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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昌义，《当代》杂志编辑，曾担任《藏獒》《尘埃落定》等书责任编辑。剑走偏锋，人出旁门。着有长篇小说《作家忏悔录》、《江湖往事》， 与人合用“周洪”笔名撰写《警告中国人》、《周洪说话》等系列丛书。
作为作家，1988年，他创作长篇小说《作家忏悔录》揭文坛黑幕，申请加入中国作协被拒；1991年，与人合作用笔名周洪，创作《警告中国人》系列（五本），倡导通俗人生，首印百万册，风靡一时；2002年，创作《我平庸，我快乐》，社会反响强烈，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现场，遭遇学生家长举牌抗议。
作为编辑，1998年，和洪清波一起，细读被同行退稿无数次的《尘埃落定》，阿来从此成为文学大家，《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成小说经典；1996年，
从自来稿中淘出阎真的《曾在天涯》，获人民文学奖，阎真从此步入文坛，然后有知识分子堕落史诗《沧浪之水》；2005年，力推杨志军的《藏獒》，创半年销售四十万的佳绩。

前言：

前些时候,写了十几万字的编辑记忆《文坛榜样》,相关《国画》、《落日》、《中国农民调查》等“禁书”，也相关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知道敏感，难有地方成册，也就朋友间传阅。有朋友将有关路遥部分整理出来刊发，就成了下面的文字。本来是旧作，新浪编辑连在悼念专辑上，就成了悼念文章。以悼念文章论，文字显然啰唆，悲戚显然少了。看留言，果然一片板砖。

   网友指责我的编辑水平和文字水平甚至道德水平，全都谢过。谢过之后，文章中的不当，包括错别字，也没有修改。不是执迷不悟，是发出来的文字就如同泼出去的水，立刻就成了历史，所有后果都应当承担。唯一想要补充的是，文章虽然不为悼念写，悼念之心确在。可惜自己文字水平低，没能充分表达出来。

   借此机会,向所有热爱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朋友致敬，并向路遥表达一个煤矿子弟的诚挚悼念。2007-11-17

   是上世纪86年春天的事了。我刚当编辑一年，说好听些，是个编坛新人，其实是个毛头小伙，愣头青。路遥当时，已经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连续两届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一个回乡知青高加林，家喻户晓。地道的着名作家，又是陕西作协任主席――记忆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还有可能是《延河》主编。反正我们俩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说，力挺轮不到我，毁也轮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组稿。在《当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稿件。不过，只是西北的自然来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习惯，由老编辑联系。我去西安，是奔着几个见过来稿，没见过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结识的是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
　　陈泽顺是北京知青，在陕西出版社，后来编辑了《路遥文集》，写过《路遥生平》，很动感情。多年後回北京做了华夏出版社领导，有了一番作为。孙见喜是最熟悉贾平凹的作家，专写贾平凹，成了平凹专业户。赵伯涛的中篇写得真是好，后来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从此销声匿迹，很是可惜。如果文坛是江湖，中国作协是一个总坛，各地区作协就是一个分坛。编辑去组稿，通常都应该先去拜访分坛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坛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赐稿。在陕西，要论分坛主，贾平凹算一个，路遥也算一个。
　　那些天，陕西省文联正开什么代表大会，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在会上混吃混住。正好，贾平凹也在会上，自然就认识了。
　　《当代》有个传统，老编辑总是会告诫新编辑，编辑和作家，是作品的关系。作家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无关。所有作家，都是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亲疏，也仅仅因为作品，和恩怨无关。拿陕西来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三大巨头，在《当代》眼里，绝对同样尊重。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当代》首发。贾平凹在《当代》上发表过一些中短篇，路遥的成名作就发在《当代》。
　　《人生》之前，路遥还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发在《当代》上。《当代》留有路遥写给老主编秦兆阳的一封信。信上说，自己这部中篇，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给秦主编，是想请文学圣堂《当代》坐最后裁决，如果《当代》也退稿，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他就将付之一炬。
　　《惊心动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刘茵看，再送秦老终审。秦老说，这个作者很有潜力嘛，立即请他来北京修改！路遥这部中篇，就是在《当代》编辑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后二楼。改完之后，路遥感叹说，比初写还要费神。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当代》还发表了路遥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当代》后任主编何启治责编的。旧事重提，只是想说，路遥和《当代》的渊源其实深过平凹和《当代》，我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访他。
没去拜访，没别的原因，就只是我的个人性格。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从路遥开始，我从来就没去拜访任何已经着名的作家，从来没有。从来不会为了约稿去拜访着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访甚至纠缠着名作家，争取他们赐稿，是编辑的基本功课。当时有四大美编之说，就是四个着名的美女编辑，在更加着名的作家面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还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坚韧执着超越美女。当时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蒋子龙，就曾经遭遇两女编辑抢稿，犹豫不决之时，去了一趟卫生间，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抢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传说也成了历史，历史也成了传说。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联出版公司一位女编辑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贾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没争过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后，听说路遥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时候，她已经苦等了一个多月。据孙见喜他们介绍，手不离香烟，一张脸笼罩在烟雾之中。那时候国家还不富强，创业阶段，编辑没现在好当，要抢稿，只能靠人情，甚至靠低三下四，死皮赖脸。想提密码箱，现钞成捆，不可能。传说中的密码箱抢稿，也太夸张了，而且是照江湖电影来夸张。这边指头蘸着白粉舌头上一舔，然后点头。那边咔嚓开箱，满眼钞票。好，买卖成交。严格说，这种场面很少。有这种魄力和权力的编辑不多，即使是在传说中，整个文坛，也就三两位。遭遇过此等场面的作家，我能够落实的，也就阿来。
