革”时,《毛主席语录》成为全国上下人人必备的“红宝书”。

在部队建设上,林彪搞了一套突出政治的新东西。1960年,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两次题写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照他的“串数字”的习惯,发挥成“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作为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对于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196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四个第一”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是林彪“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林彪还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口号。在林彪的提倡下,全军开展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

这些形式主义标新立异地“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在全军上下风风火火地推行开来,令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从部队推向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毛泽东在60年代初对大多数的中央领导人都有所批评,独对林彪褒赞有加。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措施。”

1963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境反击战汇报时说,“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又一次高度评价了林彪的做法,“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

林彪所搞的“突出政治”,违背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专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为目的,是现代造神运动的滥觞。当他把领袖制造成神时,他也就是最最忠诚的护卫天将了。“蚂蟥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在他竭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包藏着极龌龊的个人私欲和野心。“突出政治”既是他迎合毛泽东的手段,又是他制造出来的从事权力斗争的棍子,一切不顺从他的人,他都可以用这个棍子无情地横扫之。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发言,又一次使毛泽东感到了林彪的忠诚。

七千人大会是针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的会议。这是个史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发扬民主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刘少奇的讲话,分析了几年来的主要缺点错误,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总的来讲,成绩是七,错误是三。但有些地方则是倒三七。这对庐山会议后,党内不敢坦言错误的风气是个突破。同时,也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在会议上检讨了党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带动下,各省市主要领导纷纷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撇开总参谋长罗瑞卿给他准备的讲话稿,自己亲自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的发言。他的发言和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林彪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毛泽东当即对林彪的讲话称赞“讲的好”,要他整理后,“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亲自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林彪处处揣摩毛泽东的心理行事,得到毛泽东的极大信任。毛泽东在1964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赞扬林彪的做法。他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我们从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联想到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提出的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再联系到毛泽东对中央其他领导人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表明毛泽东已经摆脱了过去担忧军队出问题的阴影,要倚重军队做中国的政坛支柱。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左右手和护法的尊神。

毛泽东发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指示。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更加无产阶级化。

林彪正是在党内民主毁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风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玩弄权术,迎合毛泽东的错误,大搞领袖神化,在全党、全军中制造出了“高举”、“紧跟”的形象,成为中国政坛上光耀眩目的“新星”。



燕南园爱思想 王海光 2015-08-23 08: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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