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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组织体系层面，所谓坚守“底线思维”战略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坚持“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底线思维，二是坚持“立足国家整体利益”的底线思维。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全党上下仍然在解读、学习和贯彻、落实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个很重要定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个整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其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2013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决定>的说明》，特别对改革的性质做了一个定位，也可以说是对改革的动力机制做了一个说明：“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分析一下这句话，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不像三十多年前的改革是由贫穷而催生的。我们现在讲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是当初农民由于贫穷活不下去后的自发创举，把自家身家性命别在裤腰带上，相约着要把土地分包到户。这说明当今的改革是对当代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系统回应，其动力机制就在这。第二层意思是讲改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说，只能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问题的解决，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我们不能脱离发展这一个根本任务和目标来谈论改革和推进改革，那样的话，会让改革误入歧途。

明了这一根本问题之后，今天的报告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问题倒逼时代的社会发展性质的分析，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问题丛生的时代，二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第二部分是报告的主体内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从个人的角度看，我总结出了八大战略，分别是：改革面貌上的“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战略;改革方法上的“时间换空间”战略;改革思维上的“底线思维”战略;改革主题上的“经济内生动力”战略;改革路径上的“小组治国”战略;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改革目标上的“民族复兴”战略;改革保障上的“依法治国”战略。最后，我还想就这个改革背后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一直强调的改革的元制度创新问题，大国治理与集权政治的关系问题，技术化时代执政党的未来走向问题。

一、问题倒逼时代的社会发展性质的分析

1、问题丛生的时代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决定>的说明》里，强调改革的性质是问题倒逼的时候，有一个正面角度的总结：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3]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六个进一步”。

像年轻人一般是没办法通过字里行间，琢磨出中央从正面角度讲要达到这几个目标、这几个能力背后的真正涵义的。实际上，在千百年来农耕文化孕育下的中国人生存智慧里面，可以教会我们怎么来读懂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公报。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此事。1971年，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当年9月13号，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林彪，毛泽东钦定的且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乘坐三叉戟专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当时，这个事件秘而不宣并只是在高层传达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据后来报道揭秘，我们一个地方富有生活智慧的中国道地农民，过不久就猜测出中央出大事了。他一次在和老乡们聊天时说，不得了了，最近中央出大事了，众人都不相信，说凭什么你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呢?他的分析实际上最简单，也最接近真相，因为他发现以前经常在报纸上隔三差五就现身的林副主席，最近一段时间在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报纸上从来没有露过脸。众人一想，果然是这么回事，而最终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这一敏锐嗅觉分析和判断。

因此，现在中央反腐败，苍蝇和老虎一起打的时候，一旦传言某领导有事，我们各地的老百姓和干部都会乘机观察一下，比如说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最近在电视上露过面没有?手机是否打得通?如果有两天看不到他本人或者联系不上他本人，这个人说不定就已经被“双规”了。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民间早就形成了对这个报告的另外一种解读方法，也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生存智慧。

