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太守 - 民初思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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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每座城市都自诩为文化古城，都有几处古董、准古董或伪古董。翻开地方志，言之凿凿的文明史都可以追溯得相当久远。我徜徉在城市的陋巷和郊外的石级小道上，身边是荒寺古木，塔影斜阳，石碑已漫漶难辨，粉墙洇蚀，有如老妇脸上的寿斑。我知道，在这些残碑、古塔和地方志之间，应该隐潜着几个青衫飘然的身影，寻找他们，是为了寻找一种远古的浪漫，一个关于飘泊、诗情和文化个性的话题。
       终于来到了扬州，听到了欧阳修吟诵《朝中措》的声音，那声音凝固在平山堂前的石碑上。平山堂是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但这首词却是他离任多年后在开封写的，当时他已经升任翰林学士，又勾当三班院。"勾当"是宋代的流行用语，并没有贬意，用现在的话说叫"主管"。勾当三班院大致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实权是很大的。这位欧阳公在京师的殿阙里"勾当"之余，忆及当年在扬州的外放生涯，却相当留恋，特别是词中的"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几句，很有点洋洋自得的意味。这自得不仅因为他的诗酒风流，而且因为他是一方的最高长官，因此，他那"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放达就不光是一种个体性的生命呈示，而且定格为流韵千古的文化风景。在和自然山水的秋波对接中，他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自我，成了一座城市的代表性诗人。在这里，欧阳修笔尖轻轻一点，触及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文章太守。
       "文章太守"无疑是一顶相当风雅的桂冠，可是当我们在浩浩人海中进行资格认定时，目光却渐至迷茫。因为在大部分的升平时代，官吏总是由文人承担的，而选拔官吏的途径是科举，也就是考诗赋文章，那么可以想见，能当到一方太守的大概文章都写得不错，就像现在提拔一个市长，起码是"大专以上"，至少也是"相当于"。这样一推论，所谓"文章太守"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列入其中。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官吏虽然也有文化，但他们的人生价值主要不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官场行为。能称得上"文章太守"的，起码应该是一些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们生命的辉煌在于文化呈示和文化定位，当官则带有"反串"的性质。例如，同样是高级官僚，而且也有过相当不错的政绩，人们总习惯于把屈原、自居易、苏东坡、辛弃疾、郭沫若归入文化人一类，而同样是文坛高手、风骚教主，人们又习惯于把曹孟德、李隆基、明代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毛泽东归入政治家的行列。至于像李后主那样的角色，虽贵为国主，恐怕还是算他一个"开山词宗"较为合适。
       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有些官员的诗文确实也不错，照理也可以称为"文章太守"的，但是再看看他们的文化人格，我们只能不无遗憾地让目光跳过他们的身影。例如唐代有一个叫李远的人，据说"为诗多逸气"，似乎有点名士风流的派头。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绹要任命他当杭州太守，宣宗说，"此人做诗，有'青山不厌一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的话，能做地方官吗?"皇帝怕他文人气太重，管不好政务，但还是答应让他试试。从皇帝都知道他的诗这一点来看，他在当时的文名是不小的。李远上任后，倒也清廉能干，很得人心。却又不改名士派头，做诗喝酒是不用说的了，而且喜欢收藏文物，特别注意天宝遗物。他曾在关中一个和尚处访得一双扬贵妃的袜子，从此奉为至宝，常常取出来给朋友玩赏，并说："我自从得到这双又软又轻、既香且窄的妙物以后，每见一次，就好像身在马嵬坡下，与贵妃相会。"他有不少诗都是以此为题材的，宣泄了一种色情狂的心理。这种人，虽然"文章"和"太守"两方面都说得过去，却不能称为"文章大守"，--他们的文化人格过于委琐。
