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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心灵的社会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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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之内的中国 《单读》：你看到的中国作者里，谁对县城的经验处理得比较好，不管是写作还是电影，贾樟柯？ 阿乙：贾樟柯那个是真好。那时候的汾阳县跟我们瑞昌县一样，都是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在建设的前夜，那时的小偷完全就是那样。在理想主义的末年，有一批人还想往外跑，后面就没了，大家沉寂了下来。最后《站台》里头那个人在打盹儿，回到原来的生活，我觉得还是蛮真实的。 我也属于那一批往外跑的人，就是《小武》里面那种生态，它也不讲什么故事，就讲县城里暧昧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特别自私，又常年生活在一起。千万重的交错，大家都有亲戚关系，对彼此下不了狠手，又存在一种冷漠。父子之间的冷漠尤其明显，最后就是一个财产分割人而已。 《单读》：作家里面呢？ 阿乙：作家，中国作家虚伪的太多了（笑）。正例子应该有，但我举不出太多来。反例就是路遥，因为他写的东西一点都不真实，都是意淫出来的，没有一笔是真的。他写县长的女儿和矿工谈恋爱，这个怎么可能，连句话可能都说不上。这个你死活想不通。我觉得路遥真的是好作家，但思想上特别落伍。中国好多作家思想落伍，庸俗。 《单读》：你喜欢福克纳吗？他处理的是美国县城，你觉得和今天的中国相比，如何？ 阿乙：我喜欢福克纳。福克纳他会考虑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比较粘稠。他自己也活在南方，这种粘稠感比较真实，就像土豆泥。还有土地的气味，整个南方的气候，你能感受得到。在我们那个县城，我记得总下雨，现在回去老是没有雨。第二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市侩。 《单读》：过去的经验差不多已经用完，下一个经验是什么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阿乙：现在其实已经在往外远征了。写这个长篇，实际上是最后一次疯狂地征用过去的经验。因为我把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复制下来，甚至具体到公里，我都在计算，在地图里面查。而远征，就是写一些远离自己的、戏剧性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通过固定的性格或者固定的情节来推理。这个过程其实就在不停地实验，就像太空里的宇航员，出去玩一会儿，但还得找到一个新的寄宿的地方，否则就在太空里飘着，没影儿。 所以我去年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但丁，还准备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想在心灵上看到一些脉络，去写一个当今时代的人，但我自己作为一个标本，作为艾国柱，不足以成为一个典型，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人，或者对这个时代有重大的思索的人。我不像你，我分析自己是一个自我放逐的70后，就是把自己放逐于政府、社会之外，我对这个社会没有激情，我对改造政府、改造社会没有激情。我只是读书，读书就是吃肉，就是我的享受。 对于80年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包括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经历，我都有热情。但在写这种心灵史的时候，我自己成为不了那个典型，我的典型只是情感史，谈了很多重复的恋爱，也没什么意思，构成不了但丁那种痛苦。但我一直在想，中国以后一定会有人要写这样一个苦闷的东西：我的灵魂被谁抽走了。或是像堂吉诃德，要去跟谁挑战。如果我是一个力气比较大的作者，我一定会完成中国几十年来的心灵样本，而不是像余华那样在书写欲望上的样本。 现在我还没活够，还处在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思考过程中，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苍白的、没有勇气的人。我也会在写作中尝试另外一些样本，就像当年司汤达在思考于连·索雷尔的时候，这个青年对于拿破仑的梦最后的覆灭。那时候存在从外表到内心都比较高尚的人。我一直在想，人类伟大的作品其实都是关乎人类最高峰、民族最高峰的作品，就像《罪与罚》，我还没有在中国找到这样的样本。你看我们写这个时代，写《我是歌手》，就很荒谬。大家好像都“被去世”了一样，被割掉一样，心灵上处在一个极其盲目的状态。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写过一个杀人犯，但是它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样本。 《单读》：它是一个没有心灵的社会的心灵史。 阿乙：对，你觉得这个时代有谁是有拿破仑梦的人？好像没有一个典型，没有谁为了献身去自杀、崩溃，没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去写。