换句话说，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话的真正意思呢?简单地说，个中奥秘就是要把这些话反过来读，也就是一旦我们的有关领导或者文件反复说，或者再三强调地说某某东西很重要乃至刻不容缓的时候，说明在实践中某某东西可能已经很危险了。比如说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说明我们的发展环境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的环境;说要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不足，要拉动经济;要进一步提高政府效能和效率，说明政府的办事是拖拉的、低效率的;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说明公平正义已经到了一个很难容忍的状况，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也就是说，反过来理解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存在发展环境不公平、社会活力不充分、政府绩效不显着、公平正义程度比较差、和谐稳定难度大、共产党执政的认同度下降这六大问题。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读或者解读的方法而已。最佳的方法还是要做实证的学术研究，不能凭感觉。作为学者，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会是另外六大问题，与中央讲的这些问题有一些内容上的交叉。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关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人们通常使用国际上通行的简单标准来衡量，即基尼系数。但这种方法应用到中国来未必行得通，比如你将东部地区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西部地区贵州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的话，当然差距会很大，但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基尼系数早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我们这个国家总体上还仍然稳定，老外更看不懂。在进行学术研究或者社会问题分析时，我经常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话语权的，即使存在巨大贫富差距，也是难以通过话语权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便如此，老百姓在乎的比较方法，仍然不是学者们谈论的基尼系数，而是人群的收益比较问题，像中国人的俗语所说的“人比人，气死人”，又如孔子的经典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当前人群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在退休养老金上的“双轨制”现象，反映在退休待遇上彼此收入差距很大。比如，当初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的三个同班同学，毕业后被分到三个不同单位：一个进市级机关做公务员，一个到大学做教师，一个到国有企业工作，偏偏不幸的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同学因企业破产而下岗了，到他们都退休时，所领到的退休工资基本格局大致是什么样呢?在上海的话，机关处长，六到八千元，副教授、教授，四到六千元，企业职工两千到四千元之间，依次以两千元的差别等而下之。在此格局下，必然会发生比较：你看看，当初我的成绩比你还好呢，只是因为我更懂技术，把我分到企业去工作了，结果是你成绩不好的，倒进机关工作了，最后退休了，拿的钱比我还多，凭什么呀?而且机关公务员一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一直由政府财政保底。毫无疑问，公务员比事业单位教师、国有企业员工更有话语权，权都在政府手上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在政府也在考虑退休金并轨问题，一方面逐年提升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公务员最终肯定要交社保基金，不可能由政府最后兜底。

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老百姓计较的分配不公问题，不是书本和学者们所说的基尼系数问题，而是发小、同学、熟人、朋友不同人群的待遇比较问题，也就是对他/她所处熟人圈的贫富差距认知问题，根本就谈不上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异地人群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分配不公案例，不是书本上理论能够解释清楚的。此外，老百姓还常常从纵向历史视角来比较今天的生活与以往的生活的差距，只要今天比以往有进步，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宽慰，因为他/她没有话语权呀，只能认命，也只能往好处想，否则日子怎么过呀!这也是中国的国情特色。

第二个问题是发展机会的平等获得问题。搞社会学的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它反映的是社会流动的速率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也就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背后，作为活生生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像你们所受到的教育，与我们60后所受到的教育，以及70后80后所受到的教育，彼此间差距很大呢?这是因为人与建构他/她的理念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现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女，已经彻底回不到农村去了。我以前将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在城里和农村老家来回奔波现象，概括为“来回穿梭”：他们在城市底层辛苦地打拼，并受到方方面面的歧视，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可他们挣了点钱后回到故乡，可以过一个相对舒适安逸的生活，甚至可以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即得到一种承认，找回做人的尊严。这“一抑一扬”之间，达到一种奇特的均衡，因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其中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的身份是农村人，甚至将其当做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事情。

我上次受邀到全国着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做演讲。我提到高等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大学生们身体条件日趋成熟，记忆力与接受能力最好，体格最棒，可塑性最强，潜力最大的时候，白白浪费了最美好的四年青春时光，接着再去读三年的硕士，又再接着浪费三年的美好青春时光。恰恰在大学生浪费四年或者七年美好青春时光之后，却叫他们走向工作岗位，要他们不得不从头再来过，不得不“在干中学”。又恰恰在此时，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恰恰是要在背负成家立业的重担中，不得不在干中学，即面临娶妻生子/嫁为人妇、养家糊口与事业发展三重压力的交织。当这多重压力夹击你的苍白人生时，你蓦然发现自己的能力积累已百无一用了，只能从头再来了。

