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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斯眉 来源：译言网

至少不是沿袭传统、按部就班、盯着表等待下课铃声响起的那种。非学校教育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参与者认为，一成不变的标准化考试和室内运动扼杀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唯一可行的做法是：给孩子们自由。

在佛蒙特州北部小镇郊外43英亩大的一块地方，有个隔板屋。9月初始，屋里的两个男孩睡醒了，他们是兄弟俩，大的十二岁，小的九岁。曙光仍没从暗夜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尚未入秋，但气候已有了变化，温暖的夏末之夜逐渐变得漫长而寒冷，寒风萧索的季节即将来临。在男孩们卧室的窗外，枫叶开始变红。

学校已开课两周或更长时间，但兄弟俩却不急，缓慢而安静地穿着衣服——从廉价店买来的褪色破旧的迷彩裤、法兰绒衬衫、胶皮靴。他们腰间的皮带上挂在刀鞘，每个刀鞘里别着一把直柄刀。

清晨六点半，当第一缕阳光燃烧着穿过地面的雾霭时，男孩们出了家门。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一辆黄色的校车将隆隆地驶过连接农场和城镇道路的车道，车上坐满了男孩们的同龄人，他们的额头贴着玻璃，注视着不断闪现的风景，田地、山丘和森林，环绕着被孩子们称之为“家”的小型工人社区。

男孩们不会留意校车，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坐在厨房餐桌前，与父母共进早餐。又或是由于他们已经走进屋外树林的深处。在那里，一条盛产鳟鱼的小溪穿过香脂冷杉林；小溪边有座古老的石板桥台，男孩们喜欢站在上面，将挂着米虫的吊钩垂入水中。也许他们不会注意到校车，是因为他们已沉浸在其他一些项目中：用洋槐的新枝做长弓，或者升起一堆火，将从河道中捕获的海味烤来吃。男孩们在火堆旁放一块平坦的石块，灼热的石块已经把鱼烤成乳白色，裂成薄片。

男孩们不曾留意校车，又或是因为它的经过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或许他们从未坐过校车，抑或从未上过学。在男孩们短暂的童年里，那种呆在四面墙壁的教室里、一会盯着窗外一会看着挂钟、数着分分秒秒、期待着放学的日子，他们一天都没经历过。

也许，这哥俩其实就是我的儿子，也许他们的名字叫芬和莱，也许，要是我和妻子潘妮一直我行我素的话，他们永远不会去学校读书。

看，父亲也可以有梦想，不是吗？

对于芬和赖伊所受的教育，有个词叫“非学校教育”，虽然潘妮对这个词始终不太喜欢。但“在成人指导下、根据特有兴趣而自主学习的生活”确实有点绕口，所以还是叫“非学校教育”比较好。

很明显，非学校教育和程式化的课堂学习截然不同，但是，怎样将它与日益普遍的在家学习区别开来呢？恐怕最好的解释是，所有非学校教育都是在家学习，但不是所有在家学习都是非学校教育。大多数在家学习的孩子遵循一套结构化的课程，而像芬和莱这种非学校教育者，则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完全自主权。按兄弟俩的年龄段，大的应该上七年级，小的应该上四年级，我估计我的孩子每个月坐着学习主流教育普及科目（如数学和科学）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每天甚至每周都不会超过两个小时。每个月两个小时。相对而言，直至目前，芬在课堂上花了约5600个小时。小他三岁的莱则用了大约一半的时间。

如果这些听起来很激进，那只是因为你没有把眼光放远，误以为孩子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应该被禁闭在课堂里，陶醉在贫乏的历史旧闻中。

义务教育始于1852年，当时马萨诸塞州要求社区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并要求每个8-14周岁的孩子每年至少上学十二周。在接下去的七十年里，其他州也采取了类似的法律，到了1918年，才完全过渡到强制公共教育。

不久，一些家长、甚至是教育者开始质疑义务教育的价值。其中一位是约翰霍·霍尔特，他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并在科罗拉多洛基山学校任教，1964年他将自己的观点写入《孩子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最终销售超过百万。作为对教育制度的控诉，书中认为，孩子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对学习的热爱，而这些都被学校剥夺了。

