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丹青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页码：333
·版次：2003年3月第2次印刷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内容简介
作者陈丹青1982年初自费留学美国，以自由职业画家身份定届纽约至2000年。同时春，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回国，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现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
这本集子，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作者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作者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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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身份定居纽约至2000。同年春，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现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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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这本集子，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我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字。这些文字的读者，就我所知，一位是约稿的编辑，另一位就是我。现在，趁这集子的出版，我要特意向那位约稿的编辑鞠躬致谢，为什么呢，因为经他的撩拨，我从九年前开始了持续的写作。
写作，我一向喜欢的，但除了就学前后的所谓“创作谈”，以及不像文论不像批评似的零星稿约，二十多年间仅只发表过可数的几篇，内容不出美术的范围，美术以外的话题，哪里梦想过呢，然而做梦似地，去年以来，我竟写成两本“书”，一本是已经上市《纽约琐记》，一本是尚且搁着晾着的《多余的素材》。内容不论，书写的文体，勉强算是“散文”或“随笔”的意思吧，“文学”当然谈不上，但毕竟可以自视为“写作”，而从此在画画之外，多一招游戏骗骗自己了。画圈子里外或生或熟的朋友于是诧怪：你还写作？是的，我的那两本“书”之所以斗胆承应，居然写成，就是有这位编辑早早地就在催我动笔了。
我要谢谢他。且称他为Z君吧——九年前，是在深冬，我头一次回国省亲，在沪西一间极小的居室里遇见了Z君夫妇，吃饭聊天。得知他是弄音乐的，手上正编着《音乐爱好者》这本刊物，我就胡乱地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不记得怎么一来，提起曾在曼哈顿寻看过霍罗维茨的丧仪，待讲到电影近镜头里老霍的大鼻孔怎样地悬着一滴鼻涕，Z君忽然打断我，高声说：哎呀丹青，你把这个写下来好不好？
我记得他一脸当真的表情。表情对我很起作用的。九年前，国中的出版业哪里能同今天比，Z君的兴致是在组稿，我的兴致是在写作：写什么呢，我自己并不知道，当有人给我指定了话题——譬如霍罗维茨的鼻涕——我就果然写起来，只是当初不想到后来会连续写下去，更别提拼凑起来出本书。
江南的屋子没暖气，其时我在地处北端的纽约呆了十一轮春秋，早忘了穿着棉袄夹裤在睡房里缩作一团的那份阴冷与寒气，可回国就为了怀旧呀，身体也在怀旧的。是在南京岳家的旧寓——现在早已拆成了一堆瓦砾——我泡杯滚烫的茶水暖暖手，用讨来的哪家医学院公文稿纸开始写，写完寄出，过几个月，就在纽约收到Z君寄来薄薄一册滴了霍罗维茨清鼻涕的《音乐爱好者》，同时他就催讨下一回的稿子了。
《灵堂琴声》算是我头一篇誊写干净拿去发表的文字习作，粗糙简单，还用“琴声”与“灵堂”搁在一起作题目，弄成小小的酸雅，骗读者注意，现在想来，真像少年时代头一回学抽烟，怕人看见，又想要人看见，手势、吞吐，尽在学架式。可是一根抽过，喉咙痒痒地也就接了第二第三根，虽是呛着咳着，也谈不上瘾，却不知不觉抽上口，不想戒了，何况还有个Z君频频给我递烟点火呢。
但我可从未有过谈论音乐的妄念，给Z君那么手指勾一勾，我竟不负责任写起来：所谓“责任”，是指我所没有的音乐知识，每篇所写，不过是些“关于音乐”的日常见闻，并不真在谈音乐；所谓“不负”，自然是指我一旦离谱太远，行家大约会对这“爱好者”的无知，付之一笑吧，而且那一笑，我看不见，不必非得脸红。Z君，则从不拆穿我的门外胡言，只管哄着我一期接一期写，这样子，六年期间给他写了将近十篇，到了九七年，有别家出版社约了我来写《纽约琐记》，又要回头谈论画画的事情，没有余裕了——九八年的《赴死的演奏》，是我给刊物的最后一篇，《瓦格纳问题》写写停停，竟忘了寄出去，现在可以收进来。