很遗憾的是，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你们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四年乃至七年最宝贵的青春时光，错失了无数让自己找到未来发展方向和发现自己真正兴趣的机会。更让人无语的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填鸭子式的教学早就窒息了你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早就把你们锻造为一个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只会说是不会追问、更不敢尝试另样人生的好孩子。按道理说，到大学了，可以有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可以有探索兴趣的机会，但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把你们放任自流了，因此我讲中国的高校不讲良心，其道理就在这。尽管我们的教育搞得如此糟糕，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为什么总是显现出勃勃生机呢?有时候我在想，或许与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口基数有关：我们有13亿多人口，有4亿青年人，美国多少人?美国总数才3.2亿人。我们4亿青年人中80%即使被搞成残废，如王安石《伤仲永》所说的那样，“泯然众人矣”，还剩下20%的可以出人头地，也就是还有八千万的才俊，美国3亿多人口，它的青年人占30%，总数也才1亿，哪怕往大的说，80%的人都会成才，也差不多只是我们这个数。中国人的厉害之处在什么地方?能吃苦，会忍耐，善变通，小部分人终究会成为“人上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和鲜血，终究会登上人生与事业的顶峰的。因此，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轻人，认真思考一下这大学四年时光该做些什么，又如何做，不要白白浪费了，现在开始做规划，还是来得及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结构变化后面的阶层固化问题，也就是往上流动受阻问题，如今各地频频出现的“萝卜招聘”现象和“拼爹”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社会结构变化后面，还隐含着一个世代交替问题。我们很多人看到了阶层的固化问题，却没有看到世代交替问题。为什么要重视世代交替问题呢?一方面，世代交替问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比如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的子女自小出生在城里，再也回不到农村去了，却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可他们却面临实打实的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婚姻、生活等影响个体与群体生活和生命质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世代交替问题又为很多问题的解决预留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空间，即对于前几代人来说是问题的问题，到了后几代人时却不是问题了，尤其是很多历史负担的问题，经过时间的淘洗，对于后代人来说，压根就成了一风吹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以时间换空间”战略了。比如农村取消农业税后，很多由乱收费引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当然，世代交替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观念的建构与转型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问题。2004年我在《南风窗》上写了篇关于中美官民比例比较的文章，叫《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的真相》。在文章中，我通过可比的口径，发现美国公务员的范围也是很宽泛的，如政府雇员、图书管理员、消防员、教师，都是由财政供养的，只不过它分为联邦和州两大层级。当时美国的人口2.8亿，有两千多万是吃财政饭的;我们当时党政机关人员不到700万，但有三千多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是吃财政饭的，加起来近四千万，而我们有十三亿的人口。一比较，发现美国的官民比居然是1：14，中国的官民比是1：31，比中国的还高，这有点让人吃惊，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那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引入官民比讨论后，着重追问两个问题：公务员到底干了些什么?公共财政之出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十年前我写那篇文章时，很有点激愤，比如像这句时至今日仍振聋发聩的话：当我们整天被“假药”、“假烟”、“假酒”、“假化肥”等“假农资产品”、“有毒火腿”、“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有毒食品”、“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矿山重大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小偷日益增多”、“黑社会势力猖獗”、“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新闻包围而心惊胆战、度日如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质问我们的政府相关执法部门和人员到哪里去了?叫了多年的“加强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举措又落实到什么程度了?

也就是我们在有毒空气、有毒饮水、有毒食品、有毒环境里面忍受着被慢慢毒死的命运时，那么要追问的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绩效的意义究竟在哪?难道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

第四个问题是地区差距的显着缩小问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依然存在。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如今又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与小城镇之间的差距集中地凸显出来，着重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发展资源与发展机会的均衡程度三大方面。

如今很多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在原有的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种新情况，即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结构性问题，我将之概括为“复合二元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如今通过城市化的聚集程度杂糅在一起，很多旧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问题。只不过由于农民一直所处的弱势地位，或者说非国民待遇，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认命了，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农民工“来回穿梭”现象背后的真正意涵。

第五个问题是多元文化的维持发展。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的基层都走了一遍，做了一些调研，深深感到文化发展的乏力。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大致可以这么说：乡村生活日渐凋敝，城市生活消费主义甚嚣尘上，民族地区原教旨主义时有抬头，多元文化交融困难，宗教文化不断侵蚀社会正常肌体。

