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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

延安整风有四个层面，《红太阳是怎么样升起的》这本书只是片面放大了第二个层面。它的第一个层面是公开宣传的“整风”，反“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第二个层面是“整人”：本土派要打击国际派，团结中间派，夺取领导权。

第三个层面是“整军”，也就是纠正国际派和中间派奉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确保中共对已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当时党内高层有一大批人，包括周恩来在内，觉得一切要以抗日为重，军队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但是毛泽东脑子还比较清醒，首先是蒋介石指挥打仗水平不行，正面战场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把中共这点本钱拿去打正面的阵地战，很快就会拼光的，国民党也很乐意这么做;其次是蒋介石随时有可能放弃抗战，以牺牲部分国土为代价换来和日本人联合剿灭共军，东三省就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军队要独立作战，按照自己制定的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方针来打，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不是服从他们的调遣。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要对抗战以后才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加强思想教育，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把国民党当上级。

此外，延安整风还有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才是最根本的，是“整党”。

要通过整风和整人，在组织上、思想上、路线方针上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中共的完全独立，最终完成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向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过度。

这第四个层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整风只进行到第二个、第三个层面，把国际派打倒了、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否定了就完。但是在党内那种把苏联当成上级，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成是权威解释，把来自苏联的指示当成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那么就算这次打倒了王明，过几年党内如果再出现路线斗争，苏联又可以派个“钦差大臣”过来充当最终仲裁者。

而且，苏联这次派王明来干涉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跟以前的干涉有本质区别。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为了中国共产党好。是好心办坏事。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也就是说，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我们不能说斯大林这样的选择是错的，但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面对这个事实轻描淡写，说是王明这个人能力不足，不能从苏联要到军事援助，所以毛泽东利用这种不满来攻击王明。这是很肤浅的。这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战略选择。抗战开始以后，苏联竟然大规模向国民党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夺权。前者只需要高层斗争就能实现，后者则必须全面整党，所有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

但是，这第三个和四个层面又不能挑明了说，因为只是追求独立，不是彻底退出统一战线，更不是要跟苏联决裂。日本人还是要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地位我们还是要承认的，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还很多。要给苏联，给斯大林留够面子，总不能直接说斯大林同志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吧。

所以，延安整风在表面上，说是整顿党风文风，看起来像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有两条线在暗中展开：

一是全面号召大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承认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对以前的错误路线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让大家充分理解：苏联的指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当成最高权威;

另一个呢，就是要严格审查抗战以来到延安或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这些人哪些是冲着共产主义来的，哪些是冲着抗日来的，哪些是国民党的特务，要搞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来或者加入八路军，不是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是说我要参加抗战。这些人共产党也欢迎，但是具体态度要搞清楚，以后跟国民党开战了才能区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依靠的。此外，由于共产党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也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当中有谁是坚持斗争的，哪些是屈服认输的，哪些是变节投降的，都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当时又没有个人档案管理系统，身份证户口本也都没有，只能是你自己写材料，再加上各方面的人给你写证明，互相对照看看有没有撒谎……这中间出现很多差错，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无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个书的作者呢，就利用这种延安整风的口号和实际做法的差异，大量考证了那些被冤枉的案件，然后扣到毛泽东头上：你看你，口头喊的是整顿学风文风，实际上大搞个人崇拜，对不相信你个人崇拜的人搞政治审查、政治迫害。你要想掌权我们理解，那打倒王明这些人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批倒斗臭，把下边的人也搞这么惨?

按照这个逻辑，那毛泽东当然是个坏人，是个大阴谋家、权力狂。但是延安整风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两大战略任务：

第一，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化政党;

第二，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为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战场上死去，还有更多的普通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要做的事，是扭转乾坤。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毛泽东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其严厉程度并不过分。

四、毛泽东的忏悔

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和延安整风之前，苏联刚刚进行了一轮类似的“整风运动”，它的目的，也是在于对苏联共产党建党的各种路线方针进行总清算，统一政治路线。在这场被称为“大肃反”的运动中，最高领袖斯大林采取了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法来镇压党内反对派：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在中层和底层中间被处决的人数更多。

