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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蔚供图）

66岁的澳大利亚籍画家沈嘉蔚十分紧张。

2014年9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请来了83岁的中央美术学院退休教授闻立鹏。他会不会为他父亲闻一多被放在画里比较靠后的位置而抗议？

历史油画《兄弟阋于墙》长达30米，是沈嘉蔚至今最大的一幅作品。画面时间定在1936年。这一年的西安事变，他认为“划分了历史的前后两段”。此外，民国的“黄金十年”已近尾声，这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在蓬勃发展，有名的文化艺术大家，几乎都在人生事业的高峰期。这一年也是中国危机的前夜，暗流涌动。

422个人物的群像，入画者大致隶属三大范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抗日与救亡、科技文化界；例如托洛茨基和中国的几个“托派”，1939年死于内战的国民党抗日军人赵桐，鲁迅、萧红、闻一多……人物的选择标准，沈嘉蔚定位为“正在或即将影响中国的人”。每个人物都编上号，闻一多是第306号。

还好，闻立鹏没有任何反对意见。“闻一多的位置在历史上就是那样。”白发苍苍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沈嘉蔚收集了画中人物的大量历史照片，一张张打印出来，摞起来一尺多厚。不断研究历史，不断添加人物，画完《兄弟阋于墙》，他对“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这些事了若指掌，有的就写在画面上。

群像历史画乍看了无新意，但人物姿态、布局，其实有复杂微妙的设计。

“中共特工王”李克农是穿着中山装、拎旅行箱的全身像，地位突出。因为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李克农就要去重庆，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正合“兄弟阋于墙”这个主题。

把闻一多安排在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一群？因为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沈嘉蔚最担心的批评，其实是对邵洵美的安排。“毕竟他是比较右的，鲁迅批评过。我给他平反一下。”

戎装而免冠的蒋介石扶杖坐着，眼帘低垂似有所思。“这是西安事变时，他被劫持了。他们要他当抗日统帅，不要再打红军了。所以我不能让他太狼狈，还得让他保持一个统帅的感觉。”蒋介石的身体，取自多年后他穿着制服爬山的一张照片，但头部是1936年的，沈嘉蔚把它们拼在一起。

张学良站在蒋介石身后，摘手套的同时似乎想说什么。宋美龄则一脸生气看着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都来自日本关东军，跟他们面对面的是中国东北的几位抗日英雄……

虽然选择人物的标准是“正在或即将影响中国的人”，但沈嘉蔚有条规矩：不画别国的最高领袖。要是把斯大林、裕仁天皇、丘吉尔、罗斯福都画上，这张画成了“国际行为”，就刹不住车了。

几年前，有马来西亚企业家请沈嘉蔚画马来的独立之路，找了历史学家给他补课。他画了261个对马来独立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边画边想：我怎么就不能画一张中国的人物群像？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沈嘉蔚打算把《兄弟阋于墙》从澳大利亚拿回来办展。但这幅自主创作的历史画，会不会被挑出问题，他不是那么有底。这种事他很熟悉。

1974年，沈嘉蔚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画出了成名作《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白雪皑皑的江边哨所，三个解放军警惕地望着边境线。这幅画被称为“文革美术”的标志之一，刊登在全国报纸杂志，当年全国美展上还得到江青表扬，中国美术馆宣布永久收藏。

沈嘉蔚却发现：展出的这幅画，跟他交上去的不一样。

为了显得“更像英雄”，几个军人的脸都被加宽；表情改成略带夸张的愤怒，这是因为对面是“苏修敌人”；脸色变成粉红——英雄一定要“红光满面”。沈嘉蔚觉得自己已经把苏联一侧的天空画得乌云密布，人物也最大限度地“红光亮、高大全”，谁知仍然不够。

对“红光亮、高大全”产生怀疑的不只沈嘉蔚。1972年，27岁的湖南画家邓平祥被选拔去专门创作跟领袖有关的历史画。他去采访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问毛主席到底有多高。

被毛泽东称为“忠厚老实”的周世钊脱口而出：一米七六！

邓平祥已经看过一些历史照片，照片上，毛泽东只比周恩来高一点点，在宣传画里看起来却至少一米九以上。

多年之后，沈嘉蔚和邓平祥成了朋友，一起接受审查与修改。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画成为最受重视的大众艺术形式之一，众多着名画家、雕塑家被组织起来，投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年轻画家刘春华1967年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印刷了9亿张，超过当时中国的全部人口，也创造了美术史上的世界纪录。

“文革”结束，《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被中国美术馆退回。沈嘉蔚去取画，发现它很惨——内框、外框不知去向，画布卷成一团，扔在美术馆地下室的垃圾堆里。

还原真实历史，是他创作《兄弟阋于墙》时的原则。“我发现，我这一生中间做了很多无用功，”沈嘉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现在做的是转化成有用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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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