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基本上变成了空心村，留守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386199”部队。大量的青壮人员经常性外出和众多的80后90后开始在城市异地生活，乡村变成了一个连说话的人都很难找到的时候，这跟人间地狱有什么分别?尽管农村人生活在城市里面，但始终找不到根，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也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里的孤魂野鬼，表面看上去也能找到乐子，其实很苦闷，因为看不到未来。我曾经对乡愁下了一个定义：所谓乡愁，是指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敬与鬼神敬畏，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体系，集生产生活生命“三生”功能于一体的共同体情感。它包括三层内涵：围绕土地而构筑的物质家园;围绕生命意义而构筑的精神家园;围绕代际传承而构筑的血脉家园。一旦物质家园还能找到依稀模样，精神家园、血脉家园却是与己无关式陌生时，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找不到了，其结果乡愁自然成了一地鸡毛。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我一个朋友在南疆支教。他所在的省份对口支援当地，给当地的老百姓捐了三千台电视，每家发一台。但最终结果如何呢?全部被砸坏了，因为当地一些极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禁止民众与现代文明接触，试图回到用教义教规控制民众的愚民时代。因此，我们的新疆政策也好，西藏政策也好,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关心这些区域不同种族的民众的自身发展问题。如果一个家庭生了很多孩子，既没有人读书，不知道现代文明为何物，又没有人就业，极端贫困，往往整个家庭生活就会陷入困顿，年轻人很容易被吸引走上被极端势力洗脑的道路，乃至成为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最近中央研究新疆问题时，提出高中教育全免费，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帮助当地民众提高自身的现代文明水平。

关于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问题，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能纸上谈兵。我是学政治学出身的，现在也做公共管理。以前看书，一个基本的经验研究与知识判断就是大国政治往往表现为联邦制。目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都是实行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以前的苏联也是联邦制，英国和日本虽然不是联邦制，但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属于不是联邦制的联邦制。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中，就中国和法国不是联邦制，中法在历史文化中都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而且中国的大一统早就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完成，只是疆域随着朝代的变化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已。

从经验研究而得的书本知识出发，要解决大国治理问题，我原来也认为，中国的政体形式最终也会走联邦制的道路。实际上，近代中国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动议，包括中共二大也提出过用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设想。但是，2012年冬天我第三次去新疆，到伊犁州霍城县去讲学，在霍尔果斯口岸了解对面哈萨克斯坦如今的发展状况时，我一下子转过弯来了——如果我不顾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仅是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还在那里鹦鹉学舌般鼓吹大国政治应该实行联邦制的话，那是一点都不负责任和丧失良知的举动。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乃至长达几百年累积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业已形成中心—边缘格局之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化时代不断加剧并固化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让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时，缺乏资源和技术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受到资本、产业和保护政策的多重压制，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为什么厉害?就因为它始终站在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而发展中国家总是只能从事下游制造业，其结果不言而喻了。因此，中国什么时候从“中国制造”跃进到“中国创造”，才是中国真正腾飞的时候。为什么说苏联解体后对于众多的原来加盟共和国如今的独立国家，未必是福音呢?你们只要看看哈萨克斯坦它有什么资源?矿产。还有什么资源?畜牧业。这个矿产和畜牧业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分工里面，能够占到什么位置，能否创造出高附加值来?不可能。因此说，哈萨克斯坦离开了苏联那个大怀抱，就像新疆如果离开了中国这个大怀抱的话，它能好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也知道，那种追求独立的想法，其目的是为了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对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同情式理解，但连锁反应是什么?文化似乎可以得到暂时较好的保存，但经济上可能立马陷入困顿，不久就会彻底变得死寂，最终让文化也没办法得到有效延续，更让无数人作为肉身的世俗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其结果陷入一种死循环。这是我第三次去新疆后因为直观感受的变化和相关资料的印证，完全修正了从书本上得来的看法。当然，请大家注意，我这里讨论的是多元文化发展背后的一些困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没办法破解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要解决好单一制国家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问题，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着重在“自治”二字上做文章，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提及。