所以我还是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斯大林这种做法，才叫“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毛泽东这种让大家参加学习班、写思想汇报、开会批斗的方式，离建立绝对统治地位还远得很。你要用我们今天在和平时期、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标准去评价老毛的这些做法，那肯定是问题多多。但要是跟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比较一下，毛泽东这么做简直就是宅心仁厚、菩萨心肠，用思想改造来取代“肉体消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痛苦的肃反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派当权的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也喜欢在党内军内搞肃反。那时候生存环境很艰难，国民党特务渗透的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被连窝端了，所以通过各种严刑逼供等手段审查特务，制造了很多冤案，杀错了很多人。这样的肃反活动是什么时候终止的呢?就是在毛泽东掌权以后。

也就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内部再也没有搞过成批杀人的肃反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因为政治问题杀掉一个党内的中高层。有一些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人确实是被冤杀了，但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死刑命令不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是他控制不了的。凡是需要毛批准的、涉及政治问题的死刑申请，全部都被他否决了。从延安整风提出“一个不杀”的口号开始，毛泽东把这个“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坚持了一辈子。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一个死于处决或者事实上的处决(比如关起来不给饭吃饿死或者被殴打致死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坚持?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取了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的教训。那个时候在国际派的领导下，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在搞肃反：邓发的闽西、贺龙和夏曦的二方面军、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也包括毛泽东的江西根据地，都搞的很厉害，都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有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被冤杀。

最扯的是邓发在闽西搞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肃反，是因为苏联那边在搞这个，国际派那帮人就学着苏联开始干。你想在福建的大山里头，手机电视电话广播报纸全都没有，只有几台电报供领导人跟中央联络，怎么会有人受到东欧那边的“社会民主党”的渗透?谁知道第二国际的主张跟第三国际的主张有啥区别?但就这样，邓发领导的闽西肃反也杀了好几千“社会民主党人”。

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曾经头脑发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面，把主要责任归结到毛泽东头上，也是不对的。如果其它根据地都没有肃反，唯独毛泽东的江西在搞肃反，这样说当然可以。但实际上是所有的根据地都在搞肃反，且大部分都搞的比江西还厉害，这就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主要责任了。

2.“一个不杀”

在党的七大上，毛已经完全掌权以后，他就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他用了“极痛苦”这个词来描写当年的肃反，这是党和红军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这种痛苦和错误的方式，就是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再让滥杀人的肃反运动重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边说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里面忍着没有杀人，是因为苏联的干涉，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对整风扩大化的电报以后才被迫收敛的。但问题是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是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前就下达的。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只好说：毛泽东说这样的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宽大，实际上整风扩大化的势头根本没有终止，毛泽东也不想终止，是收到电报以后才被迫将假话变成实际行动的。

这种逻辑很难去辩驳它：反正好话都是虚伪的，好事都被被迫的。怎么反驳?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等中共统一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斯大林都死了的情况下，谁也不用怕的毛泽东是不是继续这么说、这么做?还是说终于露出獠牙，老子要大开杀戒了，谁也管不住我了?

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面专门提到了如何处置反革命：

“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把前面这些话，跟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对照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对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反省是很真诚、很深刻的。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都是毛泽东亲定的反革命分子，也都是老党员。但是他坚决不准杀掉这些人，一方面是要留有余地，避免杀错;另一方面是他很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上头一开始杀人，下面就会蜂拥而上，跟着杀掉一大批人。所以制止政治斗争乱杀人的方式，就是对上面的这些反革命头子，一个不杀。像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如果杀了，下面那些跟他们有牵连的人，很多就会跟着被杀掉。那些小人物是毛泽东顾不过来的，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审查该不该杀。如果“首恶分子”都留着不杀，下边受牵连的人就没有道理要杀掉了。

此外，毛泽东还认识到一个道理：“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管是批斗也好、撤职查办也罢，只要不杀头，很多人还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不杀人，就始终给人保留了希望，只要你坚持的东西真是真理，将来总有翻盘的一天。这样，党内斗争就可以控制在比较理性的范围内。

这种理性化的处置方式，使得中国最终走上了跟苏联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呢，大部分人，只要身体比较好、心理没有想不开自杀的，都成功熬过了文革，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顺利，因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只是被暂时打倒了，没有像斯大林的肃反一样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只要路线方针一走上正轨，这些人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整个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在各行各业，马上就涌现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被冤枉的人肯定不会喜欢文革，但大部分跟文革也没有带血的仇恨，既然已经结束了、平反了，“四人帮”也抓起来判刑了，大家也就可以接受邓小平提出“团结一致朝前看”的思想，一起搞建设，而不是去清算以前的事情，没有像斯大林死后那样，出现“匈牙利事件”等社会动乱。