霍尔特后来成为在家教育的狂热拥护者，因为它存在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他很快意识到很多父母只是把课堂教育模式简单复制下来。因此1977年，在他的杂志《不上学也能长大》中，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这份杂志中提到的‘非学校教育’是指我们把孩子带离学校，‘去学校化’意味着我们正在改变规则，使学校不再具有强制性，不再拥有打分、排名、给学生贴标签的权力，也就是说，给学生们长久、官方和公开的评价。”

霍尔特于1985年去世，着有11本儿童培养方面的书籍。他联手资深教育家、《愚弄美国：义务教育的潜课程》一书的作者约翰·泰勒·盖托让这项活动普及起来。普及也许有些夸大其词，尽管在美国住家教育的180万儿童中，非学校教育的人数约占10％，但没有确凿的数据为证。

除了基本课程不尽相同之外，两种教育方式之间还存在文化分歧。住家教育的普及与强烈的宗教理念密切相关（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07年对住家教育的调查，83%家长认为“宗教或道德教育”是他们选择这种教育模式的部分原因），非学校教育似乎没有这种关联。

JohnHoltGWS.com是一家关于非学校教育的网站，其负责人帕特里克·法伦加解释说：“非学校教育在世俗领域一直存在某种规范，认为学习不是特殊技能，不能独立于万事万物，更不能受制于专家的条条框框。孩子们具有好奇心，要培养他们以家庭和社区为起点来探索世界。”

当然，我大致明白你的想法：没错，但你们是住在乡下，都在家里工作，么我们其他人怎么办？说的在理：我和佩妮做出这种选择，很多人认为是走极端。我在家里写书，我们经营自己的农场，以销售农产品和肉食来维持日常开支。其实，我们所认识的非学校教育实践者当中，不论贫富贵贱，人人都自主选择。麻烦的是有几年我们勉强脱贫。但事实上，非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的选择，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佛蒙特州山区农民正在将杰斐逊主义的美梦付诸实践，但这种教育理念并非他们的专属品。克里·麦克唐纳做过企业培训师，为了在波士顿教育自己的四个孩子而辞职，不过她丈夫布赖恩仍然是一名技术顾问。“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课程，”麦克唐纳说，“我们相信，孩子置身其中就可以学有所得，所以我们让他们经受现实世界的锤炼。”人行道、博物馆和城市公园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教室”，虽然和我儿子的教室在外观上大相径庭，但两者的精髓如出一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学习就像呼吸一样简单自然。

除此之外，只要一些简单通知、专业评估、“课程”审批、甚至家访等基本规定合乎条件，那么，非学校教育在所有50个州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许多非学校教育的实践者三缄其口，不愿成为众矢之的，也许是因为这项倡议往往会在擅于独立思考、反对权威的人士中间引发关注。

就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身上以前未曾表现过的这些特性，在我十六岁生日时大放异彩，此事要从两件伟大而持久的重要事件开始说起。当然，首先是拿到了驾照，同时有了一辆破旧不堪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母亲开了六年后，以200美元卖给了我。

其次是佛蒙特州的最低辍学年龄悄悄诞生了。美国每年有300多万青少年辍学，约占全国16-24岁人口总数的8% 。在州监狱的犯人中，辍学者占75%，而在联邦监狱为59%。他们一生的人均收入为26万美元，低于高中毕业生。

1987年12月23日是我十六岁的生日，那天晚上，我将刚刚拿到手的驾照放进钱包。由于粗心大意，那辆小甲壳虫刮伤满满，凹痕累累。高一那年，我最后一次开着它驶离高中停车场。

关于我辍学的嘲讽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虽然父亲拥有康奈尔大学的学士学位和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当时也只不过任职于佛蒙特州教育部。母亲毕业于爱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是一名代课教师。我的家庭对结构化教育如痴如狂，那不仅是父母在世上打拼的平台，也是养儿育女的手段，而现在他们的一个孩子却反其道而行之。