第六个问题是社会共识的生成问题。当一个社会和国家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关头，各种利益博弈进入空前白热化的时候，如果不能在事关这个社会发展前途、事关这个国家转型命运走向等方面达成起码的共识，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长期以来，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对公民权利的维护也付之阙如，公共参与、公共论辩、公共规则、公共意识更是少之又少，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极其混乱。姑且不论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流毒，就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官与民之间的正常交流、辩论说理的气氛，都被极端的意识形态所绑架，整个社会到处充斥着不讲是非、不讲公道、只论站队、膜拜“成王败寇”的非正常文化心理，网络上更是被蒙面人和隐身人的辱骂抹黑与诡异暴戾的“水军”灌水所占据。理性说理、理性辩论、理性议事、理性决定、以理服人统统不见了，更别提通过反复的沟通、必要的妥协、理性的选择和相互的得利来达成不同层面共同体的共识了。

前不久，我所在的小区贴出通告，要在小区入口处搞一个智能道闸，并更换各家各户的对讲监控设备，需要业主在《征询单》上填写赞成还是反对的意见。正好那段时间我有空，也想做点人类学观察，同时还想弥补一下知识分子喜欢清谈、不积极参与社区或者身边事务之不足，就专门抽出时间去找所在小区业委会主任了解和沟通情况。在与业主委员会主任耐心地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告知他在一些小区公共事务处理上的不足之后，我将填有反对意见的《征询单》交给了他，谁知他在简单地看过《征询单》上的意见后，居然说了一通让我瞠目结舌的话：“你在不了解情况下所说的反对理由都是有道理的，但在了解情况下仍然递交反对意见就不应该了。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一根筋，只会直行，不会拐弯。还是毛主席说的对，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要派到农村去锻炼，一点也不了解实际!”他的这番话，让我顿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喟。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懂讲理、不会讲理、不擅讲理的社会环境中，又怎能达成起码的社会共识呢?!

2、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分析

从问题丛生的时代出发，就引出一个重要话题，如何看待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难以定位和制定执政党和国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发展时期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战略，犹如盲人摸象般，始终也难以接近问题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20世纪20—30年代近代中国发生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的“大论战”，正是这场绵延10余年的论战，加深了社会各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全方位认识和分析，也让正在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前提。

改革开放后，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一鲜明观点，进而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精辟论断。而且，“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性质，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作为“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来看待。之后，在这一基本历史方位和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江泽民、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在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双百战略”的梦想：一个是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另一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这两大战略目标用“中国梦”有机地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之中。虽然“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中国梦”彼此之间一脉相承，又各种侧重，但都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是一种正面提法，更是一种战略目标，并没有很好地展示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当然，如果从反面去解读的话，还是能够把握住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特质的，比如我们社会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我们社会的和谐程度仍处于大众无法共同享有的、人与自然相冲突的发展状态。

与此相反，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定位，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而且听上去还很严重、很危险。比如，经济学者吴敬琏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阶段”，即权力拥有者与资本拥有者相互勾结、当道并肆意掠夺的阶段;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社会”，即社会分裂为不断结盟的强势群体和日益依附强势群体的弱势群体，彼此之间无法整合，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社会撕裂与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我曾经通过对温州发展模式的观察，将当代中国社会概括为“无自主性提升的社会”，即虽然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普遍富裕了，但并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社会运行规则依然是权力与资本的非正义结盟，我们只是见证了一个经济单科性成长的小社会的出现，并没有见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均衡而系统性成长的大社会之崛起。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一直主张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看到它的诸多不足之处。

实际上，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的时候，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偏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偏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十八届三全会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并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视角去全面推进之真正用意。

当然，这必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到2020年，也就是离现在6-7年的时间，形成一套制度更加定型、制度更加成熟的体系，从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根本的制度基础。前不久到江苏某地调研，访谈一位乡党委书记的时候，他告诉我，要等中央的成果下来，通常没三五年时间不行，到那个时候他就不一定在这个岗位上了，他就离开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担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蓝图和高效迅速的执行力是多么的重要。

（未完，详见下半部分）

网载 2015-08-23 08: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