如果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把反对他的高级干部都杀掉了，那么等到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些老革命镇着，党内军内掌权的都是一些没有经历过长期考验的新人，中国很有可能就跟东欧、跟苏联一样，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出现内战，新疆西藏这些地方有可能就分裂出去，我们今天就像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一样。谁要还说什么中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类的，恐怕就像神经病说梦话一样了。

五、杀与不杀之间

当然了，话又说回来，真正心慈手软的人肯定当不了革命领袖。慈不将兵嘛，对不对?毛泽东的“一个不杀”是仅限于政治斗争范围内，对于武装起来的敌人，他消灭起来是毫不手软的。还有就是有血债的，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往屋子里丢炸弹”的反革命，该杀还是要杀。比如建国后的镇压反革命，很多地方的“东霸天”、“南霸天”这种黑社会、会道门头子就狠狠的杀了一批。

对此，崇新岳先生在他的天涯博文《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里面归纳了一条，我觉得归纳的非常好，就是说只要你是出于“为公”的心，不论犯了多大的错误，毛泽东都不杀。但是如果是出于个人的私欲，他是毫不手软的。

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这是两个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干部，他们并非毛的反对派，但是贪污了公款，毛泽东毫不犹豫的下令枪决，谁求情也通不过。像邓小平这种横跨党(当过总书记)政(当过副总理)军(当过大兵团政委、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的实权人物，跟老毛明显不是一条心的，竟然一不杀头二不坐牢三不开除党籍，毛泽东还特别关照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悔改的意思，很快又提拔上来重用，原因是“人才难得”。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毛在用人和杀人方面的这种气度了。这种人说是伟大领袖，过不过分?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对比。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处理手下的功臣杀人案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1935年，蒋介石的爱将、黄埔嫡系张灵甫因为怀疑妻子不忠而将其枪杀，此事震动全国。蒋介石下令严惩，关了一年之后法院判了死刑，但是蒋介石又宣布念其有功于党国，不予执行。等到抗战开始以后，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把张灵甫给放了出来，官复原职，继续当将军。

张灵甫杀妻案两年后的1937年，红军将领黄克功——他在长征途中为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和攻克娄山关两次最得意的战役立下过大功——因为女朋友刘茜要跟他分手，不忍其忿，将刘枪杀。此事也在延安引起轰动。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罪行，要求上战场将功赎罪，表示想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最终决定将其公审并处决，并且在宣判的时候委托审判长雷经先公开宣读了他写的一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这样一封信，今天读起来，仍然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感觉。蒋介石为什么会以绝对优势之兵力而完败于毛?从这封信里面，可以找到答案。

此外，毛泽东从上井冈山开始，就自创了一条很变态的规定，叫做：“优待俘虏”。这个东西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就是老毛自创的。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被俘的敌人，不准打骂虐待。普通的士兵，愿意加入我军的，就加入，不愿意加入的，就地遣散，而且还要给他们发钱，当作回家的路费。至于他是回去再加入国民党，还是真的回家，我们不管。那种回去继续参军，下次又被俘虏的，怎么办?不管被俘多少次，一律继续发钱遣散。

被俘的高级军官属于战犯，不放，但是也要优待，一个不杀。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二十多年里，毛泽东指挥的军队俘虏了无数国军将领，但被枪毙的只有一个张辉瓒。这家伙在“围剿”期间烧杀抢掠，杀了很多根据地的老百姓，民愤极大。被俘虏以后，毛泽东和朱德还商量说张辉瓒这个人是正规军事科班出身，可以让他当个教员，给我们上课讲讲军事知识。但是命令还没有传达下去，前线的指战员，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的压力之下，就已经把张辉瓒给枪决了。所以实际上毛泽东对于敌军将领，也是跟对待政治对手一样，是坚持“一个不杀”的。

