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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一篇博士生返乡日记在微信朋友圈激起热烈反响，而文中引发争议的“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则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入的主题——“高校知识分子的困境”。

而去年出版的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真的最新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则对中国当下“高校知识分子的困境”进行了最深刻全面的揭示。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以“我”（聂致远）为代表的追求真理、不为世俗绑架、努力超越平庸的知识分子形象，写出了胸怀理想的“聂致远”们在现实环境下的困惑、挣扎、妥协、愤怒、坚持。他们虽有时也会屈服于生活，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同时，小说还直面高校学术腐败现象，直击关系与圈子对知识的腐蚀、金钱与权力对人格的扭曲……种种“内幕”令人震惊。但小说的主旨非为揭黑，而是要反映和强调：“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价值”，因此当“钱与权”异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势话语时，始终还是有聂致远这样的选择的存在，他们平衡着世俗的功利化带来的影响，坚定地传达着“人在满足生活的基础上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的信念。

本文系吴投文教授对话阎真教授文字实录，首发于《芳草》杂志2015年第1期，现凤凰读书经《芳草》杂志和作者独家授权刊发。

“现实主义不是照搬生活，而是背叛生活，背叛生活的公共性”

吴投文：收到你发来的电子稿后，我一下子就读进去了，很快就读完了，读的过程中有一种很畅快又很纠结的感觉。这部长篇延续了你一贯的知识分子主题，但在题材上有了新的拓展。我记得以前问过你，你在大学工作，对大学很熟悉，怎么不写一部大学题材的长篇呢？你当时肯定地回答，大学肯定是要写的，但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题材。毕竟你自己身在大学之中，可能会有某方面的顾虑。现在，你的这部长篇终于完成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和写作这部长篇的？写作这部长篇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阎真：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大学教书，已经有三十年整，应该说，这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在中国，有如此之多的教师，他们一辈子都在教大学，其中不乏一些作家，或者专注于小说创作的人。但我也要说，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还没有看到一部真正很到位地表现了当代大学校园生活的作品。这一方面可能是自己局限于阅读视野，还有一些更好的作品没看到，另一方面也说明表现大学校园生活的作品不好写。你也在大学教书，知道我们的生活没有很大的波澜，要在这种相对平静的状态下写出好看的长篇，有它的难度。《沧浪之水》写机关，能够有比较大的起伏，波涛汹涌，《活着之上》就没有。这减少了小说的内在驱动力。可我又不能为了故事性的冲击，把自己所看到的生活写成另外一种状态，那不真实。我的写作原则是现实主义，这对我来说意味着零距离地贴近生活。我的四个长篇都是在这样的创作原则下完成的。

吴投文：你在这里提到现实主义了，这正是我要向你求证的一个问题。你的小说在写实性上确实显示了一种非常执着的追求，你也多次表示过，你的写作原则是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请具体谈谈你对现实主义的理解。

阎真：现实主义在我看来，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述生活。在这种基本框架之下，我还想说说自己的理解。第一，现实主义是本真的，无需在前面加上修饰词予以限定。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经是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它把文学纳入极其狭隘的轨道，对我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极大的局限和伤害，几乎窒息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如果要有修饰词，那也只能是作者的自由选择，如魔幻现实主义。第二，现实主义不是照搬生活。文学应该去表现生活中有特色的事物。那些属于公共空间的事物，虽然也是生活真相，但谁都知道，你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这是应该在创作中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不是照搬生活，而是背叛生活，背叛生活的公共性。总之，现实主义就是要在平常的生活中写出不平常的东西，写出属于作者个人独到的观察和体验。我是按照这种思路去创作的。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场景，我不会写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同时，我又希望自己从日常生活之中写出创造性，写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

吴投文：是啊，现实主义实际上也不是一种定型化的写作范式，一个作家因他的性情和独到的观察，可能就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创造性，可能就在某个层面上丰富了现实主义。请你谈谈这部新作与已出版的三部长篇有哪些不同。