       我们还是走进历史的长廊去作一番巡礼。起初我以为西汉的贾谊当之无愧，因为他有"贾长沙"的别称，想必是当过长沙太守的了。但一查，不对，他的头衔是长沙王太傅，也就是家庭教师。"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一生不得志，很可惜。接下来轮到被曹操杀头的孔融，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也确实当过北海令。但北海弹丸小郡，是个不起眼的县级市，孔融在那里的身影亦缥缈难觅。南朝的谢朓是宣城太守，人称"谢宣城"，"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对他的诗是很欣赏的，且算他一个。再往下就是风华绝代的唐宋了，这两朝都崇尚文治，文章太守出得最多，也最为典型。从京师到各州郡的官道上，外放的翰林学士络绎不绝，衣带当风，卷帙琳琅，这是一幅令后人多么期羡的风景!山川和美人，历史和诗情，英雄梦和寂寞感，生命意志和浪漫情韵，这一切都在车轮和马蹄声中梳理得那样烫贴，--我们毕竟有过一个云蒸霞蔚的盛唐，也有过一个虽不算强盛，却风情万种的两宋。

既然"文章太守"的称号首先出自欧阳修之口，我们就先从他谈起。
       欧阳修是北宋人，北宋是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当时的文人都想在中央做官，那里有更多的晋升机遇，生活也更加风流旖旎，外放到州郡去的都是因为官场失意。庆历六年九月，欧阳修出任滁州知州，他自然也是很失意的。官船沿汴水入淮河迤逦而行，两岸柳黄霜白，满眼秋色，长空中传来几声雁鸣，凄清而悠长，一种莫名的惆怅感袭上他的心头。迁徙之路本来就是孤独而荒凉的，偏又逢上这萧索的秋景。
       失意的原因就不去说他了，政治这东西很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反正就这么回事，一个正直而书生气的文人在官场中被同僚踹了一脚，落荒而走，到下面来当太守。官场失意，情绪自然不会好，才40出头的人，便自号"醉翁"。醉眼蒙眬看世界，天地一片浑沌。但他渐渐发觉当一个地方官也挺不错，首先是自由，特别是心灵的自由。这里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官场的吵闹声被千里荒原和长风豪雨阻断，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便用不着整天揣摩上司和同僚的眼色，也省去了许多站班叩头和繁文缛节。这里虽没有京师那样高档次的勾栏红楼，却有一派充满了生机和野趣的自然山水。文人本来就对自然有一种天性的向往，那么，就扑进大自然的怀抱，展示出一个更纯真更健全的自我吧。
       他走进了滁州西南的琅琊山，山光水色中流出了中国散文史上的灿烂名篇《醉翁亭记》。这是一篇赏心悦目的游记，更是一曲心灵的咏叹和吟唱。500多字的散文以10个"乐"字一以贯之，那令现代人读来颇有点拗口的"之乐"、"而乐"、"其乐"和"之乐其乐"中，似乎透出作者压抑不住的朗笑。其实作者的内心深潜着巨大的悲愁，究竟是山壑林泉之美暂时掩盖了他心灵深处的痛苦，还是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升华了他的人生境界，使他以一种更为高远旷达的眼光来审视生命呢?似乎很难说清楚。反正《醉翁亭记》诞生了，诞生在一个失意官僚的踉跄醉步之下，诞生在夕阳和山影的多情顾盼之中，诞生在心灵的困顿和再生之后。
    它那摇曳多姿的情韵，不仅让无数后人为之心折，而且当时就产生了轰动效应。且看《滁州志》中的这一段记载：
       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所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读了这一段记载，我真是感慨万千。在那个崇尚文化的宋代，为了拓取石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当代人写的，并非古董)，竞把寺庙库房里的毡子用尽了。从拓碑者那络绎不绝的身影和朝圣般的虔诚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精神的闪光。可惜今天我们已无缘遭逢这样的景观了。今天各地的名胜古迹中，名人碑刻自然并不鲜见，游人中有识趣的，站在面前吟读几句，赞叹一番，悠哉游哉地转向别处。而大多数的俊男倩女恐怕看也未必看的，这有什么好看的呢?既没有炫目撩人的色彩，也没有争奇斗艳的形制，更不宜于相依相偎着谈情说爱。他们从前面走过时，目光中透出游离和浮躁；或偶尔趋近，只不过是为了磕去鞋跟上的泥污，然后哼着流行歌曲翩然而去。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批评当初那些拓碑者中某些人的动机，例如那几个做生意的款爷，他们寻求拓片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行贿沿途的税官，以求得对方高抬贵手。但透过这种相当功利性的举动，我们仍然感到了一种浸润着文化色调的温煦。税官以他职业性的贪婪审视着一件当代碑刻的拓片，他的眼睛或许一亮，然后相当满足但又不动声色地笑纳--他掂出了这卷宣纸的分量。税官自然是可恶的，但我却固执地认为，这个收受拓片的税官却少许有几分亲切。也许，他只是想用这件小玩意装点一下自己的客厅，但比之于镶金嵌银富丽堂皇，用拓片装点似乎更令人顺眼。