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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美国的森林、湿地、沙漠、海岸上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恐怖机车”发出的噪音和派出的废气。所谓“恐怖机车”，就是越野类汽车、摩托车等等。根据科学家十几年前的估算，光喷气式摩托艇对海岸上其他游客造成的财产损失就是每年9亿美元。

但车主也为自己喊冤，各种联盟、协会纷纷介入“恐怖机车”的噪音问题，有些还打着环保的旗号为机车一族辩解。他们认为，开着“恐怖机车”的公民，都是“普通的美国人”，花着自己的辛苦钱享受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消遣，而反对这些人的人都是所谓“精英”。

如果细心挖掘，这小小的争论又引出一连串的话题：这些“普通的美国人”驾驶的机车可是相当昂贵，42%的喷气式水上摩托艇的购买者年收入都超过10万美元。一项关于密歇根州越野车主的调查显示，94%的车主是男性（其中1/4拥有两套房子）。这些车主拥有越野车生产商和木材加工厂等机构提供的经济、政治支持，两类企业都热衷于开拓并利用更多的土地……再细说下去，信息量就更大啦。

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让“恐怖机车”的噪音问题变得更有意思。在争论中，随着政治术语被双方引入，这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娱乐方式的冲突而已。

美国作家加列特·基泽尔经过在全世界大量走访调研之后，写出了《噪音书》。他总结出噪音产生的两大根本原因：一是“否定肉身”，人们为了克服肉身的局限，通过技术发展不断超越时间或空间的物理限制，制造出“恐怖机车”等制造大量噪音的东西；二是“蔑视弱者”，我们轻视那些看似弱小的人或事：“没有生产效率”的人口、“弱势”的性别、“劣等”的民族，“下等”的文化、环境中“没用”的部分、“不现实”的解决方法……隐藏在背后的其实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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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噪音与政治在书中只占一章内容，但无疑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基泽尔认为，噪音与政治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噪音就是权力，音量就是政治，真正权势的一方声音总是最大的。和平和安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形式，社会财富的分配又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人们推动着技术不断革新进步，一部分人自我膨胀之后，他们的声音对别人来说也变得刺耳。

古代罗马，为了把白天的街道让给帝国的骑士们，凯撒下令车辆只许在夜间出行，结果罗马的夜晚无比吵闹，市民不堪其扰，反正凯撒的宫殿不会被打扰到。

在《噪音书》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午夜被吵醒的罗马市民，18世纪伦敦街头被贵族流氓欺凌的穷人，盼着庄园里的狂欢以恶作剧结束的奴隶们等等。为什么80万非裔美国人碰巧住在酒吧后的贫民窟内？答案可能要涉及低劣的立法机关、带有偏见的司法系统、糟糕的学校、城市社区里泛滥的毒品，或者还要讨论下种族主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噪音也披着“发展”的外衣在全球扩张。汽车增多，爱尔兰过去“到处都是自行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2008年都柏林市中心90%的居民在夜间忍受着高于世界卫生组织限定的45分贝的噪音。西班牙人过去有午休的风俗，这期间噪音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如今跨国公司和国内的改革者要求废除午休，让西班牙人按照“标准的”时间表工作。同时，西班牙马德里也开始被认为是欧洲最吵的城市。噪音宣告这些国家在全球文化的同质上更进一步，某天人们耳朵里也许只能听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嘶嘶声。

基泽尔还走访了几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发现富国淘汰的飞机等设备都被这些穷国回收利用，这些设备往往噪音巨大。也就是说，相对于富国，穷国不可避免地出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也无可避免地被倾入更多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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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泽尔进而提出，噪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诸如战争、饥荒、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我们对一些自以为很弱的东西的蔑视，比如小生物、小问题、安静的生活以及无用的事务等等。而这种对“弱小”的忽视还正在全球蔓延。

现在，我们讨论噪音时，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时期政治中心已经存在的那些问题：公民的权利、财产的分配、权力的适当运行等等。安静该如何分配？噪音该如何承担？一部分人享受成果时，如何才能不把另外一群人排除在外呢？

欧美曾有个NIMBY运动，就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运动，或者简称“避邻运动”。现在NIMBY分子已成为滑稽的存在。因为大家意识到，噪音不在你家后院，就会跑到别人家后院，到最后谁都逃不过。

基泽尔拿自己写书做例子来自嘲：他在佛蒙特州东北部山下老农场的房子里写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里清净得让人嫉妒。但他拥有这片安静空间的代价则是一大堆噪音：有州际公路上为他运墨水和纸张的汽车发出的，有为他的台灯和笔记本电脑发电的电力车间发出的，有看着他把网络信号传到纽约的信号站里发出的，更不用说他为了搜集材料所做的旅行以及打扰他人所做的采访。

也许，执迷于安静并不意味着要永远占有它。有钱人在享受安静的同时，让穷人陷入噪音环境之中。发达国家在享受发展成果之时，让发展中国家被更多噪音包围。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内部，在噪音问题上也同样有人付出、有人受益。每个由人制造的“不需要的声音”都暗含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种两难抉择怎样作用于自己和他人？

我们不可能完全占有安静，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噪音，走哪个极端都是不现实的。如何让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一个世界里和谐共存？由此带来的启发是，我们好些时候热衷的“可持续发展”、“替代能源”，是否真的考虑到穷苦人的需要？是否只是走向了导致环境灾难的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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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解析噪音问题，基泽尔并不是第一人。差不多在1977年，加拿大的莫瑞·谢弗出版了《声音风景：为世界调律》，法国的贾克·阿达利出版了《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前者的理论在日本生根开花多年，在中国至今没有中文译本。后者在2000年出版过中文译本，印了曲曲5000册，除了在二手书市上卖得高价，在中国上根本谈不到影响力。两本书都是学术着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远在学术领域之外，它们也可看作《噪音书》的师承。

《噪音书》书的原版标题是《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A Book about Noise》，大意是“我们想要的一切，（发出）我们不想要的声音”，用巧妙的文字游戏概括了书里人类的窘境。我们一度很为自己总是心有不甘、乐于挑战极限而自豪，如今我们的急速发展延伸出来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里指的当然不光是噪音问题。由于难以简单概括书中包罗万象的内容，《噪音书》是个非常勉强的译名，但需要澄清的是：这绝对不是一本声音物理学着作。

噪音是个很抽象的话题，基泽尔却把噪音从史前历史一直讲到当今的全球化，靠翔实的资料生生写出厚厚一本书，满满全是干货。最根本的结论还是，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快乐的社会。越是这样的社会，噪音越少，其他的问题也就越少。要实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打开紧闭的阀门，让不同的意见流通。

这样的结论也许并不新鲜，基泽尔也没有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但他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一个过去经常被大众忽略的角度——噪音的角度。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