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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我爸生于1949年，比我妈大四岁。两人相亲之时，他瞒报了数字，人为降低了三岁。对于这种“骗婚”行为，我妈一直耿耿于怀。

1958年，我爸九岁，放着羊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用一篇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为“大跃进”吹响了号角。文中写道：“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国人民光荣的伟大的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我爸当然不知道，这一年的1月和3月，分别有南宁和成都两个工作会议。毛泽东厉言批评“反冒进”，周恩来等人作了检讨，政治氛围和发展基调都有了一个突然的变化。他只知道，北司徒村里出现了公共食堂。具体时间，如今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我所能查到的，只有一句话：“8月1日，河间县所有的农业社基本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并且将自留地收归社”。

爸爸：“食堂，就在大过道里。他们那几家也是倒霉，有点儿什么事，就让他们搬出去。”

全村按照居住地，划片儿分成了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各办了一个小食堂，各供应百十来口人。

北司徒，是富村。富裕程度，远近闻名，被概括为“吃得上饭”。这有赖于河和大堤之间的那片洪水冲刷的土地，俗称“埝里”。地肥，粮食就好，食堂的饭菜也就香。刚开始，食堂里提供的饭菜，有肉，有馒头，也有包子。“吃饭不要钱”这句话不胫而走，“敞开肚皮随便吃”还吸引了不速之客。

大伯：“咱村的集，就在大过道外头。等到赶集的时候，外村的人也去食堂吃。‘共产主义’了，‘吃饭不要钱’了。”

我：“外村的怎么能随便吃？”

大伯：“刚开始是随便吃。他们（外村人）就是去大队开个证明，相当于打白条。那还不好开吗？”

1958年9月，全县三十个乡合并为九个人民公社。北司徒乡，成了红光公社的一部分。一个月前，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概括：一曰大，二曰公。此地显然也不例外。可这“亲戚”太多，谁都招架不住。于是，饭票制实施起来。共产主义，成了社会主义。

我：“后来吃什么？”

爸爸：“吃山药，喝粥。”

山药，是华北某些地方对红薯的称呼。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大跃进”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考察。当地县委书记张国忠给他许诺，当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2亿斤。主要是因为山药产量高，当地种了35万亩。他口中的山药，应该也是红薯。

小食堂开起来没多长时间，稀粥和红薯，就挤跑了四菜一汤。规定三天一改善，并且管饱。

爸爸：“吃饭的时候，自己拎个水壶去食堂。结果，因为水壶闹了回大事。”

这一天，笼屉里端出的，是羊肉馅“大饺子”——包成饺子形状的包子。与如今不同，当时羊肉便宜，是猪肉不足的替代品。有人照例吃饭，喝水，然后拎起水壶离开。但水壶里不是空空荡荡，而是装满了“大饺子”。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料到人多眼杂。

爸爸：“一下子被举报了。把（生产）队长气坏了。马上说，三天不许到食堂吃饭！”

三天不能到食堂就餐，意味着没饭可吃。

爸爸：“那时候，不许吃饭就完了！家家灶筒不许冒烟，你要个人做饭，把锅都给你砸了。再说，也没锅了。大炼钢铁，都收走了。连门脸吊儿都收走了。”

我：“谁去砸？”

爸爸：“联社（供销社）里的人管。”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当年国民经济计划，钢的产量是620万吨，比1957年高85万吨；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增加到800万到850万吨；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提高到1 070万吨。为完成这个任务，各行各业开始为炼钢让路。“小土群”到处点火，家家户户灶台不能再冒烟。

其实，即便有锅，你也做不了饭，因为没有粮食。即便你有了粮食，还是做不了饭，因为没有碾子、石磨。生产资料归公，自留地归公，自养的鸡鸭鹅也归了公。聊到此处，我想的是，如果我遭遇此事会怎么办？思前想后，似乎只有一个，等着“刑满”。

与我的认知相反，在大家的记忆中，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当地市志记载的1957年到1961年灾情如下：