或者，他只是想用这卷宣纸转手行贿自己的上司，以谋取更好的前程，但我们却宁愿看到权贵们笑纳一件拓片而不是红包彩电金项链和"三陪女郎"。在这里，税官及其上司可能并不具备一个鉴赏者的文化品位，他们的动机可能纯粹是为了附庸风雅。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附庸总比不附庸好，因为附庸本身就是一种认定--对附庸对象的价值认定。试问，谁曾听说有人附庸粗俗、附庸浅薄的?附庸风雅，至少说明他们还把风雅当回事，还认为是值得仰慕可以炫耀的，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崇拜。如果大家都来附庸，蔚成风习，对提高全社会的文化品位大概没有坏处。真正可悲的倒是没有人来附庸，人家眼中的文化只是那种快餐式的歌厅舞厅卡拉0K或美容桑拿之类，而家中本来可以放几本书的地方却显摆着人头马和路易十四。因此，我由衷地感慨我们曾有过一个宋代，那时一件小小的拓片竟那样风靡，让贪得无厌的税官也为之开颜。
     《醉翁亭记》之所以能流韵千古，与当初的那些拓片大概不无关系。滁州是淮北小城，欧阳修那期间的情绪也不好，寂寥烦闷之中，可以散散心的地方大抵也只有那座醉翁亭。与之相比，苏东坡在杭州的太守生涯，色彩就丰富多了。
       苏东坡一生中颠颠簸簸地作过好几任太守，他那光华夺目的诗文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州府的庭院里。"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这是秦观早年写给苏东坡的诗。当时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政绩和文名都令人倾慕。他从翰林学士调任杭州太守是元佑四年的春天，对于这位大诗人来说，杭州曾是一段充满了审美体验的浪漫人生，15年前他在那里当过通判，他吟诵的那些诗句至今仍在杭州的楼馆和街巷里传唱，他当然很乐意到那里去。离开京师前，83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劝他不要乱写诗，苏东坡已经跨在马上，他很理解老前辈一番好心，也知道有一帮小人用阴险的目光盯着他，时刻准备为他的诗下注解(这种注解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仰天一笑，向文彦博拱拱手，策马往杭州去了。这次他走的是旱路，旱路比水路多了几番颠沛，却比水路快疾。杭州有山水，有诗歌，也有美人，那里是一
个新鲜活泼的生命世界，他渴望着尽快走进那个世界。
       文彦博的忠告他是记在心里的。到杭州后，苏东坡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写诗。但不写诗不等于没有诗化的生活，杭州本身就是一首诗，在这里，他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用自己的灵性去拥抱和体验生活中的诗情。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放达，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坦诚对话的大自在。人在诗中，诗在胸中，是不是见诸笔墨传唱闾巷并不重要。他住不惯市中心的太守官署，那里不仅远离了西子湖风姿绰约的情韵，而且森严的照壁也隔断了柔婉的市声和鲜活灵动的江南烟水。因此，他常常"走出彼得堡"，住在葛岭寿星院的一栋小房子里办公。那里有一处雨奇轩，一听这名字便会想到当年他写的那首赞美诗：
        水光潋艳睛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绝句后来成了抒写杭州和西湖的代表性诗篇。
       有时，他会独自一人走进某座寺院，脱下纱帽和官服，四仰八叉地躺在竹林里。清风徐来，竹影婆娑，这是真正销魂的时刻。庙里的小和尚用敬畏的目光偷看这位大文豪，他们看到苏东坡背上有七颗黑痣--这无疑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发现，足够他们日后津津乐道的了。中国古代的诗人似乎与和尚和妓女有某种不解之缘，苏东坡在杭州也少不了和这两种人打交道。和尚往往是哲人兼俗人，妓女中则不乏灵气和悟性很好的奇女子。对于诗人来说，和他们的交往是灵性生活与感观生活的统一，诗情与哲理的升华。据说，有一次他泛舟西湖，曾和一个叫琴操的妓女互斗禅机，这实际上是一次关于人生哲学的对话。苏东坡自扮佛门长老，请琴操装成参禅弟子。按照佛规，自然是徒弟问，师父答。围绕着眼前景、心中事，这场师徒闻的对话很有意思：
       琴操问："何谓湖中景?"
       东坡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琴操又问："何谓景中人?"
       东坡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云。"
       琴操再同："何谓心中意?"
       东坡答："随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
       琴操是个极聪颖的女孩子，她显然听出了苏东坡的答辩弦外有音，又径直问道："长老所言，究竟意当如何?"
