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有才无德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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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瞳,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一九八。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大姐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大姐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就是我本人。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八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没有参加,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我们当时在朔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单独汇报时,康生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我,说我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是个傻瓜,心里边明白得很。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汇报是在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始进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旧报纸包的。土,一包是沙,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给人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但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种庄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还吃不到呢,是县委吃的,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因此,那地方现在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我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我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青人,竞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没有说你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是“反党”,没有说你是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只说你是书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办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好几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一九六。年六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做注释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资料,你能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是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为什么,党内谁敢表现?诗,你能超过神?你写得比神好,没有人敢的,不敢发表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一个帝王,认为自己的诗好,书法好,别人敢表现吗?隋炀帝不是有个故事吗?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因为一首诗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杀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华的大臣。以后当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诗词歌赋都懂的话,你只能装傻。皇帝喜欢写字,你写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会做诗,你做诗要显出你的诗不够擦屁股的资格。如果你写出来的比他还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历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与唐太宗二人开明一点。他们允许臣下表现艺术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开明一些。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曾彦修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曾彦修 2012-01-13 20: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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