为什么呢?因为战场上杀人，跟政治斗争中整人一样，都是实现政治路线的必要手段。我们跟敌人交战，双方都是为了让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线得到执行，都是“为公”。这跟那种当地方恶霸，为了自己的利益欺压甚至杀害普通百姓的“东霸天”、“南霸天”不是一个性质。后者是为私，在镇反运动中就统统杀掉了，杀起这些人来，毛泽东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前者是为公，杀的人数量比前者还多，但是被我们抓住了就一个不杀，不报复。像后来淮海战役里面被俘的黄埔将领杜聿明，他指挥的军队杀死的共产党人，哪个地方恶霸比得上?但被抓以后坐了几年牢，建国后没多久就给放了出来，还当了政协委员，后来还当上了政协常委，单论级别的话，比他在国民党那边还要高，活到了1981年，老毛死了他都还没死。这种公私分明的气度，古往今来，有几个领袖能够做得到?这个政策我之所以叫它“变态”，是因为它违背人性——喜欢报复的人性。毛泽东能够克服这种战场上的仇恨，公正对待自己最大的敌人，让人不得不服。

所以，我们看，跟斯大林比，毛泽东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该杀、不能杀;跟蒋介石比，毛泽东懂得什么样的人应该杀、必须杀。不是当老好人，也不是滥杀无辜，而是把这个公与私、宽和严分得很清楚、很让人信服。像这个罗瑞卿大将，是毛泽东的亲信，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毛泽东亲手把他打倒了。他觉得很冤枉，愤而跳楼自杀，摔断了腿。毛泽东听说了，也不说要调查一下有没有冤情，而是很不屑一顾的说罗瑞卿这个人没出息，这么点事儿就自杀。后来在文革里面罗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当他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竟然伤心得流泪，不顾病体带着妻子、拄着拐棍去向毛主席像鞠躬。这不是说罗瑞卿这个人有受虐倾向，或者觉得自己被整得好、整的对，而是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知道毛泽东这个人不管是提拔你还是整你，是整错了还是整对了，他都是出于公心，不是私仇。

六、斗争与团结之间

把关于毛岸英和延安整风的谣言分析清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说这个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千年才出一个的领袖人物。

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能把队伍带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在战场上打赢敌人。这方面的东西我党一直在大力宣传，我就不多说了。

除此以外，我觉得至少还可以提取出三条。

首先，领袖人物做事情要以身作则。

毛泽东在井冈山三上三下，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服从党的决定，所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毛泽东敢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到最危险的战场上去，并且真的牺牲在那里，所以他的军队在朝鲜视死如归。花言巧语说多了没用，关键看你自己在关键时刻怎么做，下面的人都是睁着眼睛看的。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时候，没有当过一天兵、没有上过一次战场毛泽东就敢带着部队造反。再看王明，一见大革命失败，呆在中国有被杀头的危险，他就溜回苏联去了。等到老毛他们这些人九死一生走完长征到了陕北，开打抗日战争了，跟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他这才坐着飞机到延安来争夺领导权了。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像王明这样的人，你再聪明、水平再高，大家怎么会服你的领导?

第二，要摆平山头，而不是打压山头

毛泽东在七大人事安排的时候专门就山头问题讲过一段话：“山头，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

削弱和消灭山头的前提，是承认和照顾山头。一个团队在创业成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加入进来的、不同背景的人……总会形成不同的山头。不能简单的把这些东西视为“小团体主义”，一味的打压。解决的关键是公平对待，而且还要适当的照顾平衡，对于比较弱势的山头，要略微有点优待。让各个山头的人都感觉到：领导是公正的，这个团体里面，并不需要依靠自己这个山头来升官或者自保。慢慢的这些山头就会消失。

如果领袖人物自己独占山头，专用自己的嫡系，那么其它的山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加强，因为其它山头的人看到了：只要没有进入嫡系的范围，就是没有希望获得领袖认可的。所以，山头内部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争权夺利，有共同的困难也不要管，首先是要保住自己这个山头的利益。这样，最后必然导致这个团队四分五裂。蒋介石就是前车之鉴。

第三，要团结，更要斗争，要以斗争来促进团结。

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老有人说嘛，说中国人就喜欢中庸之道。毛泽东就说，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人就是好斗。

老毛这个人就特别好斗，不像周恩来这么热爱和平。在他看来呢，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如果老是搞一团和气，那这个团队肯定没有活力、没法进步。外表看起来啥问题都没有，其实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危险，说不定哪天就爆发了。所以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要主动挑起斗争，大家要不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矛盾爆发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线错误的就要打倒，就要开会批斗。只有经过了充分的斗争，把矛盾问题都摆出来说清楚了，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所以说，斗争是团结的前提。