       苏东坡又赠一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琴操当即恍然大悟，知道太守是规劝自己及早脱却风尘。想起往昔供人戏弄和蹂躏的辛酸生涯，念及日后凄凉的晚景，琴操万念俱灰，当天就削发为尼了。
       我一直怀疑这段传说的可靠性。苏东坡是个天性温厚的人道主义者，按理说他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把一个弱女子导入生活的误区。因为从青楼而遁入佛门，并不能说是真正的解脱。但这样的传说却道出了苏东坡的另一种无奈，无论是绮丽的山光水色，还是诗情与哲理，都回避不了冷酷的人生现实。当琴操最后走向青灯黄卷的佛堂时，诗人的目光中当会流泻出相当真诚的忧伤，而且也肯定会想到一些更深远的命题的。
      苏东坡所想到的命题，也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终身为之魂牵梦萦的，这个命题叫做济苍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有一个很不错的传统，即把儒家的用世之志与道家的旷达精神结合得较好。事实上，苏东坡在杭州不仅仅是优游山水，他是个有相当建树的行政官员，他留下的那些业绩，有几桩甚至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例如，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孤儿院和公立医院，这中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为杭州城建立了良好的供水系统，此举因为与治理西湖有关，历来被传扬得十分风雅，似乎那只是为了人们日后泛舟赏荷的便利。一个大文豪，他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普通最实际的举措--也会被渲染成一种诗意化的浪漫，反而忽视了为百姓排忧解难的耿耿初衷。
       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是北宋元佑年间。他当时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杭州会成为宋王朝新的都城，而他殚精竭虑所兴建的那些工程，恰恰是为那一班仓皇南渡的君臣准备的。西湖整治好了，可以夕阳箫鼓，也可以曲院风荷。城市基本设施一应俱全，市民们既具有南方人热情的天性，又极富于文化素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切都美仑美奂。难怪宋孝宗赵睿坐在杭州的宫城里阅读苏东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那些奏议表状时，竟钦佩得感激涕零。于是谥给他"文忠公"的荣衔，又追赠太师的官位。在皇帝亲自起草的圣旨中，有"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的句子，可见他对苏东坡的推崇了。在人们的记忆中，赵睿上台后，被重新评价且给予极高荣誉的只有两个人，除去苏东坡外，另一个就是因大破金兵而屈死在风波亭的岳飞。
       孝宗皇帝在新宫城里翻阅的那些奏章中，大概就有苏东坡为整治西湖而写给太后的报告。这份报告很有意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政治上的机敏，并不是通常想象的那种书呆子。他列举了整治西湖刻不容缓的五条理由，其中第一条竟是佛家的说法，怕西湖淤塞，鱼儿遭殃。因为太后是女人，女人的心一般都是水做的。而且太后又信佛，佛家以慈悲为怀，视杀生为大忌。这一条理由恐怕苏东坡本人也未必相信，他虽然经常与和尚讨论佛法，但那是把佛法作为一种哲学来研究的。他的诗中充满了那么大胆的"天问"，每一次"把酒问青天"都是对科学殿堂的叩击，都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辨之光。例如，他曾设想月亮上的黑点是山脉的影子，这种大胆的设想直到近代才被科学发现所证实。因此，对佛家那些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鬼话，他未必相信。但这不要紧，只要太后相信，就应该堂而皇之地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的理由是西湖关系到造酒的水源，这一条也很重要，因为酒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而财政问题历来都是很敏感的，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有了这两条，就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基础两方面把太后征服了，再接下去才是城市供水、农田灌溉、运河流水。这样的报告送到京师，太后马上就批复同意，并且给了一万七千贯钱。苏东坡算算这笔钱还不够，便在用足政策上做文章，卖了100道僧人"度牒"--这颇类似于现在有些地方卖户口的做法--又得到一万七千贯钱。他用这两笔钱把事情办得很圆满，最后还用修湖废弃的葑泥筑了一条长堤，这就是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苏堤"。