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写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故事，别人说我的小说结构比较强，其实就是花哨比较多，它也是处在这个无奈的过程中。 也许有一天我会去写这种荒谬感，人的这种无可立足，整个时代一点声音都没有。简单的两个例子：一是雾霾，雾霾来了，这是会带来肺癌的东西，但大家还是继续生活。还有一个是我报考研究生，去研究生网注册，立刻收到不少“包你考中”的垃圾短信，每天平均三条。网上说一百三十万人报考，岂非一百三十万人资料全部被泄露了。这个时代的人有点像当年被赶进集中营的人，沉默地走进去。这可能又重新走到卡夫卡写作的老路上，我始终想看到一个交响乐式的向上的现代社会心灵史。路遥曾经干过这事，但那是虚假的。 《单读》：你的情感是19世纪的？ 阿乙：嗯，人应该是向上的，人在社会里应该是蓬勃向上的，和听交响乐一样，或者是像拿破仑一样。这些年来，让我心灵上比较震撼的中国人是令计划，通过新闻得来的，他其实是一个平民子弟往上走的典型，包括他的陨落。虽然大家像谈论一个第三者一样谈他，但我是把他纳入到自己的肉体里来了，我觉得我就像他。我的名字叫艾国柱，我的爸爸当年也喜欢取这样的名字，中国人对自己的子女期望就是这样。家人也希望我从政，我曾经也在那个路线上走了一段时间，还到市委组织部上过班，当时如果市委副书记抽我去当秘书，我现在就走在政治的路上。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不是一般的鄙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也在那条路上，很可能跟他是一样的，做一样的选择。在中国一说向上，就会扭曲，到最后成了一种权力，在权力的吸附之中。 《单读》：你说心灵史的经验，会想到代际的概念吗？这个对你来说重要吗？ 阿乙：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写作是有这个使命感的，作家就是应该给一代人留下一个精神上的印证。有时候我会羡慕经历过“文革”的和80年代巨大变化的人，那一代人两度幻灭，这个过程极大地释放他们那种精神上积极向上的东西。90年代以后，一大批人已经彻底功利化，这种功利化可能是一个外皮，而他的内心在流血。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我是1976年生的。80年代确实充满阳光，现在则处于炎热的状态，一个比较腐烂的时代，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傻子，如果你在精神上比较亢奋，人家就觉得你是个傻子，甚至别人还没有认为你是傻子，你都觉得自己是个傻子。大家迅速找到了各自，互联网也帮助大家在娱乐上找到归属感。 《单读》：其实整个中国在县城化啊。 阿乙：有可能。中国现在所有的激情，我都觉得特别怪异，创业激情，马云式激情，唐岩式激情，作为商业来说是很正常的东西，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这种神话固然常有，但在中国，它已经成为唯一的东西，理想主义没有别的出口，最后都成了创业的激情。 《单读》：对于很多人来说，马云就是拿破仑。 阿乙：是。转眼间，我过去的同事，现在有些成了CEO，不是什么大的CEO，至少也是个淘宝大店主了。 《单读》：你会怎么描述他们的故事呢？ 阿乙：没办法描述。我甚至觉得，现在只有新闻记者的非虚构作品是可写的。如果有一批很好的作者，他们能完成得很好，因为这比罗生门精彩多了，事件之中甚至谈论事件的每个人的居心都不同，包括受害人和所谓的弱势群体。 我在一个颁奖晚会上，曾近距离看见一个乡村教师，表演性太强了，他们知道怎样获得更大的捐款数额。主持人为了表演自己的爱，过去拥抱，又要抱，又怕自己衣服弄脏，又想亲吻，又下不了嘴，最后眼泪出来了。那东西就是很怪，从远处一看，两个人又像是真正有感情。捐助人也是一副大爷样。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冒大不韪，有些人确实受了损害，但他在微博上求助的时候，充满表演性。这个社会不纯粹到了极点。 《单读》：如果你来写你们这一代人，会有什么精神遗产？ 阿乙：我不知道你对70后的其他人怎么看（笑）。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遗产。 《单读》：或者你觉得这代人的经验是什么？ 阿乙：一文不值的感觉特别强，我所说的一文不值就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收尸。我这么说，可能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假如我们当中有谁死了，只是微博上一两天的谈资，点上两个蜡烛，大家就把他送走了。他就像一个东西，漂到下水道，没了，撼动不了任何东西。我们对别人没有痛苦，别人也不会为我们痛苦。没有谁让我在心灵上感到巨大的沉痛，让我揪心不已，哪怕是一个罪犯，也没有出现。这个社会有像于连那样的人吗？当时的俄罗斯，好像所有青年都在探讨祖国的出路。中国的民国、晚清，也是在探讨出路。现在也有很多人探讨出路，但我总觉得好像够不上心灵这个层面，也许你能看见，但是我离这些人太远。这些年我看到在言论上阴阳怪气的人太多了，哗众取宠的人太多了。 《单读》：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能做什么？ 阿乙：作家，先写点故事再说，在目前情况下写一些好故事，至少跟西方的作家拼一拼讲故事的能力。心灵上，还得去读一读这个民族的着作，去看过去的人怎样发掘时代。我现在感觉不到那种家国一体、为了理想主义粉身碎骨的典型，或者是我个人缺乏这个总结能力。
理想国 2015-08-23 08: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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