目录
题记
灵堂琴声
告别交响曲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一）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二）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三）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四）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五）
音响、唱碟、听音乐
再谈音响、唱碟、听音乐
三谈音响、唱碟、听音乐
浮光掠影百老汇
赴死的演奏
阶级与钢琴
瓦格纳问题
贝多芬故居
附录：
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
答《音乐爱好者》编辑部问
书摘
请暂且关掉音响，收起CD吧。深巷的琴声，即便是初学者的练习曲，也动听的（不过可别是上海我家隔壁那对男女大白天叫唱卡拉OK）很久很久没有音乐，终于听到了，你会在乎演奏版本么（一位北京女作家自述：出狱当天，她回到家就放听《彼尔·金特》组曲中的“黎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场合，听到你意中的熟稔的音乐，又是何等惊喜（想想看，谁没有这种经历？）；没有音乐也无妨，在一群半生不熟的朋友中，有一位与你聊起音乐，趣味相投，“音乐”即已在场。电影中的音乐（当然是指好的配乐）会使你神旺，骗你下泪（因种种理由，或毫无理由），但不少中国电影中的主题曲却使音乐为音乐本身所损害，并殃及电影。高明的纪录片绝少配乐，但能听到记录现场的音乐，或仅仅是声音。那是什么音乐、声音，不重要的，在日常“情境”中，音乐有时比音乐会更有效地呈现音乐，表达音乐。是的，音乐需要情境，有时，音乐就是情境。但音乐并不分分秒秒需要台下的听众。
可是耳朵永远醒着。你所痛恨的音乐（想起被侮辱、批斗？），别人的葬礼或婚礼上的音乐（只是路过、听到），别离时火车站激越吵闹的音乐（现在火车站倒安静多了，少了什么？），还有如今无所不在的广告音乐（并不都难听的）。那不是在欣赏、品鉴，那是生活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也能转化为音乐生活，甚至艺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晚上八点半，新闻联播结束，国际歌，胡同少年分头会齐，大打出手。
任何音乐都可以被再度倾听，再次确认。音乐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谁在听。超级音响却在一开始就被赋予明确的任务，即层层唤醒耳朵的功能。器官是需要验证的，然而再灵的耳朵也难参与音乐的想象。指挥家演奏家在台上所听到的乐队的声效，必与我辈不同，帕瓦罗蒂、卡拉斯又怎样倾听自己的歌声？我们的耳朵尚有许多永难测知的境界，音响、CD，不过是音乐的诸般境界之一。狗、驴，或一匹兔子对人类的音乐作何感应？它们也是生灵，耳朵比我们大而长，还老是竖着呢。
……
书摘1
林林殒命的时刻，据说是凌晨一点钟前后，那会儿，时代广场街区就跟白天一样热闹的。
记得那年九月我随一伙中国同行去祭悼林林。到达时，已经有一只纸板箱搁在他遇难的墙角，箱面上是死者遗像(复印的，很模糊)和几枚点燃的蜡烛。时在六、七点钟之间，下班人潮和酒店进出的千百双皮鞋、高跟鞋、衣裙下摆，及人手一只提包，掀起阵阵疾风，把烛火煽得来回直抖，几几乎给吹灭。林林，是那年纽约市一千三百多名死于非命的鬼魂之一，虽说因为他来自中国，又是艺术家，报刊电视早为此案发了显着的消息，但见多识广的纽约人，还有那夜兴冲冲赶剧院的游客们，谁会格外动心呢。而况纽约人走路是出名的快，有一出百老汇秀某场启幕，就只见几十位男女演员扮成纽约路人在台上来来回回风风火火足足暴走一分钟。
祭悼一过，就游行。路线是早经申请并规定好的，从第44街拐到时代广场兜一圈。由于是“少数民族”，又事关命案，这一带“片警”特地出动二十多名摩托骑警在队伍外沿(其实游行者不过五十来人)排成一线，头戴钢盔，一路靴跟点地，随同我们的步行速度缓缓蹭着，伴着，严防意外。口号是随你喊，但效果形同那几枚风中的蜡烛：途经上演《歌剧幽灵MAJETIC
剧院，正是入场时间，人都漫到街上来了。再走不远，ASTOR PLAZA电影院适才散场，人又漫到街上来了。队伍还成什么阵势呢，而且用英语喊口号泄公愤，既不顺口，又叫不齐整，偶有侧目驻足的洋人，只为习惯性地让让道，兼看一眼警察的摩托车阵吧。一转弯，时代广场到了，游人如织，灯光大亮，这儿是全纽约超尺寸广告牌和霓虹灯最集中的地段：凯文·克莱的内衣内裤，SONY牌电子屏幕，柯达胶卷荧光看板，闪烁灼目铺天盖地，再就是刻下正在上演的百老汇秀巨幅广告海报：《相见圣路易斯》、《维克多维克多利亚》、《西贡小姐》、《猫》、《悲惨世界》……这世界索性一片“悲惨”，也叫痛快，可以成全一本书、一出戏，可是入夜走在热闹喜气的时代广场人流中，又在为亡友祭悼游行，这时，你
倒给“世界”来下个定义看看!
言归正传。不过美国音乐剧的“正传”，张佺先生已经“纵谈”过了。我能向诸位报告什么?