要是我说自己从高中辍学是因为品行问题，例如无师自通地学习高难度的热核聚变工程学，或者在撒哈拉以南的某个贫穷村庄里挖掘水井，作为孩子们的初级教育者，我所扮角色也许更加可信。但事实上我离开了公立学校，是因为那里无聊透顶，到了令我怒不可遏、哑口无言、奋起一搏的地步。

我日复一日地坐着，迫不得已地重复、背诵。教室似真空地带，我如堕五里云中。所学的一切令人感觉既抽象又标准化。我对学校的实际感受是：平板玻璃窗将丰富精致的世界隔绝在外，尽管一切通彻透明，人在其中却如同身陷囹圄。

彼得·格瑞熟知我的感受。格瑞是波士顿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在其2013年的着作《免费学习：释放游戏本能，让孩子更快乐、更自主、更好地从生活中学习》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义务教育。“孩子被迫去学校，在那里他们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利，”他写道。“现在要争论的不应该是学校是否是监狱，除非你想改变监狱的定义。学校人为去除了促使孩子自主学习和引发其天生好奇心的环境条件，好像将孩子们锁在了衣柜里一样。”

格瑞的主张是，与学校教育正相反，孩子需要的是无监控下的自我探索和玩耍，这会使他们养成自我决策意识和自信心。如果格瑞的观点是对的，那么现今的教育趋势不容乐观：在2012年，已经有五个州投票决定增加学年长度，使之不少于300小时。

当然，非学校教育不是唯一的选择。一些家庭逐渐转向选择华德福教育——世界上最大的替代教育行动。它源于澳大利亚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的教育方法，即创造性玩耍是孩子们的最佳学习途径。华德福教育学校1919年首创于德国斯图加特，1965年在美国仅有9所，如今已有123家。

即使不考虑学费问题，我们也不会选择把孩子送进华德福，因为一年学费高达三万美元。但是当芬五岁的时候，潘妮和我认为有必要对他的生活起一些引导，试图将华德福的一些课程和他的学习结合起来。于是我们买回一大叠厚牛皮纸和柔和的蜡笔和水彩颜料，潘妮在厨房餐桌上布置了一个“教学点”，以为我们的长子会心满意足地坐着，表达先天的创造力，尽管当时他学过不少死记硬背的知识，足以引导他进入现代世界。

说得好听点，这是一次失败的假设。在感觉到行动不自由的每一秒，芬都很愤怒。他摔坏蜡笔，在墙上乱涂乱画。一张又一张昂贵的纸张也被撕成碎片，流下苦涩的眼泪。这真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对我们的家庭而言，这也相当于一座分水岭。因为很快我们就放弃了教育儿子的主观想法，学会观察在什么情况下他学得最快。结果是当我们不再强迫芬坐下画画、写字、涂颜料时，他已经开始自觉地做这些事了。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将木头刻成漂亮的蝴蝶结，利用手头的材料做出复杂的玩具：不仅能旋转、还能伸缩吊杆的挖土机；刨掉软木塞、削去木钉，用铜管制成的玩具枪；甚至还有一架用旋转木“刀片”制成的锯木机。

换句话说，当我们放弃向孩子灌输什么那一刻，才是他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

二十刚出头，我就通过了普通教育水平（即高中毕业）考试，在佛蒙特州州立大学系统下熬了两个学期。当时我住在月租75块美元的小平房，就在具有田园诗歌般的沃伦市佛蒙特村外。那正是我痴迷于自行车赛和越野滑雪的高潮期，偶尔会去一间自行车滑雪用品店打工，靠一些传统的极限运动食品维生，像什么盒装面条、金枪鱼罐头和商店垃圾桶里过期的能量棒。

从山谷望去，我的小平房紧挨着一片错落不齐的农场式建筑。那是20年代70年代的准公有制田地，始终飘散着檀木焚烧的香味，还有爱吃豆腐的人身上那种独特的体味。门上的标志写着：复活之城。复活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没人知道。

我在复活之城营地待了整整一年，欣喜地获知，宅子里住着一个名叫唐纳德的单身家伙，三十几岁，在家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克雷森特和奥瑞安。也有可能只是他不让他们去学校上学。我模糊地记得他们坐在桌子前、学习...... 之类的。但在大多时候，孩子们都在疯跑，在森林里探险。周末，唐纳德装备好他的橙色大众货车，载着克雷森特和奥瑞安去自行车赛和音乐节，在那儿兜售素食卷饼。到了六岁和八岁，两个孩子就开始准备货品，并做了一些改进。

