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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米歇尔·吉伦吉格（Michael Zielenziger）

翻译：朱丽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选自2月出版的《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理解日本》

2003年3月，日本导演宫崎骏凭借卡通冒险长片《千与千寻》获得了第一次颁给日本动漫电影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奖项是对宫崎骏影片中宏大和创造性的视觉效果的肯定，这部影片融小女孩的天真奇幻世界、城市的喧嚣混乱、飞船竞赛及残暴的武士剑术于一体，如此鲜明的风格，像在亚洲一样，深深地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和动漫相应的漫画书籍，在日本也已经成为和数码摄像器材、汽车、电视机一样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出口商品。有些评论家认为卡通文化已经和日本时尚产业及流行音乐一道，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韩国和泰国的观众，是决定日本在21世纪能以文化超级大国身份示人，并体现国民总魅力度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这种动漫美学是对当今世界那些深受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年轻人反思，就如动漫权威村上隆所说，漫画中所有事物似乎都是贫乏、色彩过艳又无积淀、缺乏质地又无历史背景，就像普通日本便利店里，如7-11，荧光棒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一样杂乱无章。但是两种强烈的画面在宫崎骏的电影中交织在一起，却正好让我从中找到有“适应障碍”的日本“宅男”的影子。电影中的一个重要镜头，是一个叫“无脸男”的面具幽灵，他常年披着黑袍，面容忧伤却不能说话，后来他用吐出来的一块块金子诱惑那些贪婪的人类，把他们吞入腹中，并因此而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宫崎骏还揭露了由一位专横跋扈的澡堂老板娘经营的澡堂，在这里，鬼魂和幽灵们自由穿行，以吸入人们在世间的烦恼。老板娘自己养育着一个硕大无比、依然裹着尿布的婴儿，他被藏于幽暗之中，身后垫着各种护枕和长枕。这个巨婴似乎无法摆脱避难所的呵护。但他有时会用暴怒行为袭击他的母亲（当然这只是动漫幻想，他母亲也从未被伤到过。）当这个婴儿被“拐跑”到外界冒险了一阵之后，却能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说出的话也像个大人一样颇具智慧。

通过这样的小插曲，宫崎骏似乎在告诉那些宅居家中的人，他们依然有希望从令人窒息的穴居之处走出来。电影中，巨婴和面具幽灵也都是靠“千寻”这个小女英雄真诚的友谊和温暖的拥抱获得转变的。她对他们毫不设防，从不指责，反而热切地鼓励他们。更确切地说，对于一些日本青年人而言，重新选择并放弃与世隔绝的避难所，被证明对他们的“适应障碍”症十分有效。

可对那些宅男来说，这种希望真的存在吗？比如贤志，对他来说会怎样呢？这个三十四岁的浪子突然某天就从待了二十多年的离群索居的家中走出来，向我倾诉作为一个宅男的辛酸。此时，他正绝望地寻求回归社会的途径—正如他在写给一个宅男家长群体的头目—正久奥山的信中所述：很想找到“一束散射的光”启发他，帮他打开那道通向外界之门。

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时，贤志告诉我，他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只想简简单单地说声‘Ittekimasu’（我走了）或‘Tadaima’（我回来了）”— 这其实只是正常的日本人离开或回家时说的两句很普通的话而已。贤志的目标也仅仅是简单出个门回归社会，并让一切变得很“正常”而已。接着，在午饭过后，他告诉我自初中毕业从中学的环境中“解冻”之后的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是多么渴望摆脱与社会脱节的生活，但又很担心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达成所愿。“人们会经常对你说，你是自由的，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当你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之前，你就已经放弃一部分自我了。这让我对这个社会感到很失望。

“除非大人示范给孩子看，并在儿童的培养过程中允许他们自由行动，不然很难做到”—从隐居的处所走出来去寻找有可能会最终导致自我压抑的渠道。这就是当今日本生活的窘境。文化不改变，社会很难发生变化；可社会不改变，文化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改变。