       苏东坡是幸运的，他一生曾先后得到三位太后的赏识。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来说，这样的幸运毕竟可遇而不可求，在他们身上，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常常消磨在壮志难酬的扼腕之中。他们的一生总是在"忧"字上作文章，一个梦魇般的"忧"字，成了中国文人千古不绝的浩叹。从屈原到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几乎概莫能外。看看汨罗江畔那幽怨的足迹吧，徘徊复徘徊，凝聚着的正是"政治失恋"的巨大痛苦。这就难怪另一位"文章太守"范仲淹站在岳阳楼上，发出"进亦优，退亦忧"的感慨，并把这归结为一种"古仁人之心"。生死以之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国文人普遍而独特的精神图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潇洒过。
       白居易也在杭州当过太守。一般认为，这位香山居士是很会享受的，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是他生活的一大乐趣。在杭州这种地方，他自然不会冷落了自己，不信，有诗为证："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蟹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是他在杭州物色到的四位擅长吹弹管弦的姑娘，白居易都为她们写了诗，还把她们组织起来教练演奏霓裳羽衣曲。练成之后，就在西湖边的虚白堂前演出，那排场是可以想见的。白居易后来在洛阳写的那几首《忆江南》，同样成为抒写杭州的代表性诗篇。江南好，江南忆，一唱三叹，写尽了杭州的风华旖旎和声色姣媚。但这只是太守生活的一个侧面。十一月的大寒天，太守在官邸里围炉拥裘时，想到的却是老百姓连粗布袄裤都穿不上身的困窘，两种生活境遇的反差，使他陷于深深的愧疚之中。只要看看白居易写过的另外一些诗篇(例如《观刈麦》《杜陵叟》《卖炭翁》等)，就可以知道这并非诗人无病呻吟的矫情，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人道主义呼唤，不然他不会有如此奇特的想象：
        我有大裘君未见，
        宽广和暖乃阳春。
        此裘非缯亦非帛，
        载以法度絮以仁。
        若令在郡及五考，
        与君展覆杭州人。
       在成都草堂那个秋风肆虐的早晨，我们曾见过诗人杜甫设计的一座广厦，其宽敞与温煦曾令无数读者仰之弥高、心情激荡。现在，我们又在杭州冬日的漫天风雪中，见到了另一位大诗人设计的一件足可展覆全城的大裘。以我的孤陋寡闻，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最磅礴的衣衫。白居易的诗好多写得相当通俗，有些几乎堕入打油的格调，这一点苏东坡颇不以为然，鄙之为"元轻白俗"，认为白诗过于浅俗，没有多大意思。平心而论，就艺术张力而言，上面所引的这首诗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确实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从中我们却看到了什么叫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什么叫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情怀和永恒的焦虑，什么叫"为时而着"与"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白居易在杭州不到三年，却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当他离任的时候，杭州的老百姓纷纷饯送，甚至有遮拦归路，号哭相阻的。我想，作为一个地方官，这滂沱泪雨和牵衣顿足的送别即使不是一种最高荣誉，也是比晋升的调令以及上司的赏识之类更权威，也更值得珍惜的了。
现在我们该回到扬州，去看看欧阳修建造的平山堂了。关于平山堂，至今仍有一副写景摹胜的楹联，联语云：
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际草木际天。
       不难看出，这是集《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黄岗竹楼记》、《放鹤亭记》中的名句而成的。中国的文人历来喜欢玩这种掉书袋的文字游戏，但这一次却玩得相当精当。
       史料中有不少关于欧阳修在平山堂观光宴乐的记载，有些场面是很出格的，像"坐花载月"那样的玩法就相当排场。后人在评论宋代词坛时，有"同叔温馨永叔狂"的说法，同叔是婉约派词人晏殊，永叔即欧阳修。在这里，欧阳修的"狂"恐怕不仅仅是指诗酒风流，还应包括人的品性及政治抱负之类。欧阳修是在中央做过大官的，人称有宰相之才，他到扬州来，自然要干一番利国惠民的事业。这样，他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惑之中。扬州太出名了，现在又有了一处平山堂，过往的官吏文士，不管相干的还是不相干的，都要来拢一拢。来人了，太守都得陪，平山堂自然是要去的，酒也非喝不可，于是"革命的小酒天天喝"，时间长了，他感到很累，也感到实在没有意思，便自己要求调到颖州去。颖州是个偏僻的小城，大概不会有这么多的送往迎来吧。
       欧阳修是庆历八年二月到扬州的，第二年正月迁知颖州，时间不到一年。史料中没有留下多少他在扬州的政绩，只有一座平山堂。他走得很匆忙，不是因为政务的辛劳，而是因为诗酒太繁盛，山水太迷人，宾客太多情。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是一桩挺不错的美差，自己既很风雅惬意，送往迎来又是公关的绝好机会，宴客旅游，钱是公家的，却可以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这对于日后仕途上的腾达无疑相当重要。但是欧阳修却对这样的美差不领情，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驱使着他尽快离开这里。欧阳修走了，从烟柳繁华的扬州走向颖州小城，回望古城的二分明月和平山堂的烟雨楼台，一直纠缠着中国文人的那个"忧"字当会又浮上心头的。
