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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俞吾金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因脑肿瘤医治无效,于10月31日凌晨5时去世,享年66岁。 俞吾金出生于1948年6月,祖籍浙江萧山。去世之前,他仍担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985国家级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 1977年,俞吾金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4年留系任教,1987年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8年-1990年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访问学者,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5年-1999年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1997年-1998年为哈佛大学访问教授;2005年被评为首届人文社科长江特聘教授。 俞吾金的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基础理论、外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等。他的代表性成果为:《实践与自由》(2010)、《意识形态论(修订版)》(2009)、《问题域的转换》(2007)、《重新理解马克思》(2005)、《从康德到马克思》(2004)、《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2002,第一作者)、《实践诠释学》(2001)。 除了着作等身的学术生涯,俞吾金还曾担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兼领队,带领学生赢得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当时,辩论队的顾问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那场1993年的狮城舌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王沪宁研究国际政治,偏重实际,我研究哲学,有点空灵。”事后俞吾金总结说,两人优势互补,配合默契。 俞吾金的微博更新到2014年6月8日,在最后一条微博中,他写到: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可见诸于文字。如“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只考虑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却未考虑每个人拥有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同样地,上级部门在举行思想调研会时,是否意识到也有一个尊重与会者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人权的具体表现形式。 以下是俞吾金老师对新同学的演讲 今天,很荣幸能来与我们刚刚迈入复旦园的新同学们对话。首先,我要向大家表示祝贺。因为,经过寒窗苦读和奋力拼搏,你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复旦大学这所全国重点大学,可能至今还沉浸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其实,在开始大学生活之际,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索,而在思索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找回真实的自我,因为真实的自我乃是全部新生活的基础和起点。 乍看起来,“自我”或“我”这个术语,是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据说,美国成人教育家卡耐基曾对纽约500次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通话中出现得最多的概念是“我”字。人们通常会在电话中说“我要”、“我想”、“我打算”、“我希望”等等。事实上,全部通话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正在打电话的两个不同的“我”而展开的。然而,这个看起来如此熟悉的“我”或“自我”,对于我们来说,又是最陌生、最疏远的。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熟知非真知。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对“我”或“自我”的无知状态。众所周知,古希腊特尔斐神庙的神谕是:“认识你自己”。假如这句话由每个人自己说出来,就是:“认识我自己。”无独有偶,中国人的谚语“人贵有自知之明”也表明,如果一个人能准确地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其实,这句谚语的基本精神源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关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教诲。由此可见,即使认识自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理由选择逃避。那么,究竟如何认识并找回真实的自我呢?这将是我接下来想与大家交流的核心议题。 自我的迷失 也许,在很久以后,当他们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时,他们才会喟然长叹:我当时怎么会考这个专业?怎么会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怎么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正如“善”是相对于“恶”来说的,“美”是相对于“丑”来说的,“真实的自我”也是相对于“虚假的自我”来说的。所谓“真实的自我”,是指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所谓“虚假的自我”,则是指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显然,当一个人把“虚假的自我”误认为是“真实的自我”时,自我必定会处于迷失的状态中。 在我看来,在考进大学,特别是考进重点大学的新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自我迷失的状态中。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还把这种状态误认为是正常的,并在这个虚假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希望追求的理想。也许,在很久以后,当他们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时,他们才会喟然长叹:我当时怎么会考这个专业?怎么会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怎么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生命也不可能再给同一个人另一次机会,让他退回到自己曾经有过的青春年华,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学术道路。 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会处于自我迷失的状态?因为他们是在应试教育、学校教师和自己家长的“共谋”中逐步确立起自我意识的。而在这样的自我意识中,作为意识对象的自我往往并不怎么“真实”。就像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难逃“假宝玉”的宿命,宛如“青梗峰下的顽石”。新生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幻觉,即以为自己作为“人”,一撇一捺,牢牢地站在地上,对自我的认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实际上,在应试教育制度、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自我,基本上处于虚假的状态中。 