“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被狼养大的孩子，”贤志边紧张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边跟我讲道：“他一直是被一对成年狼养大的，因此无论他怎么努力，最终都无法回归（人类）社会。一个被狼养大的孩子也只能成为狼，他是无法回归到正常社会之中的。”说到此处，他揪着头上稀松的黑发，脸上渐渐露出愁容，眉毛再次蹙成一团。“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老师曾告诉我们你可以自由地成长，并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但是大人却从未用实际例子告诉我们到底怎样才是对的。可能是因为成为一个简单的成年人并不会显得多有魅力吧！”

听着贤志的话，我想起了雅子，这位被幽禁的王妃，本来是一位很有潜力打破王室定律的女人，现在似乎成了国民伤痛的象征。2003年，当她的丈夫德仁皇太子用皇室惯用的模糊言辞告知媒体：“鉴于她自身的发展和本身性格原因，她已经无法再任外交官”时，许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都钦佩他的坦诚。但仅仅过了一年以后，这位皇太子就因其之前的评判而向公众致歉，很明显他是被迫这么做的。“我当时发表那番言论只是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雅子的处境。”皇太子在2005年2月他四十五岁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然而，这却给天皇与皇太后造成了困扰，我感到很抱歉。”但是，皇太子的这番忏悔并未改变现状。而在2006年初，太子妃依然像位宅女一样，几乎完全隐退，也从未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说过一句话。

许多日本人相信，作为个体的人，他们并未掌握足以改变国家风云变幻的能力。“帮不上的，”他们对其他人说，“真的没办法。”简言之，在这个舆论造势出来的社会，就像一个记者有次和我解释的一样，要做到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补充说，如果你用异于大众的“条框”和“逻辑”来实践自己的生活，“这相当危险。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这种态度同样清晰地体现在针对2004年4月三名日本人道主义工作者的问题上。他们曾被伊拉克起义分子挟持为人质，被关押了将近三周才回国。可是等他们安全回到日本后，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感恩的祷告者，而是举国上下反对者的白眼。“你们这是咎由自取！”有个日本人在他们降落后，在机场的签名本上写道。政府为他们花费了六千美元的机票钱，一位政府发言人谴责他们忽略政府警告，而去正遭受战争的国家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是相当危险的。“他们可能是自发行为，”政府首席发言人福田康夫说道，“可是他们必须意识到正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多少人会受到牵连。”还是留给美国的柯林·鲍威尔去褒奖他们“为了一个更伟大，更崇高的目的，自愿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吧”！

这三个人后来被带到精神病学家斋藤晓那做心理咨询，斋藤晓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此时的压力比在伊拉克被囚禁时的压力要“大得多”。当被要求将三个最大的压力场景按顺序从小到大排列时，这三位曾经的人质对他说：在巴格达途中被绑架的那一刻；被歹徒拿刀逼着喉咙上电视的那天；再就是“他们回家后的某天早晨看到新闻，意识到日本国民迁怒于他们的那一刻”，他们立即觉得自己处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之中，斋藤说：“据我们来看，刀架在脖子上那刻，压力已经达到十级。”斋藤接着说：“可是等他们回到日本看到早上的新闻时，他们的压力却达到了十二级。”

处在民众对立面或“制造麻烦”的危险—被日本人称为—日本的终极“适应障碍”：而那已经顺利地运行了一个时代的体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反应机制来被迫适应这个新事物。在其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它也逐渐丧失了深层挖掘自身内核的能力。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已经变得包罗万象和具有自我参照能力，因此身处这个圈子中的人无法看到或判断其缺点，因为他们不知参照什么。受太多外界压力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他们不愿改变，而继续走原来的老路，这是由保持“协调一致”和社会凝聚力所需—尽管，这实际上并未使人们变得协调一致。这个系统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年轻一代已经深受新可能性的启发，也很难说清他们是如何暂时，或偶尔地寻找新目标的。

在逐渐增多的日本人中，有个人像斋藤博士一样，开始探究这个系统的形成条件，结果认识到了日本糟糕的前景，他就是机械工程师村洋太郎。作为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村洋是位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和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他是那种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提升高档标准机械生产的精密度，并探索提高设备和汽车能效，以加快日本汽车业产值的老学究式人物。