   我翻阅过几座城市的地方志，发现其中似乎有一种规律性的遇合：凡是文化昌明的历史名城，其山水街衢间总飘动着几位文章太守的身影。在这里，诗人的抱负、情怀以及"与物有情"的缠绵锐感和城市的性格联结在一起；城市的风情、美姿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和诗人的魅力互相得到了最好的展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的体验虽然很真切，但毕竟说得过于斯文。我觉得若用"两情缱绻"、"以身相许"、"风尘知己"或"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形容男女情爱的说法，可能会更有意思。于是，诗人塑造了城市，以他深婉或高迈的文化品格蔚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风习；城市成就了诗人，让他的才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并且成为一座城市的代表性诗人。面对城市的诗人和面对诗人的城市，是一种灵性的双向对接，他们互相依存，有如一座丰碑两面的浮雕。就像一提起奥茨特里斯或滑铁卢，人们就会想到拿破仑一样；一提起杭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白居易忧时的苦吟和苏东坡豪迈的长歌；而一提起诗人杜牧，人们也会想到扬州的青楼艳歌和二十四桥的丽人倩影。
       扬州历史上出过多名文章太守，这中间，杜牧的祖父杜佑大概是着述最丰的一个，他的代表作是史书巨着《通典》。值得一提的是，《通典》中本着"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宗旨，把《食货》列为八门之首，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着作中第一个高扬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这是很有见地的。杜佑的官街是淮南节度使，驻节扬州，唐代的节度使兼管地方政务，因此，实际上也就是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对青年才子刘禹锡很欣赏，但刘禹锡当时担任太子校书，是东宫属官，他无缘延揽。贞元十六年，徐州军乱，朝廷令淮南节度使领兵讨伐，杜佑乘机表请刘禹锔为掌书记。戎马倥偬中，刘禹锡"恒磨墨于盾鼻，或寝止群书中"，干得很出色。这次军事行动只有几个月，而且以失败告终。此后杜佑回到扬州，他当然不会放刘禹锡再回去了。刘禹锡因此有机会进入了扬州的文化圈子，经常和文友们一起拈花赋诗、对酒联句，逐渐形成了他那废巧尚直而情致不遗的诗风。杜佑从扬州调到中央后，刘禹锡亦随同入京，担任监察御史，开始在政界和文坛崭露头角。因此可以说，扬州是他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站，而正是文章大守杜佑给了他同样至关重要的机遇。
       杜佑离开扬卅大约30年以后，到了唐大和年问，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是牛僧孺。对于中唐政治史上的"牛李党争"，我不去评说是非，但牛僧孺肯定是一个文人，而且有一定的文化品格。当时他帐下有一个叫杜牧的年轻人。当年杜佑在扬州时，曾提掖过不少文学后进，现在他的孙子在扬州，又得到另一位文章太守的关顾。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是唐代那种文化氛围下相当必然的际遇。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不管他后来的成就多高，名气多大，在其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大抵都曾得到过别人的慧眼赏识和提携，对于这种赏识和提携，他们会铭记终身的。因此，当他们以文坛高手的身份到一个地方当太守时，对当地的文人总会流泻出更多的热情，而一方的文风，也就在这种热情的流泻中兴盛起来。杜牧是个天才型的诗人，却放浪形骸，并且喜欢发牢骚，有时候还喜欢说大话，动不动就议论国家大事。一般来说，当官的不大喜欢这样的文人，往往敬而远之，等到你出了什么问题再一并收拾。扬州是个风月繁华的温柔之乡，这里有的是女人和歌舞。杜牧在牛僧孺手下当掌书记，白天办公，夜间便溜出去狎妓饮宴，过他的风流生活。牛僧孺卸任时，取出一个大盒子交给杜牧。杜牧打开一看，里面都是牛僧孺手下秘密警察的报告，一条一条写着："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处宴饮"；"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妓院歇宿"；"某月某日，杜书记与某人在某处游览，有某某妓女陪同"……这样的小报告，看了真叫人心里寒颤颤的。不过别担心，牛僧孺动用秘密警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打探部下的隐私，好日后算帐，而是让他们暗中保护杜牧，怕他风流太过，惹出事端来。杜牧看了这些，大为惭愧，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太守对他的宽容。牛僧孺稍稍教训了他一顿，劝他检点品德，不要太浪漫了，也只是点到为止，对方脸红了便打住，并不上纲上线。对于牛僧孺这样的做法，用现在的眼光看似乎过分姑息了，但正是在这种姑息之下，杜牧写出了一批风华掩映的好诗，为纤巧疲软的晚唐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峭健之风。如果让我们面对一场选择，那么，我们宁愿选择一个在姑息宽容下风流放荡、词采勃发的青年才俊，而不要一个在严格管束下道貌岸然、四平八稳的传统士大夫。