我简直惊呆了!当然还有嫉妒！这明明是我所梦想的童年，自由、责任和尊重，样样都不缺，没有学校里折磨人的死记硬背，也没有让人心灵破碎的记忆。当然，克雷森特和奥瑞安可能会野一点——有一次我发现卡车的前保险杠“吻上”了一棵横在车道和房子之间的云杉树——但他们却很早熟，很有自我意识，充满自信与好奇。他们盯着你的眼睛，说出完整的话。他们也时不时地奔跑和嬉闹。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只能说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晓得竟有如此丰富充实的童年。

当潘妮——我那时的女朋友——来看我时，她也发现了。“这些孩子简直太棒了，”她说。“我甚至不知道还会有这样的孩子。”

芬和莱几乎总在黎明前醒来。我们没有闹钟，但早起已成为习惯，从开始经营小农场至今15年一直如此。一家人分担着杂务：潘妮去谷仓挤牛奶，我把剩下的畜群赶去新鲜牧草地放牧、喂猪，男孩子们去喂矮山羊，名字分别是花花、绿萍和午夜。

七点左右家务都做完了，我们围坐在宽木桌旁共进早餐——通常是鸡蛋，以及用去年杀的猪制作的咸肉。早餐后，我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潘妮去田里或果园，芬和莱一般先跟着他们的母亲，然后消失在树林里。有时候他们拿着鱼竿，挖些小虫子，去小溪边，回来的时候袋子里装满了鱼、羊齿厥和雷尔蘑菇。偶尔我也一起去，一路上总是走走停停，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男孩停下来跪在地上去观察一些小小的新发现，我也很喜欢这些小发现，连忙跌跌撞撞地赶过去。

“爸爸，你看，野洋葱。”他们用小手挖着，把小小的根茎从松软的森林土里挖出来。稍过一会儿，我们用黄油把它们煎了，直接从锅里拿出来就吃，在吞下去前野洋葱在舌尖上还很烫。

其它时候，他们一起建造梦寐已久的房子，远远传来他们协商材料和设计的声音。

“芬，我们把门放这边吧。”

“你是说十又八分之三，还是十又八分之五？”

“莱，这头还需要一个洞。”

这些房子多到遍地开花，以至于我偶尔经过一座时，竟然不知道它是何时存在的。我也能从结构不断改进的简陋建筑中看出男孩们学习能力的日新月异。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再也无法摧毁它们了，男孩们已经学会建造倾斜屋顶，以及用横梁在中间撑起房屋。他们把开口朝南，将房子建在一块排水性良好的地面上，任何与土壤相接触的地方都用上了抗腐蚀性很强的雪松。

芬和莱能够熟练使用大部分农场常用的手动和电动工具。他们八岁时就能驾驶拖拉机，并在必要时驾驶装有圆木的卡车。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精准地抡起大槌劈柴。他们都有狩猎证，拥有0.22口径步枪和20毫米口径猎枪。他们几乎随处佩戴皮带刀，毫不在意周围大人们关注的、疑虑的，以及在我看来，含有怀旧之情的目光。

孩子们并非完全无师自通，我们懂得年轻人心智和持续提高的判断力的界限所在。这些能力不是基于年龄增长的硬性规定，而是不断发展的技能和心智成熟的自然结果。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越是多动手就越能干；越是得到信任，就越出色。这样的结果听起来明显有些救世主的意味，但我不得不注意到体制化教育——连同它所固有的、规避冒险的特性——在抹杀这些品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每一天都有条不紊：从早到晚做家务，在花园翻地、耕种，摘草莓去卖，所有的事情都在周期性重复进行。但在这些日常活动之外，芬和莱自行决定如何度过每一天。他们经常同时消失数小时，直到吃饭时才回来。他们身后背着木篮子，篮子是在一个也没有送其孩子到学校的朋友指导下，他们自己动手编的。回来时，篮子变得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他们喜欢的小玩意儿，脑袋里充满了让他们好奇的小故事：看到了麋鹿的脚印，惊跑的松鸡，坐在分杈的枫树下吃零食。“树皮很厚，”芬说，“足以度过寒冬。”

