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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9期  作者:李维民

最近翻阅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看了毛泽东最后一年的谈话和活动的记载，想起2010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后引起的争议。这篇文章引用了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忧虑政局会有剧变，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先提出毛远新等5个人的名字，1976年7月15日又召见毛远新等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除5人外又加了两人，但未有定论。在传闻中张玉凤还说，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说：毛远新认为张玉凤的上述回忆是“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2011年第10期《炎黄春秋》编者按说，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故发表《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远新的说法修改为“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你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并说“都是主席用手写的”。此后，《炎黄春秋》未再发表有关这件事的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毛远新的话就是这件事的定论了。

笔者读过《毛泽东年谱》后，认为毛远新关于毛泽东1976年状况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年谱记载，进入1976年后，毛泽东先后6次接见外宾。第一次是2月23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华国锋、乔冠华、黄镇在座。”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对会谈内容年谱记载了500字。年谱还载有：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华国锋、姚文元在座。”4月20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就中国向埃及提供援助问题进行交谈，华国锋在座。”4月30日，“晚七时三十五分至八时零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在座。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国内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5月12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至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华国锋、乔冠华在座。”5月27日，“晚八时三十五分至八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华国锋在座。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如果按毛远新的说法，“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翻译更不可能听懂，那么，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1小时40分钟，与穆巴拉克就中国援助埃及的问题进行交谈，怎样交谈?毛泽东与马尔登会见半个小时，与李光耀会见20分钟，又是怎样交谈的?特别是在熟悉中国语言的李光耀面前，翻译能信口开河吗?

据年谱记载，毛泽东在6月还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说了他一生办了两件事那一大段话，难道是写成文字让大家传看吗?毛泽东在4月30日对华国锋说“国内的事要注意”，6月25日又给华国锋写道：“国内问题要注意。”接班人的问题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忽略过的头等大事。据年谱记载，1月31日“下午五时，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国务院的工作，由华国锋同志主要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政、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都定了，党中央的负责人不会不考虑。从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1976年4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毛远新在文章中说：“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这份指示长达2300多字，难道都是毛泽东写成条子的?

在毛泽东去世前两天的9月7日，毛泽东还要看材料，工作人员听不清他要看什么人的材料，毛泽东“在纸上划了三横，又用手敲木质床头，工作人员明白是要看有关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8月26日，毛泽东还要看宋代的《容斋随笔》，不知这四个字是怎么写的。两三个月前毛泽东的精神和说话的情况，肯定比去世前几天的情况好，而且对毛泽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那五个或七个人的名字，比三木武夫的名字更熟悉，更容易分清。因此，毛远新以“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来否定张玉凤的回忆，论据并不充分，难作定论。张玉凤的回忆和毛远新的否定，都是一面之词，都不能当定论。

按照传闻中的张玉凤说法，目前尚在世的当事人，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位汪东兴。《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引用汪东兴女儿的话说，汪和张都说没有此事。据她说，张玉凤讲：“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共内部机密的。”既然如此，就不应当强要张玉凤表态。

至于汪东兴的话可信度如何，我想起2005年阅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一书时，看到一段有关汪东兴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有一篇孙宇亭写的题为《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的文章，说的是1967年10月，内务部有人写大字报，揭发内务部长一个问题。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严佑民，为了证明内务部长的清白，经谢富治和汪东兴批准，派孙宇亭二人到档案馆看有关档案，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后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的核心机密，由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对孙进行三堂会审。孙宇亭申辩说，他去档案馆是谢富治和汪东兴批准了报告，严佑民派他去的。孙宇亭写道：汪东兴“说：把那个报告拿过来，我再看看。汪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谢富治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孙宇亭还“没有想好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就这样，1968年3月12日，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

当然，此一事非彼一事，只是供读者思考这一问题时参考而已。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此事，就说明没有此事。那也未必，因为年谱并不是事事都记载的。例如，从1976年7月11日到27日，就没有一条记载。在这17天中，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去过毛泽东处。

总之，这一则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是否属实，还是个没有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轻易肯定，也不应轻易否定，特别是个别人的谈话都不足为凭，最好是由权威机关正式辟谣，或者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附参考阅读：

向张玉凤、汪东兴当面求证“常委名单”

2010年8月20日下午6时，山西省政协委员白志平请张玉凤同志吃饭，我应邀也参加了。6时半，有的客人还没到，我利用这个等人的机会，和张玉凤同志单独谈了一件事。

我对张玉凤说：玉凤同志，阎长贵和我看到从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张玉凤：毛泽东的临终遗命》，其中讲到，张玉凤提供：“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于这则材料，阎长贵和我都不大相信，认为毛主席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核实，予以澄清。于是，我就打电话问了汪东兴同志的女儿汪延群(汪东兴当时身体欠佳)，请她找个机会问问她爸爸。汪延群当即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此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

阎长贵同志为此事还特意打了长途电话给毛远新，毛远新说：“胡说八道…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

我们经过核实，确认没有那些事情以后，写了一篇证伪的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刊登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上。

有读者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发表《关于一则“传闻”的辨伪》文章，认为：“凡略有审干经验的人，包括汪东兴、毛远新在内，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汪、毛二人的表态不构成充分的证伪的依据。除了汪东兴、毛远新二人的说法如上述外，要辨别真伪就不得不找张玉凤本人了。”

我说：“玉凤同志，今天就请你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说，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张玉凤非常耐心地听完我的话，平心静气地对我说：“银禄同志，你们都是当过秘书的，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不相信有那件事是对的，以积极的态度进行核实并发表文章澄清也是对的，我向你们二位表示感谢!咱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怎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主席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说话不清楚了，有时我也听不明白，相互交流经常用文字，但是，他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他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想法…他怎么会叫他的两位亲属、两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是真的话，就不符合主席一贯的风格和政治原则。今天，我正式委托你们二位，对那件事进行再一次澄清，不要再以讹传讹了。网上流传我‘提供’什么云云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

我俩这次谈话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谈话结束时，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银禄同志，我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那回事。”

2012年1月18日春节之前，我和阎长贵同志一起去看望汪东兴老(已97岁了)，顺便问了他几个问题，包括名单一事。汪老听了以后，断然说：“没有那么一回事，不可能有那样的事。”

网文所说三位“作记录”的人，均健在，他们都亲自对我们说：“没有那么一回事。”毛远新曾说：“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我本着尊重对我们文章有疑问的读者求实存真的态度，再次对这件事情做些说明。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阎长贵 杨根禄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己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一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

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本文作者阎长贵、杨根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担任江青的秘书)

网载 2015-08-23 08: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