       这样的议论仅仅是浅层次的。其实，牛僧孺的姑息，是建立在深切了解基础上的信任。他知道醇酒妇人只是杜牧生活的一个侧面，甚至只是一种表象。除此而外，还有一个更真实的杜牧，即说剑谈兵，有经纶天下之志的杜牧。受祖父杜佑的影响，杜牧从小就不乐于攻读群经，而好言兵甲财赋之事。有谁相信，这位风流浪子曾注释过《孙子兵法》，并针对危机四伏的晚唐政局，写出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充满血光之气的文章呢?他是很想在经国大业中有一番作为的，只是由于壮志难酬，才苦中作乐，在脂香粉艳之中寻求解脱。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可诗人的心在流血，这种意欲解脱而不能的深愁巨痛谁能理解呢?牛僧孺能理解，这是杜牧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杜牧对牛僧孺是非常感恩的。牛僧孺死后，墓志铭就是杜牧写的，这可以作为一个明证。杜牧后来也当过几任州郡太守，留下了不少风流佳话，且提掖过不少青年士子，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了。
       一般来说，那些被称为文章人守的人物在调任州郡之前，都在中央做过官，而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文名。京城的文化圈子很热闹，天子脚下，人文荟萃，摩肩接踵，星光灿烂，大家总认为那里是步入文坛，再由此进入政界的捷径。一首诗写得好，说不定就可以直达天听，名扬天下。于是各路高手争奇斗异，都想打出自己的旗号，人们通常所说的"长安居，大不易"大慨就是这个原因。但总的说来，那里是一个贵族化的文化圈子。现在，有几位高手从那个圈子里走出来，走进了远离京城的山野乡风之中。他们听到了民众的歌声，歌声抑扬而俚俗，直往人的心里去。这里没有僻字险韵、奇崛幽深，也没有精警诡谲、秾丽凄清，有的只是缠绵深宛的情致、行云流水般的清新和那股野性的穿透力。刘禹锡在夔州当太守时，就深深地被这种"四方之歌"陶醉过，且看这位大诗人是何等欣喜：
       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听得多了，自己的诗风也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文人诗和民歌在这里找到了流溢着生活质感的契合点，一股不同于京城贵族文化圈内的新的诗风悄然崛起。刘禹锡在夔州创作的《竹枝词》，就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在《竹枝词九首引》中，他以不经意的语调，道出了一个极富于文学史价值的创作宏旨："后世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很显然，《竹枝词》不是诗人一时的游戏之作，而是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新的诗风，并以此来影响文坛。刘禹锡是有文化使命感的诗人。《竹枝词》很快便从巴山蜀水流传到长安、洛阳，成为相当风靡的新歌词，以至京城里的高雅诗人发出了"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和"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的叹息。泱泱京都，偌大一个贵族文化圈子，竟然在几首《竹枝词》的冲击下颠荡不安，这实在是很令人深思的。
白居易在苏州当太守时，他的好友元稹正好在越州当太守，两地相隔不远。白居易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曾想仿效在杭州的豪举，再现《霓裳羽衣曲》的辉煌。可是苏州不比杭州，宫廷文化的影响在这里很淡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他又写信给元稹，问那边有没有会表演《霓裳》的妓人。越州自然更没有，元稹只给他寄来了《霓裳》的曲谱，此事只好作罢。《霓裳》已经式微，当地的吴歌却随处可闻。白居易极喜爱音乐，每到一处，必有记录当地歌儿舞女的诗，这些诗他都寄给了好友元稹。在苏州的那几年里，他和元稹经常用五言和七言排律互相唱和酬答，像写信一样。白居易有一首《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题目就说明是代替书信的诗，这首诗竟然长达百韵，有1000多字。代书诗叙事抒情，通俗平易，显然是受了吴歌的影响。在苏州和越州之间的官道上，驿马扬蹄疾驰，负载着两位大诗人的生命呈示和绝代才华，负载着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情谊和魂牵梦萦的思念，也负载着华夏历史上一幅流韵千古的文化景观。在驿马的前方，青山隐隐，绿水迢迢，回荡着悠远清丽的吴歌……
文人士大夫的晚年一般总是在怀旧中度过的，也因此写出了不少好诗。这时候，他们的思考往往格外理性化，甚至可以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感情也格外敏锐细密，浸润于诗中的那种感伤和惆怅就格外显示出生命的无奈和沉重。是的，他们曾经辉煌过，科场及第的风光，文坛大腕的荣名，建功立业的自负，当然，还有情场上的种种风流韵事。但对不少人来说，最能牵动情怀的还是在州郡当太守的那段生涯，一首首怀旧诗也往往围绕着那个遥远而温馨的旧梦而生发。"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在这里，诗人把过往的岁月称之为恍如隔世的"梦游"，旧日的风流当然与艳情有关，但也不仅仅是艳情，还有与此联结在一起的青春、事业和仕途上的荣辱沉浮。正因为如此，"太守情结"才那样生生死死地纠缠着他们的晚年。