阎真：从六年前写完《因为女人》开始，我就在构思新的长篇，并把它定位在高校。我只能写知识分子，要我写其它人，我可能会写成四不像。为了找到自己想表达的感觉，我思考了三年多，并做了两千多条笔记。我的四部长篇，除了第一部《曾在天涯》，其它三部都做了两千多条笔记，反复思考，才动笔写的。这部小说要表达的东西，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描述，知识分子、大学校园、活着、活着之上。与以前小说的不同，首先是题材吧，其次是主人公的选择。有了这些基本的不同，就有了很多不同。

小说主人公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纠结，而这种选择就是“义利之辨”

吴投文：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大学里工作，所以我特别关注你的这部小说，尤其关注小说里的人物。小说的主人公聂致远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典型，他几乎每取得一点小的进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呈现出了当下大学精神生态的真实状况，你写这个人物有比较具体一点的原型没有？

阎真：小说没有具体的原型，但绝大多数故事都是有生活依据的。

吴投文：小说中的聂致远算得上是一个有骨气、有定力、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他实际上很单纯，与现实格格不入，内心非常苦闷，有时也不得不为生存而妥协，顺应某种潜规则。这种人在大学里很多，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否注入了自己身在大学的切身感受？这个人物也有《曾在天涯》中高力伟、《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影子，但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是这样吗？

阎真：主人公聂致远有很多纠结，因为不同的价值选择在向他招呼。这种选择就是“义利之辨”。这是小说的基本精神线索。这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活状态，我自己当然也不倒外。这个人物有高力伟、池大为的影子，因为他们都是思考着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许可以说，聂致远身上有更多的正面因素吧，还在坚守着知识分子应该有的价值底线。

吴投文：与聂致远相对照的人物是他的同学蒙天舒。这是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几乎通吃的人物，深谙潜规则的妙处，有非同一般的能量，这是一个大学里的怪胎。我从心里很厌恶这个人，但又觉得，这个人物虽然着墨远不是很多，但刻画得栩栩如生，非常真实，代表了学术和学人品格的堕落。在聂致远身上有知识分子的理想色彩，而蒙天舒则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人物，这两者的对照大约是一个正反面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互相生成的，深刻地触及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你在写蒙天舒这个人物时，有哪些考虑？他是否表达了你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忧虑？

阎真：蒙天舒应该还不算一个怪胎，而是今日大学校园中的常规人物。这种人有极大的能量，得到了几乎所有的利益。他们在灰色地带上下其手，但又从不越界。这个人物是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统摄了当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表征，不越界也是其功利主义的选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类人物功利主义的生活原则，但他又没有什么在规则上越界的事情。当然，这个“界”是法律和政策意义上的“界”，而精神上、人格上的“界”，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我的忧虑是，如果大学不能给予学生人文精神，以平衡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是功利主义的教师教出功利主义的学生，人文精神都在嘴巴上，知行不能合一，永远分裂，那谁还会对精神价值有信心？如果这成为了一代人的选择，那实际上也是民族前途的选择。

吴投文：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在这部新作《活着之上》中，你想强化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探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目标，也是这部小说所追求的高度。小说的背景非常开阔，在这个背景中所凸显出来的人物几乎都有悲剧性的一面，也有的人物在一副喜剧性的面孔后面实际上隐藏着难言的悲哀。你觉得小说里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否概括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性在哪里？

阎真：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人物，都是悲剧人物。因为他们按照人格原则，而不是适者生存的原则去选择生活。我觉得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还是概括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小说中的人物我都没有做极端正面或负面的描写，因为极端状态不是生活的真相。如果说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有最大的悲剧，那么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很难去信仰什么，所有的信仰在功利主义的冲击面前都很脆弱。这也包括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家园，是精神弃儿和流浪汉。这就是悲剧。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