在一个不断被沉默和质疑麻痹的国家，村洋是个日本怪胎，他沉迷于失败之中，从一系列的工业事故、火车失事及空难中仔细分析事故发生原因。村洋还建立了一个“错误社团”，这是个非营利性组织，建立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直视错误，并探明是什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从长远看，有利于吸取教训获得更大成功。

当我建议他将这种分析投向本国时，他告诉我，尽管这种浓重的悲观情绪对整个国家影响很大，但“没人真的想改变。也许70%的日本人都十分安于现状。因为他们的桌上依然摆满食物，并有屋可住。况且，除非你已经意识到非变不可，否则你压根无法改变”。

“如果，”他接着说，“再这样下去，再过五十年，日本就很有可能从地图上消失。因为我们从未教导我们的国民挑战未来，他们也就会只知道接受逐渐减少和变小的情状。”

当我们会面时，我很为他轻松的笑容和致命的坦率而着迷。村洋曾经密切关注过“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美国官方的反应。2003年2月，这架飞机在得克萨斯蔚蓝的天空中解体，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飞机残骸一直从亚利桑那散落到佛罗里达。他深为美国司法部门的科学家精准地探究失事原因的劲头所折服：他们竭尽所能地搜集飞机残片以重组机身。他们一边筛选遥测数据，一边整合大量目击到的因素。美国的问责体系竟如此严格，对此，他十分震惊。这里面涉及许多法律诉讼和独立调查，连报纸和电视网络都有对错误因由分析探讨的独特视角。不同团体的成员依据不同的侧重去调查，将会使得大家更加奋力地探寻真相。

而在日本，如果发生同样的情况，政府只会“简单地向国民道个歉，仅此而已”，他说，“我们根本不会探究深层次的原因，因此也压根不会出去寻找我们的设计缺陷，这对我们丝毫没有帮助，因此，我们总是一次次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可能这种探究性调查的缺失，正好解释了过去的这么多年日本在商业火箭的助推器方面的研发为何还差得很远。）

村洋对日本失败原因的分析为依然存有的希望提供了一些现实基础。“日本还不够透明，”他对我说，“人们也并非各司其职，没人真的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的政府压根也收集不到什么反馈。”

发生错误时得不到反馈，绝对是这个国家最最大的失误，村洋对我说。日本人—尤其是年老一代，他们在维持现状上付出诸多努力—“并不需要什么反响，如果人们接受他们身边发生的一切”而非反对，最终，他们就只会在自己所关心的日本社会的传统界限内“维持他们现有的一隅”。“在过去，我们确实可以依据现成之物按部就班，”他说，“我们压根不需冒险，那样也很快乐。但现在我们停滞不前了。人们会问：‘这种迟滞还会持续多久？’我个人觉得还得要持续十到十五年。”直到一个新的危机出现。

2005年4月，日本政府发布的白皮书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以公开日本体制，迎接全球化，分散政府权力，建立新的创新中心。这些措施听起来都很好。但正如这之前所发布的一些白皮书和报告一样，这些令人赞赏的目标没什么希望能实现，因为，正如村洋所认为的那样，在日本“没有人，（在权力方面）真的希望发生改变”。有谁能承担起千寻的角色，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动漫女英雄那样说服这个封闭的商业和政治生活圈，一定会让他们开放呢？一个关掉了反馈接收器的国家，将个人权利消融于集体主义体系之中，将和谐与稳定置于摩擦和竞争之上，最终必将丧失活力，且失去适应能力。在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度，又没有一个优越的固定价值体系，需要锤在怎样的砧石上才会发生根本改变呢？日本又怎样能将现代形式与前现代内核结合起来呢？这对日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挑战，而只是与过去更加结合的契点。就像1911年，作家夏目漱石说的那样：启蒙运动横扫西方“产生在内部，而日本的启蒙却是表面的。所谓产生于内部，我指的是从内里自然生发和发展出来的，就像一支花株由分芽向外伸展。但是发生在表面，我指的是迫于外在压力而不得已地假设性地向外伸展”。