　　话说回来，无论是趁蒋子龙上厕所抢走手稿，还是把现金拍在阿来面前，从工作上说，都是很职业的编辑。竞争激烈，编辑难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算有失个人尊严，那也是好编辑。所以，我说我从来不拜访着名作家，更不会参与抢稿，不是自夸，更不是鄙视同行。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心怀敬佩。人家能够忍辱负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没人家坚韧。以工作论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编辑，因为这使得我从业二十多年，都成资深老油子了，还从来没拿到过着名作家的作品。不过，这倒有点《当代》风格。很多《当代》的读者的感觉到，《当代》发年轻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发着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说不多。关注无名作者，是《当代》的一贯传统。对着名作家关心不够，是我们这一届编辑的缺点。说白了，我们这一届编辑，没有抢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着名，有三两个编辑簇拥，我们就知难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编副主编去了，他们会相互拜访。以我当时的身份，不够名家拜访的资格。当时，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外国文学方面修养很高，温文尔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诉我，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我有没有兴趣看。我说，当然有兴趣拜读。记不起我当时激动没有，现在想来，应该很激动。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聊出一两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遥的长篇小说，那不是天上掉馅儿饼？人家女编辑苦等了一个月，都没给看，我刚下火车，就问有没有兴趣。我是应该欣喜若狂。
　　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都忌讳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哪怕是寄给主编。通常他们会写信或者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普及，长途电话算奢侈品）告诉编辑部，问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能不能派编辑前来？寄给编辑部，虽然编辑说是赐稿，但寄的过程是投稿，总有点投靠的意思，感觉总有些屈尊。要是编辑上门，那是出版社和刊物来抢稿，至少是讨稿。感觉大不一样。这是在试探掂量。如果编辑不愿意上门，那说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视。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讨没趣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给看重它的人。这不是装孙子，是自我保护。作品完稿的时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时候。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写完，说是心力交瘁，一点不夸张。看着手稿，却不知优劣，不知生死，不知成败。茫然四顾，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样。越着名越困难，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装，送邮局就是。有认识的编辑，写上编辑大名；没认识的编辑，写上主编的大名；最普及的，写上编辑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一分钱邮费不花。你看得上，我高兴。看不上，退稿给我，给我份手写体的退稿信，我就当宝贝珍藏。总之，小作家投稿，没有心理障碍。着名大作家就不一样，他经不起退稿。丢不起这个人，比脸面更重要的，就像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身体极度虚弱。一点风寒，就可能留下终生毛病。所以，我还得重申，这与作家人品无关，与装腔作势无关。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职业软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时。
  《当代》的老编辑像刘茵、章仲鄂、何启治、朱胜昌等，都是着名编辑，他们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要体谅作家，维护作家，帮助作家。《当代》这么多年，一没美女编辑，二不趁人上厕所抢走手稿，三不提密码箱拍现钞，能够发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没有道理的。
　　路遥要是直接给秦老写封信，《当代》会派一个老编辑，有可能是个副主编，领着我这个小编辑直陕西，直奔路遥家门。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好之后，就给《当代》去了信。以陈忠实当时的名气，远不如路遥。我记得大家在朝内大街166号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认为陈忠实一定能够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但还是决定，派人奔赴西安。是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当代》发行量五六十万册，不考虑经营问题，内部管理也还是大锅饭，没有奖金差别。那些老编辑不管以什么方式组稿，都为的是编辑的荣誉感，比我们现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刊物产生影响，读者还不习惯直接阅读图书，所以作家都寻求刊物发表。还有，作协那位副主席，是个好同志，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时，对路遥有极其充分的保护。他说，路遥新作没给《十月》、《收获》，也没给《当代》的领导，是为了寻找知音。之所以问及我，是认为我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矿工子弟。路遥一生都在贫困中生活，陈泽顺的《路遥生平》一文中讲述了一件事，说路遥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得来没内裤穿。他到了《延河》编辑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因为他光屁股，必须要在被窝里穿上长裤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几岁就当民工，抡大锤，打炮眼，拉板车，抬石头，什么苦都吃过。跟路遥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这么一说，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给我看，真是托对人了，你怎么会毁人家呢？