但是呢，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坚决把这种斗争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所以，不能采用极端手段来搞斗争，比如大规模杀人。这里面的平衡非常难以把握：斗争过于温和了，人人都能过关，起不到效果;斗争过于激烈了，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仇恨。

比如说，延安整风，一方面必须要整，不能不整，否则中共在思想上永远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也随时准备伺机消灭共产党，斗争的太狠了，万一引起党的分裂，那问题就严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了。毛泽东就好像一个走钢丝的高手一样，极为小心的维持着这种斗争与团结的平衡，这里面体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在完全不耽误对外作战的情况下，竟然完成了对共产党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内部整顿。

以前我老是有个疑问，因为看了很多不严谨的所谓“历史研究”，觉得这个共产党高层天天斗争那么激烈，为什么越斗争越厉害，最后连美帝都给打赢了?国民党那帮人为啥就越斗争战斗力越烂呢?这个东西不科学啊!哪有一个团队的高层领导忙于内斗而下面的人能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你看太平天国不就是亡于内讧吗?共产党为什么没有亡于内讧呢?要是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真的像袁腾飞啊这些人讲的那样，中共早就灭亡了，对不对?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啥原因。 “以斗争促团结”这个东西，实在是高明到了极点的领导艺术，只有兼具完美人格和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

七、庸俗与真相之间

我看过很多质疑毛泽东政治品质的文章，但是书读得越来越多之后，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是矛盾百出。包括像高华、余英时这些看起来像很严谨的学者的着作，但仔细深入的辨析的结果，发现竟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像余英时描写毛泽东上井冈山，说：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老毛也是半个流氓，所以才能忽悠土匪。整篇文章余英时都忽略了一点(我觉得是故意的，作为一个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袁文才在见到毛泽东之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王佐在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几乎同时发动了宁冈农民暴动，从国民党监狱里面救出了一批在当地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然后退守井冈山。当时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宁冈县委下面的军事干部。他们以前当过土匪，身上也有匪气，但早已被中共收编了，并不是等到毛泽东带队伍来井冈山的时候被毛的“满口仁义道德”忽悠的。

余英时还是个学者，尚且如此，网络上那些各种关于毛的谣言传言，其荒谬之处就更为不堪了。

我以前是学经济学的，没怎么花功夫来考究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细节，关于毛泽东的知识，很多都来自于网络文章。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发现以前学习的那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认真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就和问题，都不能用西方的那一套框架来分析。不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搞清楚，就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要搞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根基，就没办法避开毛泽东。

2012年8月，我历时四年完成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写完了也出版了。当时有了一种自满的心理，觉得改革开发这三十多年的脉络，已经基本被我说清楚了。谁要是搞不清楚，看完了这本书，也就清楚了。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我还是一知半解，面上的政策变动都知道，但这些政策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反复，却完全搞不清楚。

所以，这才花时间来认真的读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看得越多，越发现网上那些东西实在太不靠谱。特别是针对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几乎是清一色的阴谋论。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我们就不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了，就是对普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很不好。这种庸俗的历史分析，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我之所以没有成为领袖人物，主要原因是我心理不够阴暗、权力欲不够强盛、搞阴谋诡计水平不够高、整人的时候不够心狠手辣……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应该给那些不甘于平庸的人们这样的启迪：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团队中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是因为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难以抵抗、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够勇敢、面对危险的时候不能够身先士卒、面对私情和公利的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抹不开情面、需要团结的时候意气用事，需要平衡山头的时候任人唯亲……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面镜子，这种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可以照出我们普通人的弱点和缺点。平庸的人不愿意承认，对待这位新中国的国父，就像小姑娘们看《甄嬛传》一样，只要有足够多惊险刺激的争权夺利的故事就好了。很多谣言，正好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因而得以大行其道。我今天要辟这些个谣，讲清楚：毛泽东这个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乱和屈辱，那么多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最后由他出来终结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他取得的功劳和地位，当之无愧。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领袖，不能说他永远英明正确，但是作为一个以复兴中国为使命的人，他在人格上是基本完美无缺的。

网载 2015-08-23 08: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