所谓应试教育,顾名思义,也就是以考试、升学率,尤其是以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率为核心确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状态下,有相当一批学校、从教者既不关心高中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全面地提高自己的素质,也不关心他们如何获得真才实学,激活并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大程度上,对于学校领导来说,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使自己的中学升格为“区重点”(或“县重点”)、“市重点”(或“省重点”),甚至“全国重点”。对于高中教师来说,他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提高自己所教年级的学生在各种考试中的排名,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而未必是使同学们最大限度地把自己身上的潜能发挥出来。对于家长来说,能考入全国重点大学几乎成为他们培养子女的最高目标。于是,考不进重点大学的学生和家长十分沮丧,而考进的则欣喜若狂。然而,这对于那些考进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又极可能会面对另一个困境,即虚假的自我。 摆脱虚假的自我 要从虚假的自我中摆脱出来,先得破除“考得好=学得好”的迷信,破除自己心中过高的期望值,弄清楚自我真正的兴趣和需要。只有冷静的反思,才能克服自我迷失的状态,摆脱虚假的自我,找回真实的自我。 要从虚假的自我摆脱出来,先得认清以下三点:其一,考得好并不等于学得好。我想,大家的高考分数都比较高。一般说来,从高考分数的高低大致能够看出一个考生学习能力的高低。但请大家注意,一门课考得好并不等于考生对这门课的掌握也一定是好的。据说,在最初的TOFEL考试中,全部题目都是有A、B、C、D四个选项的选择题。有个考生不懂英文,干脆就把所有的A、B、C、D都涂黑了,结果得了满分。按照我的经验,在一个班里,成绩好的学生未必就是今后最有出息的学生,而有出息的学生一般不会把分数看得很重,花大量时间去死记硬背,他们总是把时间花在刀刃上,努力掌握活的知识。简言之,要从“虚假的自我”中摆脱出来,先得破除“考得好=学得好”的迷信。 其二,不要对自我有过高的期望值。作为高中生中的佼佼者,大家都是在夸奖声中成长起来的。这样的声音听多了,不免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就像罗马统帅恺撒所说的:“我来,我看见,我征服”。也像拿破仑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所说的:“我比阿尔卑斯山高”。其实,虽然恺撒是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却看不清身边发生的事情。最后被勃罗多斯等人刺死在庞培的塑像前。而拿破仑的加冕则表明,他对历史的理解又是多么肤浅。当然,恺撒和拿破仑都不失为伟大的历史人物。 现在大家进了重点大学,马上会发现,周围强手如云。但即使如此,在重点大学中,任何一个学生要脱颖而出,也是十分困难的。命运注定全国重点大学中的绝大部分学生也只能像社会上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能够崭露头角的只是极少数人。人们通常说“天才出于勤奋”。其实,这句话应该改为“天才大于勤奋”。“大于”部分就是一个人的天赋。光有勤奋,没有天赋,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即使你每天拉20个小时的小提琴,你的水平能超过帕格尼尼吗?即使你每天做20个小时的实验,你能达到居里夫人的成就吗?可见,不动脑筋的“勤奋”就好比把许多“零”加在一起,结果仍然是“零”。在大学里,大家决不要犯高估自己的错误,应该确定合理的奋斗目标。简言之,要从“虚假的自我”中摆脱出来,先得破除自己心中过高的期望值。即使你不愿意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生活本身也会纠正你。 其三,弄清楚自我真正的兴趣和需要。尽管大家都已达到成人的年龄,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在考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填什么志愿等问题上,真正做主的常常是高中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和家长。如果说,教师注重的是升学率,那么,家长注重的则是子女在读了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后,能否找到一份轻松而高薪的工作。总之,教师和家长很少会考虑到考生本人的兴趣和需要。表面上,他们也倾听考生的意见,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借口“高中生可塑性大”而贯彻自己的意志。因而,在大学里,转学校、转专业的事情时有发生。 简言之,要从虚假的自我摆脱出来,先得从盲目的兴奋状态中觉醒过来。大家至少得花半天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一下:我究竟适宜于学习什么专业?我今后究竟想做什么?我究竟如何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活?总之,只有冷静的反思,才能克服自我迷失的状态,摆脱虚假的自我,找回真实的自我。 认识真实的自我 无论如何,人生苦短。毋庸讳言,在这段有限而短暂的时间里,大学生活的四年时间是异常宝贵的。只有找回并认识真实的自我,才能以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方式度过这四年的生活。 要找回真实的自我,我们还得诉诸理论思维。大家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每每拿起一张集体照时,我们首先寻找的往往是自己的形象,并且会自然而然地以自己的形象的好坏来评价整张集体照的好坏?为什么人们到自助餐厅就餐时,只要迟到一些时间,就会发现,盘子里留下来的都是最差的食品?为什么在新楼盘的热卖中,晚到的人们只能买到那些层次、朝向较差的房子?尽管在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到处听到的都是“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美丽的辞藻,但实际行动总会显现出另一个不同的自我。我们不禁要问:我究竟是谁?或扩而言之:人究竟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是由一组器官构成的,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需要,因而人的欲望就像没有底的水桶,永远是装不满的。然而,能够满足人的欲望的资源总是匮乏的。这一供求关系的失衡决定了人生的三个状态:痛苦、幸福和无聊。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欲望时,他就处于痛苦的状态中。当他的第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时,他会处于短暂的幸福状态中,但第二个欲望的产生又会立即把他抛回到痛苦的状态中。而当他对第一个欲望的满足感已经消失、第二个欲望尚未产生时,他就会处于无聊的状态中。叔本华甚至把整个人生诠释为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的钟摆。总之,他认为,人生在总体上是痛苦的、悲剧性的,只有在细节上才具有喜剧性的味道。无疑地,叔本华的哲学具有某种悲观主义的倾向,但他打破了关于“理性第一性,意志第二性”的传统哲学观念,肯定了意志或者说欲望在人的生活中是第一性的,而理性只是意志的奴仆和工具。 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进一步探讨了人格的三重结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在他的语境中,本我是指人身上种种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其中最突出的是性欲,而性欲所蕴含的能量被称为“里比多”。自我是指人的理智。超我则是指内化为心中权威的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等规范。这三者的关系是:本我是一匹野马,自我是骑手,而自我手中的缰绳则是控制野马的超我。