譬如《猫》剧剧场，整个儿是用仿制的街头大件垃圾组构的，扮成众猫儿的演员就从观众座席的各个角落夹道蹿上舞台，正像是猫的随处出没。《西贡小姐》中美军撤走一幕，一架真的直升飞机轰轰烈烈降落在舞台中央。机头螺旋桨的疯狂旋转声震耳欲聋，前排的看客头发都给吹得疯子似地。而冉·阿让步出监狱，一路在《悲惨世界》看到的景观，是由巨大的圆型旋转舞台载送农工士绅一截截掠过聚光灯下，随后没人黑暗，你以为阿让在“走”，其实他一边昂然唱着，一边在旋转台的旋转中迈着肥腿反向逆走，一刻也不曾离开舞台正中投射在他身上的灿烂光芒呢。
但这些玩意儿同音乐剧的“音乐”没关系。说起《魔笛》、《卡门》、《波希米亚人》，诸位即便没看过，也或许能着即唱几句剧中的名曲——那年，一位从前苏联迁来纽约的罗斯托夫男子做了我近邻，他英文说得吃力，索性唱起古典歌剧段子，我也居然应声跟着，双方“谈话”立即“畅通”——百老汇剧在英美固然家喻户晓，但不像古典歌剧中的“歌”可以脱离歌剧“母体”，在“世界”范围传唱的。中国传播过美国音乐剧吗?又可曾传唱开来?即或年轻人当作流行歌唱了上口，是否知道出处?一九九三年，我请一对北京画家观赏《猫》剧，出场后，他们惊喜地说：“啊呀，原来是这首歌!我们早就会唱的。”哪首歌呢，就是剧中的主题歌——众猫儿之中，有只最丑最脏，连猫类也要嫌弃的老雌猫，临死之际，她可怜兮兮唱起来：先是轻吟低诉，逐渐放声，最后呼天抢地一迭声哀号：“Touch me!Touch me!”(抚摸我，抚摸我!)我听着，毛骨悚然，隔座传来像是噎着呛着似的剧烈咳嗽，偏头看去，一位纽约胖男人正在宏亮地抽泣呢。接着，舞台上方降下一个金光万道的巨大物事，那濒死的丑猫(其实是个美丽的女演员)浑身披挂着褴缕破衣(像极了从泥塘或阴沟里捞起的猫儿)，歪歪斜斜登上去，融化在金光中，缓缓“升天”了。
打住，又扯到视觉上去了。
我是个“音乐爱好者”。准确地说，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除非亲自坐在剧院里，我从未独自倾听百老汇剧的音乐，更不会收藏这类唱片。再好的电影音乐，一散场，我也没想到过要去买唱片。是百老汇剧音乐不好听?说实话，听那只“雌猫”用美声哀号，还有《悲惨世界》里那位为单恋所苦的穷姑娘在月光下唱的咏叹调，我都给鼻涕眼泪弄出来。我所看过的七八部音乐剧，没有一出是不动听，不动人的。但凡国内朋友来访，我都劝他们看一场音乐剧，假如我打定主意花闲钱，也宁舍古典歌剧而取百老汇秀。知道吗，当《歌剧幽灵》在洛杉矶巡回时，据说一位太太订足了四个月期间的每一场票，天天晚上去她的包厢报到呢。
在家静听古典歌剧，我从未想要特意地去看。此地什么歌剧都在上演，每周六下午电视电台就有歌剧专题节目，全本转播，连同幕间的名角儿访谈。歌剧，巴罗克时期的我要看，可能因为宫廷服装满足了我对巴罗克古典油画的情结，但美国人演欧陆的剧情，听唱可以，观看，却到底大欠气质。浪漫派的大部分歌剧，以我的偏见，不要看。普契尼的《图兰朵特》，简直灾难。纯就可看性，歌剧比百老汇音乐剧差得远了——再补一句：这是我的偏见。
古典歌剧可以不看而听，百老汇剧却能且听且看，什么道理?两者相较，怎样不同?张佺同志的“纵谈’’均已有所诠释，但我自有一堆问题无法当面请教，此刻稿子还得写完，姑且先自胡说下去：
同古典歌剧相较，百老汇音乐剧算不算是给大众看的俗剧?不然。十八、十九世纪的歌剧，多半就是当时的俗剧，二十世纪归人阳春白雪一路，那是文化上的变迁，俗众雅众，是人也换了，雅俗的概念也在换。今天美国的平民百姓打扮停当去看一场百老汇音乐剧，算是风雅的情、事，要说当下的通俗文艺，该是电视肥皂剧和好莱坞的季
度电影。
说百老汇旨在娱乐，也不尽然。“纵谈”指出三十年代以降音乐剧内容已涉及伦理与政治，主题相当严肃，是大实话。在五光十色的音乐剧背后，其实充满美国意识形态，同中国文艺自古“寓教于乐”的传统如出一辙：劝善、报应、大团圆、英雄美女、人生无常之类，都有一套美国式的说法，逗得你哭哭笑笑，好不动心。百老汇剧向来还包括我们熟知的传统话剧，那可是正派极了，一路秉承易卜生、契诃夫、肖伯纳，以及美国二十、三十年代社会批判剧的余脉，一旦上了百老汇舞台，我们就得以高于北京人艺话剧经典《茶馆》水准以上的演出效果去想象之。八六年达斯汀。霍夫曼还亲自主演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场场爆满，一时成为演艺界盛事。法国大导演路易。马卢最后的一部电影，就是在百老汇老剧院用百老汇名牌演员拍的契诃夫全本《万尼亚舅舅》。
此外，百老汇更有前卫、实验的一面。西42街和下城西格林尼治村那些通称“外百老汇”(Off Broadway)和“外外百老汇”(Off Off Broadway)的小剧场，是美国，包括欧陆演艺圈人士赏析和献艺的地盘，半由国家资助，半由私营，并不以大众票房为取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