让孩子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父母不能回避的问题。当然，我无法给出全部答案，因为他们的童年尚未结束。

但我经常遇到来自其他家长的疑问，他们似乎不相信我的儿子们未来将研究特定领域，或选择潜在的职业方向。人们以为，我们在家教育孩子、让他们按自己的兴趣来学习，限制、甚至可能剥夺了孩子们选择的机会。老实说，当然会这样。但每个父母做出选择时就应当明白：无论我们为孩子们作出何种选择，总是有得有失。

我要说的是芬和莱都基本不用人指导，自己学会了读写，虽然都在八岁前后，比预期时间晚了一年左右。他们能够运算加减乘除。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确实有一些上学的和不上学的朋友，而且，社会技能也与同龄人持平。事实上，我和潘妮经常听其他大人们说，我们的儿子们似乎比同龄学生的社交能力更强。芬和莱参加了一个由在家学习的和接受非学校教育的孩子组成的定期聚会，并且芬还加入了一个定期的野外生存技能节目。实际上，他们的同龄人极少可以像他们一样在丛林中摸爬滚打，而且有时候他们希望有更多朋友来分享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但即使可以这样做，在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他们必须懂得自己的方法不是唯一途径。

如果他们想要成为医生，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医生。如果他们想要成为律师，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律师。彼得·格雷毕业于麻州法明罕市的瑟谷学校，在那里，小到四岁的“学生”就可以完全自主地设计自己的学习课程，即使课程不包含任何学习内容也是可以的，与此同时他们发现，进入精英大学并取得高分轻而易举，在家受教育的孩子，甚至像我儿子这样，也可获准读大学。事实上，许多大学都特别为在家受教育的学生开发了应用课程，尽管没有专为非学校教育者设立的主修课程，但在家受教育的孩子比我们其他人更容易掌握大学水平的课程。

“在我的记忆中，非学校教育可谓一场人生盛宴，”切尔西·克拉克告诉我，当时，她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就读，此前，她作为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的身份从该院的本科部毕业。“事实上，这确实具有巨大优势，我对想做的事充满信心，而且我不会像大多数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一样学得精疲力尽。”切尔西的整个高中阶段没有在校就读，而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小镇中度过的。

孩子们所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能给出的最佳答案可能是提出另一个问题：在校就读的孩子要为他们所受的限制付出什么代价呢？生理指标很好计算，在校学生患糖尿病的比率极高，1980年以来，6-11岁肥胖症儿童的比例攀升了近三倍。而孩子们在学校做什么呢？没错，就是坐着。

不活动也对大脑有害。佐治亚州健康科学大学2011年一项研究发现，锻炼可提升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复杂的思考、决策和社会行为运作机理相关的前额皮层的活跃度也会提高。在研究中，那些每天锻炼四十分钟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平均提高3.8%。

然而，在我们决定对芬和莱实行非学校教育时，对在校学习的生理和认知方面的考虑极少。不是我不想让他们健康聪慧，我肯定是这样希望的，我是他们的父亲啊。

不过说实话，我对孩子们的最大希望无法用表格或图形表示出来，也无法衡量，至少用常规方法无法度量。没有一种标准化测试能证明我的方法是否成功，也没有一种具体课程能将这些希望变为现实。

这就是我想让儿子们得到的：自由。并不只是生理自由，而是摆脱学校普遍存在的古板教育模式、获得智力和情感上的自由。我希望他们拥有徜徉在住家周边森林原野上的自由，漫无目的的散步，不受拘束。我希望他们顺从根植在DNA中的天性来发展，不要受到教育机构的束缚，那些人之所以要求孩子达到一定标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决定了学院融资规模的大小。我希望他们爱上学习本身，而不是被迫或是为了奖励而学。我希望他们不必承受社会压力，以最自然的方式去看、去做、去思考。

我希望他们拥有作为孩子的自由，而这是任何人都教不会的。

花边阅读 2015-08-23 08:4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