1957年，全县旱灾严重，94.6万余亩庄稼受灾，其中10万亩绝收；夏，65万余亩庄稼受到虫灾；秋，蝗虫成灾，9万亩农田有蝗灾，严重的有万亩，最高虫量每平方丈万余个。

1958年，夏涝，7至8月，全县共降雨395.3毫米，沥涝成灾，受灾面积26万亩。

1959年夏，全县受旱、涝、风、雹灾的庄稼达52万多亩。

1960年，春旱，全县有58.3万亩小麦受灾；同年7月到8月，全县沥涝成灾，倒房1万余间，淹坏庄稼64万亩，其中40万亩绝收。

1961年，7月10日前，全县51万亩庄稼受灾；11日到27日部分地区遭受暴雨，并伴有9～11级大风和冰雹。8月，全县发生虫害17万亩。

每种灾难，造成损失不一。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1958年是幸运年。不论全市，只说北司徒一带，人们想起那一年的庄稼，至今仍然啧啧称赞。

粮食去哪儿了呢？

有些人的回忆中，这一年好多粮食没有收完。原因是突然进入了“大同世界”，地里的庄稼到底是谁的成了个问题。东村推西村，西村推东村。除此之外，或许也和劳力短缺相关。与某些地方的情形类似，“大炼钢铁”挪用了粮食生产的人手。当年，“河间县近三万劳力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点起一千多座炼钢土炉”。

那些收起的粮食，也没有进到人们的肚子里。

爸爸：“全都糟蹋了。浪费的东西了不得了。山药，就是拿犁一拱，把露出来的收起来，底下的根本不要。在地里挖了一些大坑，边收边往里扔。冬天一上冻，全都烂了个屁的了。”

北方天寒，山药在房间内都难以保存。惯常的做法，是把它放入深深的地窖中。即便如此，仍然会有一些腐烂掉。把它随意扔入田地里的坑中，结果可想而知。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一切归公，防备人们私自占有。

爸爸：“棒子，在藏岗子那里弄了几个（打谷）场。那时候，都种一斤白（一种玉米）。丢的棒子大发了，就在地上滚来滚去，那么着，谁都不敢拿！有人偷着拿了俩，关了他三天禁闭。”

棒子，即玉米。藏岗子，地处“北洼”，离村较远。为了防止公共财产流失，每个打谷场，都设人守护，被称为场头。我爷爷也分到一个这样的差事。但他却干过一次监守自盗的事。

爸爸：“有一回，你爷带着我，还有某某，一块儿去偷棒子（玉米）。黑下（晚上），拿着一根棍子，带着俩花筐。上北洼的（打谷）场里去偷一斤白。装满了，刚抬起来，‘咔嚓’一声，妈的棍子折了。当时，真是吓死了。”

我爷爷，带着我爸一个小孩子去“行窃”，大概就是找一个伴儿给自己壮壮胆儿。北洼的环境，白天独行都心惊肉跳，何况是晚上？做贼心虚，再疑神疑鬼，他们已经踩在恐惧的临界点上。此时，寂静四野，一声脆响，大概有点儿像晴空霹雳。

爸爸：“好在没人听见。又找了一根棍子，弄回来了。”

花筐，是一种用荆条编的较大的容器，用来盛放或者运送玉米、红薯等粮食。由于上面空隙较大，因此俗称花筐。一花筐的玉米，足足100多斤。如今回忆起来，我爸仍然感叹“你爷真壮”。我爷爷的身体的确好，八十岁还经常下地干活。但我想，此时的劲儿大，不全是体力因素。

偷粮食，不光彩，也不得已。

北司徒的小食堂，我以为会骤然而起，然后轰然倒下。可是它很顽强地坚持到了1959年底。人们感谢那块埝里的良田，它支撑到此时，并且没有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这让周边的村子艳羡不已。可难以为继的压力，显然在逐渐地加大。它会解散吗？没有，实际上，1960年，三个小食堂合并成了大食堂。

我：“为什么要合？”

爸爸：“谁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政策变动有关。”