       欧阳修一生的太守生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庆历五年到皇佑元年，先后知滁州、扬州、颖州，当时他正值壮年，文学上也处于鼎盛时期，诗、酒、美人和积极入世的成就感集于"文章太守"一身。第二阶段是治平四年到熙宁四年，先后知毫州、青州、蔡州，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时期，60多岁的老人，身体又多病、仕途的险恶更使他心灰意懒，在任上大抵没有干什么事情。欧阳修晚年写了不少"思颖诗"，就是对第一阶段太守生涯的回忆。诗中体现出一种历尽沧桑后的悲慨和解悟，"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不论是繁华宴赏还是治平功业都已成为过去，在晚年的孤寂中以静观平和的心态去反思，当会悟出好多人生意味的，这是"太守情结"中相当典型的心态。但不管怎么说，生活给了他一次机遇，让他从喧闹的京城走向了山村水郭和寻常巷陌，从逼仄的文学圈子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接纳了乡野的呼唤和民众的歌哭，他们的视野更高远，胸襟更舒朗，情感底蕴也更博大深挚，文学和人生的境界都呈示出更大的格局。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华彩丰富的乐章。当初离开京城的时候，不是苦凄凄的很委屈吗?现在看来，那实在是一次幸运的放逐和人生的大造化。
       有人认为，欧阳修之所以对颖州那么多情，是因为在颖州有过一段风流债，说欧阳公早年到过颖州，"眷二妓甚颖，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几年后，他果然由扬州徙颖，可是那两位丽人已杳无踪影，于是在撷芳亭怅然题诗，有句云："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我怀疑这是后人附会出来的故事。虽然在蓄妓成风的宋代上流社会里，这类艳闻司空见惯，但作为一个抱负宏远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决不会把两个萍水相逢的妓女看得那么重。说他当年因此而要求从扬州调任颖州，到了晚年仍一再以情思脉脉的眼波打量颖州，似乎不大合理。在这类风流事上，他们会玩得很洒脱。其实欧阳修题在撷芳亭上的那几句只是一首很普通的伤春诗，士大夫们总喜欢把一首诗的解释艳情化，给其中塞进庸俗而浅薄的奇谈趣闻，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所谓"本事"，就是这样编排出来的。所幸像白居易的《忆江南》那样的好诗没有与这类"本事"接轨。白居易大概预先知道有许多这样的好事者，因而在与友人的唱和诗中特别谈及《忆江南》的写作动机。有位姓殷的友人只是当年在江南走马看花地游玩过，后来便写了不少忆旧诗，于是白居易说："君是旅人犹可忆，我为刺史更难忘。""难忘"什么?下文还有，当然不是欠下了什么风流债。自居易晚年也写过不少怀旧的香艳诗，那是回忆早年在长安平康里的冶游生活，有些诗写得很昵俗，但《忆江南》却没有一点香艳气息，那里清丽的山水人情和自己那一段庄严的人生不允许生出那样的趣味。在《忆江南》中，诗人的怀旧充盈着崇高的审美情致。
       和文人士大夫的"太守情结"互为对应的是，那些遥远的州郡也一往情深地怀念着当年的太守。苏州有一座"三贤堂"，供奉的是曾在这里做过太守的大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可以想见，历任的苏州太守加起来肯定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单就政绩而言，这三位大概算不上很显赫，就我所知，干得比他们出色的大有人在，但悠悠千载，衮衮诸公，苏州人为什么独独钟情于他们三位呢?答案在于，他们同时又是各领风骚的大文豪，他们具有一流的文化品格，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成为一种溢彩流光的文化现象，他们的名字叫--文章太守。
       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欧阳修的话题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但临近结束时还得谈到他。欧阳公当年离开扬州后，在平山堂留下了一株自己手植的柳树，也就是那首《朝中措》词中"手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的由来。欧阳修走了，人们怀念他，便称那棵柳树为"欧公柳"，过往的文人墨客也为之写了不少诗。"欧公柳"无疑是太守的一座纪功碑，但更是他人格的象征。若干年以后，有一个叫薛嗣昌的人也到扬州来当太守，此公倒也颇有才干，而且仕途又很不得意，前后六七次遭到贬谪，他认为自己与欧阳修的心是相通的，属于同一个档次的人物，便在"欧公柳"对面也栽了一棵柳树，自称为"薛公柳"。他在任的时候，自然没有人说什么，但待他调任刚走，人们就把"薛公柳"砍倒了，而且成为千古笑柄。
       "薛公柳"砍倒了，"欧公柳"千秋长在，这中间的意思，恐怕不仅值得姓薛的太守去深思。

①太守大体上是汉代的称呼，自唐宋以后已非正式官名，但习惯上仍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为行文方便，本文不拘泥于具体朝代和称谓，将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一律称作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