   副主席还有一席话，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苛刻吗？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有“一字不改”。和副主席谈过之后，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再经典的名着，我读不下去，就坚决不读。就跟吃东西一样，你说鲍鱼名贵，我吃着难吃，就坚决不吃。读书跟吃饭一样，是为自己享受，不是给别人看的。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时候的文学，肩负着思想启蒙，文化复兴的任务，不满足读者标新立异的渴求，就一无是处。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开脱，是检讨自己怎么会铸成大错。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路遥有回忆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所以，我不可能对他说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对副主席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发稿和待发的长篇不少。我例举给你听：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还有李杭育那部后来被封杀的长篇。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证头条和几号大字，更不能保证全文一次刊登。路遥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这就不用说你看不下去了，还给路遥留了面子。严格说，不是我给路遥留面子，是路遥给我备好了台阶。很多着名作家提出过份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实现，而是特意给编辑退稿准备台阶。避免编辑难办，大家难堪。要不然，只好说看不上，说不够发表水平，那就太残酷了。很多时候，表面过份，其实厚道。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该是提过份要求的人。
  退稿的时候，如果是无名作家，我们肯定就再见面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感受如实地告诉他，希望对他有所帮助。路遥是着名作家，轮不到我帮助，他要不主动听我的感受，我不会找上门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万要保密，对文坛保密，对陕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应该的，稿子被你一个小编辑随手就退了，传出去怎么也不好听。
 我在西安期间，还真有人不时问我一句：看路遥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时会感觉古怪。路遥创作这部长篇，费时多年，应当是陕西文坛的一件大事，受大家关注很应该。可我的感觉是问及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要泄密出去，会有人幸灾乐祸吗？不会有这么严重。尽管到哪儿都会有文人相轻，到哪儿也都会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当时陕西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数陕西作家有相同的创作路数。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会对陕西作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大家也不会盼着他失败。
  陕西地处西北，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改革开放前沿，不能得风气之先。想要创新，不行；想要装现代，不行；想要给读者思想启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八十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陕西恰好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也该承担起现实主义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我那一退稿，的确很残忍。
　　可惜我一个毛头小伙，愣头青，哪儿有这么心细。我退完稿，出门逛街，看上一辆有铁丝网还有轱辘的婴儿床，向孙见喜他们借了钱，高高兴兴买到手，扛上火车，就去了成都。当时我闺女她妈身怀六甲，我正准备给我闺女当爹。
　　回到《当代》，好像还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替领导化解了一道难题。那时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是朱盛昌，我们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轻描淡写说：你应该把稿子带回来，让我们退稿。那样，对作家也好些。老朱是个厚道人，不过，我还是扪心自问：我怎么忘了带回北京，让领导处理呢？这么着名的作家，我怎么就这么擅自处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长途电话回编辑部请示领导呢？路遥说是给我看，其实是给《当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当代》了呢？别的老同志，像刘茵、老何、老章他们，知道这事儿以后，也都提醒我，应该把稿件带回来，让领导退稿。在《当代》，提醒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批评了。我在《当代》错误不少，有些还是政治错误，连提醒都很少遭遇。《当代》的老同志，都习惯言传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还没完。听老同志的批评，我还感到点欣慰。老同志们批评的仅仅是退稿程序，没有人说不该退，只是说不该由我退？ 86年的文学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经开始长达二十年的漫长衰退期。《花城》因为地处边远，危机感比《当代》《十月》《收获》都强。他们的编辑的组稿愿望非常强烈，为作家提供的服务也特别周到。打个比方，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广州，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住三天两天，而是三月两月，住里面写小说。《花城》不拥天时，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寻求人和。当《花城》编辑，注定了一个命运：比《十月》《收获》《当代》付出多，收获少。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还多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住白天鹅也不管用。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问题上，通常都是“势利”的，就跟家长总恨不得把孩子的脑袋削尖了去钻名牌学校一样，作家也希望给自己的作品寻求更有影响力更有话语权的刊物。整个中国文学包括期刊，都开始了边缘化进程，而地处边缘地区的文学和期刊理所当然是在边缘化的前站。正在经济中心化的广东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实是在同边缘化的命运抗争。那些“势利”的作家，应该是先于我们感觉到了《花城》的边缘化命运。　