咨询了很多人，这个疑问也没破解。我只好大胆猜测，这和第一次庐山会议相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对于公共食堂要不要办下去正在展开激烈讨论。在纠“左”的气氛下，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下决心的可能。可是彭德怀的一封信让风头转向了反“右”。公共食堂，又成了“社会主义阵地”。

爸爸：“操他娘，那个罪受得！我那时候，放了学。除了抱碾棍，就是抱磨棍。怵死了。”

根据我爸的描述，饥饿是从吃红薯叶子和秧子开始的。每天放学，他和大伯的工作，是先把红薯秧子切成小的细段儿。奶奶在铁锅中炒熟，交给兄弟两人去碾子上压碎。最后用石磨磨成细末儿。细箩过上一遍，才可以食用。食用方法，是闷煮一锅红薯，把红薯叶子的末儿，倒入大锅内，使劲搅拌。用手捧起一个个的团团，当了主食。

爸爸：“后来就是长果皮儿。也是先炒，再碾，后磨。磨的时候，一只手推磨，一只手拿根棍子。一边磨，一边向下捅。不然它漏不下去，那玩意儿忒粗。”

长果，是长生果的简称，即花生。花生皮，纤维粗，不易消化。

爸爸：“现在不是很多人还和某某逗着玩儿嘛。经常说，某某，来抠抠。那是怎么来的呢？吃了长果皮儿，拉不出屎来。他爷一要拉屎，就叫他们哥们儿，来给抠抠。”

我爸说完之后，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

我：“哪来那么多长果皮儿？”

爸爸：“那时候都是去徐水买。推着胶皮轱辘的小推车，走着去。”

在毛泽东去过徐水等地考察之后。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透露了以下信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而在我的家乡，人们向这个即将迈入共产主义的地方所求的，是花生皮。

与此同时，当地的野菜，也已经成为了竞相追逐的“美食”。

爸爸：“我和你大伯，到新埝那边去。你不知道，站在埝上一看，连根草都没有，密密麻麻，全都是起码菜。”

在《华北的农村》一书中，齐如山先生提到过“屈么菜”。这是根据发声而得名，我认为称为“起码菜”也许更贴切，也更传神一些。这是一种略带苦味儿的绿色野菜。一般叶长和叶宽，与成人手指相当。或许是天不绝人，尚带几分怜悯。小小的野菜，那一年格外多。

爸爸：“叶子有这么宽！好家伙！”

我看了他手指之间的距离，感觉像是我某天醒来拥有了姚明的身高。

妈妈：“那玩意儿可是救了人喽！”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其中提出，“最近经过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实验，又鉴定、改进和新提供了若干代食品的制造方法，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栅藻，红虫（水？），等等。”

文件中的代食品，我未曾在当地人的谈话中找到。人们提到的当地食品还有如下几种：

一、碱蓬：有些地方，也叫“碱蒿”。现在的介绍中，有如下说法：鲜嫩茎叶营养丰富，具有特别的海鲜味，口感好。而切可入药，主治食积停滞、发热等。

二、榆树皮：公认的“好东西”。本身带有黏性，容易与其他面“打成一片”。

三、榆树叶

四、苲草

五、棒瓤子（玉米芯）

……

在谈这些时，轻松地说一句“那都是高营养的东西”，然后笑一笑，是人们常见的表达。

我：“死人了吗？”

爸爸：“死的人，老鼻子了。”

我：“饿死的吗？”

爸爸：“怎么死的也说不清楚。年纪大的一折腾，就死了呗。那时候医学也不发达。”

我没能找到因饥饿而死的具体案例，只寻访到一个“撑死”的故事。这人去看望女儿，女儿给他蒸的年糕，回家后即死亡。据说是因为肚子中缺少油水。

此外，当地有逃荒现象。近的去河北文安县，据说当地人均耕地较多，远的出了山海关。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6月26日，河间县全县公共食堂解散，口粮一次分配到户。

北司徒村，“吃得上饭”的美誉得到巩固。

《农民何谓》/司徒朔/中信出版社/2014-08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