弗氏认为,里比多的活动是服从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个人若想在科学、宗教、艺术或哲学等领域里取得成就,就必须把里比多成功地升华到这些领域里。否则,里比多就会在日常状态(梦、爱情、婚姻和谋生的劳动等)或变异状态(变态、自杀、疯狂等)中被消耗殆尽。尽管弗氏的理论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它深刻地揭示出自我内在的动力机制。 再后来,深受弗氏影响,却又在理论上另辟蹊径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则论述了个人在心理上五个不同的需要层次:第一层是吃东西,以便能够活着;第二层是安全,即生命不受威胁;第三层是爱情和婚姻,使种族得以延续;第四层是人格受到尊重;第五层是自己身上的潜能得以实现。马斯洛的心理学揭示出个人自我实现的种种条件和可能性。 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叔本华、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的理论,都为我们认识真实的自我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无论如何,人生苦短。如果一个人18岁前被父母抚养,60岁后得到子女的赡养,那么中间只有4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即使排除掉疾病、灾祸等可能性所占去的时间,他至少得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睡眠,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则要读完学位,解决谋生问题,做出成就;还要谈婚论嫁,生儿育女;更要社会交往,建立各种联系。毋庸讳言,在这段有限而短暂的时间里,大学生活的四年时间是异常宝贵的。只有找回并认识真实的自我,才能以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方式度过这四年的生活。 如何实现真实的自我 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有所造就,就必须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专业的范围内,决不能旁驰博骛。在当下这个知识和信息无限膨胀的时代,严格限制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范围,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只有找回真实的自我,自我实现才不会流于空谈。但要使自我的理想和价值顺利地得到实现,还一定要努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自我定位。就像一条船在海上航行需要指南针和定位仪一样,大学生活也需要有明确的方向和准确的定位。一方面,每个学生必须对自己的能力、兴趣、现状、长处和短处等有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每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都应该思考:我将来到底想从事什么工作?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可能性的动物,人永远是面向将来的。但事实上,对任何人来说,只有先行确定了将来的目标,才能对现在做出合理的、有效的设计和规划。比如,有个同学的理想是做一个科学家或理论研究者,那么,他就需要读完本、硕、博全部的课程,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并学会创造性地进行理论思维。如果另一个同学希望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公司的管理者,那就需要在大学期间学习管理方面的相关课程等。如果我们在理想不明的情况下设计自我,那结果往往只能是事倍功半。 其次是自我限制。大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滥用自己的时间和才智。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挺聪明,什么都能学好,什么都能做好,因而十分随意地投放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拥有充裕的时间,因而慷慨地把时间用于各种琐碎的、未必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上。其实,多中心就是无中心。一个人什么都喜爱,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喜爱。生命在时间中展开,也在时间中消逝。如果一个人希望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有所造就,就一定要善于限制自己。 歌德晚年在与秘书爱克曼的谈话中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地珍惜时间。比如,他曾经写过长达1000多页的颜色学方面的着作,提出了与牛顿不同的颜色理论。但如果他从年轻时期起就能把全部时间用在刀刃上,一定会在文学艺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歌德之后,黑格尔也在《小逻辑》中阐述了类似的见解。他表示,化学、数学和西班牙诗歌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有所造就,就必须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专业的范围内,决不能旁驰博骛。在当下这个知识和信息无限膨胀的时代,严格限制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范围,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按照我的看法,同学们在治学中应该严格区分以下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了解的领域”和“研究的领域”。前一个领域是宽泛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可以浏览各个学科的文本,获取各种前沿的信息,以便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得到启发。后一个是狭小的,我们对某些着作的精读和全部研究工作都在这个领域中展开。如果我们随意地到了解的领域里去做研究,其结果将是:一方面,我们的精力被分散了;另一方面,研究工作也会支离破碎,甚至迷失方向。反之,如果在研究领域里,我们只停留在粗浅了解的水平上,那么研究成果就必定也是肤浅的、浮光掠影的,绝不可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总之,只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限制在自己最有兴趣和能力去研究的狭小领域里,才有可能在短暂的人生中有所成就。正如太阳光线在平行照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很大的热量的,只有通过放大镜把光线聚集到焦点上,才会产生巨大的热量。 第三,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众所周知,每个人的自我都不可能是英国小说家笛福笔下生活在绝望之岛上的鲁滨逊。即使是鲁滨逊,后来也有“星期五”伴随他。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每个人的存在,本质上都是与他人共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谈到过人生的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像其他动物一样只考虑吃喝拉撒)、“功利境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境界”(从善去恶)和“天地境界”(物我两忘)。我们应该确立以尊重他人人格和权利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才。同学们,生命是短暂的,时间是宝贵的。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国家和人民争光。
网载 2015-08-23 08: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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