《花城》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他们的新任（副？）主编谢望新，立刻从北京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雷厉风行，而且轰轰烈烈。那时候，《花城》和《当代》的关系很亲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也亲近。《平凡的世界》的研讨会，就在我们社会议室开的。很多《当代》编辑都去了。我没去，但不是没好意思，多半是因为没受到邀请。如果邀请到我们小编辑层次，会议室需要扩大两倍。我记得散会之后，老何率先回到《当代》，见了我，第一句话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听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还不止松一口气，《花城》发表了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没发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没了音信，几年以后，才在《黄河》上登出。《黄河》好像是山西文联或者作协的，比《花城》还要边缘啊。有传说，在《黄河》上发表也不容易，也费了不少周折。对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难？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90年评，91年3月9号颁发的。那是评价最低的一届茅盾文学奖。刚刚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关方面都很小心谨慎，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还是获奖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种传说，说路遥得到的奖金远不够到北京的活动支出。注意这个传说背后，其实是路遥的悲凉。要知道，路遥在生时候，所得稿费可以忽略不计，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动经费。就算他真的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过，也不是他的耻辱。要知道，别的作家活动茅盾文学奖，都不用自己掏钱，都由地方政府买单，一次活动经费要花好几十万。即使在谣传中，路遥的所谓活动，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衬托出路遥的悲凉。
  实话说，当我听见那些传说的时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遥就在那些传说中突然去世了。路遥是死于肝病，陕西的朋友说起路遥，都叹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压抑的性格有关系，跟他的心情有关系，他的心情当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关系。
　　路遥就这一部长篇，如同《白鹿原》耗尽了陈忠实毕生功力一样，《平凡的世界》也耗尽了路遥毕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遥没法高兴。假如我当初把稿子带回《当代》，假如《当代》分两期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自然会出书，自然会送选茅盾文学奖，同样会得奖，而且不会有活动的传说。就算要活动，也该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么传说的，据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动。这么说很难让人相信，甚至会让作家失望。但我敢保证，我们“周洪”成员――包括洪清波、脚印――参与责编的那些获奖长篇，比如《尘埃落定》，比如《历史的天空》，都没有所谓活动。假如我当初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风顺，而且堂堂正正，路遥的创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会好得多。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命运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说来很残酷，上天给了《平凡的世界》转机，但这个转机却是路遥的英年早逝。
　　在路遥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88年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然后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广播过，已经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说是写给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图书市场的反应。因为路遥的去世，才带动《平凡的世界》的销售。当时，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人都死了，还不让书火一把？问题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长销书。去年，我们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版权买到手，现在还时不时重印。
我感觉路遥的性格，是不善于和人交往那类，决定了他不会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就不可能是文坛什么人两肋插刀的结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决定的。一部作品，颠沛流离，二十年以后还在走好，没有力量能行吗？我承认不承认，事实也摆在哪儿。而且，二十年前，我这个刚进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遥引为知己，那是路遥的误会。但在今天，无数和我当年一样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读者，成了路遥的知己。坦白地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下决心带了《平凡的世界》读，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当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文学的价值在于启蒙。二十年过去了，文学启蒙的任务也过去了，价值标准也不同了。现在的文学，注重体验；现在的作家，有机会平等地讲故事了；现在的读者，有心情心平气和地感受人物的命运了。作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当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没用。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得犯同样的错误，不可能更改。当然，除了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也顺应了潮流。当年毛头小伙，心浮气燥，如饥似渴。现在老了，知道细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联出版公司的，责编是一个姓李的编辑，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编辑，她后来写有文章，说拿回到出版社以后，也还遭遇了不小的麻烦。领导也缺乏信心。领导知道《当代》和人文社曾经退稿，就更缺乏信心。当然没有点名，她在文章中只说“一家很有影响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给留情面啊！
　  还要补充一点，路遥是92年11月27号凌晨因肝病逝世，终年差16天43岁。这一点补充完毕，《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离了。我想应该做一个总结，我讲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检讨。严格说，跟我个人得失无关，跟我自己的好恶也无关。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着在文坛的命运。我们再重复一次故事的要点：一部经典名着，作家呕心沥血成稿之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没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开始在文坛边缘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还被传说是活动的结果。好不容易畅销，又被认为是死亡效应。等到它终于被文学史认可，作家本人早在黄泉路上了。

博客中国 2015-08-23 08:4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