难道是对失去的恐惧导致他们日本无法接受需要本质的改变吗？要他们被迫必须放弃许多经济和文化生活—甚至还有那些令世界赞叹的特征？比如其中包含的日本工匠的耐心和原则，追求细节的精神，及让顾客感到自豪的义务。因此，追求完美正是一种日本品质。日本传统中典雅的极简派抽象艺术，讲究与自然合而为一，而非将其淡化，讲究少而精，而非求量，这个给当代世界提供很多借鉴的国家现在却面临物质和资源的瓶颈。日本现阶段致力于对能源的贮存，探寻减少排放温室效应气体的新路子，并研制传统汽油发动机的替代品，甚至去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也会受益匪浅。我怀疑是因为日本先天固有的保守主义太过根深蒂固，导致他们强烈渴望保护他们“优美的传统”。这也反映出一个刻板地强调和谐和稳定的国家，无法学会如何将社会信任分摊开来。一个国家不愿意去承认或适应他的内在改变会因固步自封而导致灭亡，就像一个蚌壳只能拥有它的壳内之物。

今天，事实是全球化—彻底将时间和空间浓缩在一起—为世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不仅仅是我们美国自身。实际上，在这本书里，我已经尽力避免让自己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像要将美国置于一个欺压日本的高台之上。也许五六年前，美国牵涉其中，物理空间已经起不到保护作用，也不能将我们分离，而且距离的变化节奏似乎比先前更快了。

由于美国的资源越趋稀薄，布什政府急切期望日本能派遣部队到伊拉克，以重新修订他们的和平协定，重新建立自己由弹道导弹和蓝水海军构成的军事强国地位，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发展的军事代理人。如果让日本获得这样的资格，肯定会引发亚洲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并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的忧虑，他们会想弄清楚日本是否真的从二战中吸取教训并负责任地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最终，既不能从改变的世界中抽身，也无法使任何一个国家在霸权主义中得到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而且，最终，唯一一个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只能是忍耐、包容，允许多样性存在，当然，还有在信任机制内去增强信任—伴随而来的还有基本的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价值和自我表达权力。

因此真的存在一种放射性光束能帮助贤志和那些和他一样隐居起来的人吗？他们能像那个巨婴一样被“拐走”后回来就像一个有用的大人吗？还是，像贤志那样，像只孤独的狼。

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让他意识到没有哪个成年人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的—这也让我深感困扰。我能理解一个现代人无法诊断的沮丧。把贤志骗出家门，我感觉到自己有义务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否则我会觉得自己只是想从他那套点体现他糟糕状况的材料。我希望将他带出来，带到白天的阳光下应该可以帮助他。我还想过让他和服部雄一联系，服部雄一是位交感神经顾问，曾经治好过成千上万像贤志那样的年轻人，他也是我比较信任的人。当我问贤志是否愿意接受治疗时，他面色紧张，眼睛皱成一团。

“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治疗，”他静静地说，“但我不认为自己需要。另一方面，虽然我知道我得做点什么，但我离家来这里之前，我觉得自己并不想来这。”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他补充道，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自那次谈话的几周以后，我再也没有贤志的消息了。我让我的助理艾米打电话到他家问他忙些什么。接电话的是他的母亲，她十分气恼和愤怒。她抱怨说就因为上次他儿子和我吃了个中饭，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现在经常梦见一群人在梦里追他，有陌生人欺骗他，或者伤害他。她说已经带他上医院了，好让医生开些功效强点的镇静剂的处方。

“有时候他有点过激了，”她接着说，“他把太多的压力加在自己身上。他心地很好，但是……”

贤志的妈妈对试图打扰他们的外人十分懊恼，“这段时间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不想被打扰……”外人帮不到什么忙的，她又说，“等到合适的时间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她最后把电话挂了，话也没说完。

但此后她再也没有打来过电话。

（本文摘译自Michael Zielenziger, Shutting Out the Sun: How Japan Greated Its Own Last Generation, Nan A. Talese, 2006）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