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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暴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门高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学好，将来要考上名牌大学，以后当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从我来说，似乎也有这种能力。小学的时候，在教学竞赛里就得过两次奖，一篇作文，也上了学校铅印的小册子。文革的风暴，过早地把我们这一代卷进了政治旋涡。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学校开始停课。当时还是贪玩的年纪，不上课觉得很兴奋。又过了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这些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了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突如其来的风暴即感到新鲜，也感到意外。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先是在礼堂贴出批判彭真的大字报，接着火烧到校领导的头上。校领导班子先是抛出一位名叫郑炎的副校长，但这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个校领导班子都成了革命对象。当时，北京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赶回来的，还不太适应学校的气氛。所以一进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组成以团中央某部长为组长

的第二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吸收了当时还在学校读高一的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五个学生为组员，并任命刘平平为文革主任。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已经感受到高干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说，文革前学生中谁学习成绩好谁受尊敬，或者谁体育运动出色谁引人注目，那么，文革开始后，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这一条了。当时，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种家庭出身叫“红五类”，实际上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也不过是陪衬而已，最红的还是高干子女。我们那所中学，建于20世纪初，历史悠久，名气较大，离中南海又不远，所以光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就有好几个在这里念书，爹娘是部级、司级的更是不计其数。文革开始后，高干子女先得上层消息，显得格外活跃，一派要接班的架式。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考学一直顺利，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精神上没受过什么委屈。文革开始后，强调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亲丁可是民主建国会的普通干部，母亲胡秀珊是北京31中学的实验室管理员，按当时的成份划分算职员，即非趾高气扬的红五类，也非任人训斥辱骂黑五类。虽然没有挨整，但内心的深处猛然感到一阵压抑。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向严冬般冷酷无情。喝着狼奶长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但革命的风暴很快就越过了文斗这个层次。宿舍里一些人开始被赶出京城，遣送原籍。院里有一个从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赋很高，知识面也很广。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干什么的，只见他在爷爷家生活。他爷爷家挂着一张照片，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合影，里面有周恩来、朱德，也有他的爷爷粟丰。我不了解他爷爷的历史，只知道起义失败后几经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当作地主，遣送广西老家，很快就被折腾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和粟天延见过面。那一阵，许多人家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销毁各种容易招来麻烦的东西。有一家从抽水马桶销毁东西，把全楼的下水道堵了，粪便都溢了出来。

不久风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贫民，成分没什么问题；但外公家比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妇女，所以多年无所谓成分可言，文革开始后，到处划成分。一个堂舅来信说，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亩坟田。我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机关领导家里汇报，问是否要把外祖母赶回原籍。还好那位领导的妻子是一个善良妇女，她从旁拦住：二亩田算什么地主？老太太都80多岁了，赶回去不被红卫兵打死，路上也难保性命。外婆没走，也就没事。虽然虚惊一场，后来还是活到90岁，得以善终。我母亲现在说起那位领导的妻子，直夸她真是好人。

接着，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正赶上一个中专学校的红卫兵来我们这片宿舍抄家，院里不知谁看我家不顺眼，唆使红卫兵闯进我家翻起来。家里人都慌了神。还好父亲的机关闻讯，赶来证明我家既不是当权派，也没有历史问题。红卫兵又把已经装了车要抄走的东西送回来。我父亲为了表示支持红卫兵革命，只好主动把一些有封资修嫌疑的东西让红卫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两件首饰，是前些时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里的。

说到我这个姨，是我家在北京唯一的亲戚，她和我母亲是姨表姐妹。50年代初从上海调到中国外文书店工作。由我母亲做媒，和一个电机工程师结了婚。姨父姓张，我小时候见过，没有别的印象，只记得他在家里装的吊灯很特别。后来，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劳改还是劳教。我姨原先一直守着，直到文革前，压力越来越大，只好和他离婚，一个人搬进了书店的单身宿舍。后来才知道，姨父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因为母亲是日本人，便受到无端怀疑，先抓起来，后找罪名，反革命够不上，就打成坏分子，一关就是多少年。放出来之后，家也没了，最后死在福利院。我姨听说后，大哭了一场，说这一辈子对不起他。

我母亲又总是说，对不住她这位表姐。过去是后悔不该给她做媒，现在是后悔不该把她的首饰交出去。可这些悲剧，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怎么得到去革别人的命的资格。后来破四旧的风暴过去了，就开始了大串连。我和两个同学从北京到武汉、桂林、湛江、广州、井冈山转了一圈，其中从广州到井冈山是步行，回来已是冬天。到家后，才知道我母亲作为中学教职员工，也到武汉串连，实际上是串亲戚，到舅舅家住了半个月。到了1967年，学生们大多串连归来，学校通知要复课闹革命。先是进驻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干部，主持军训。后来又进驻了工宣队。同学当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组织。同班的刘洪生、周绍元、陈小文、张光明四个同学已经开始对当时的主流路线发生怀疑，由中央文革而林彪，最后干脆怀疑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写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泽东像贴上房顶，终于东窗事发，被抄家逮捕。我当时思想很正统，支配头脑的是掺着宗派情绪的愚忠。因为自己参加的组织和这几个同学的组织有磨擦，所以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批判这几个同学的“反动思想”。当时文章是怎么写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种大帽子唬人，以势压人的笔法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霸道逻辑，感觉是这下子总算是走上革命前线。现在想起来，既十分内疚，又可悲可笑。那几个同学其实是最早的反抗者，被关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来上山下乡。

我因为能写两笔文章，被吸收到学校革委办小报。平时住在学校，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小报的内容无非是跟着当时隔一段就由两报一刊发表的所谓最新最高指示唱高调。哪天上级预报要发表最新指示，马上守在收音机前，边听新闻联播边记录。大多数师生，列队上街庆祝。我们则是按照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夜的原则，守在油印机前，连夜印刷。老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些片言只语后面有什么背景，当时既不可能知道，也没有能力去想。只是怀着一种盲目，还以为干着多么高尚的事业。如果说革命也能让青少年上瘾，当时上的就是这种瘾。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一点编辑业务的初步知识，就是在那时学下的。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法西斯式的野蛮暴行在20世纪的中国竟然重演。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值得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曲，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的确，这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们即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不无根据，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风云一时，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充当高层执政者的工具而已。如果不能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公正地追究责任，反思文革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青春无悔”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正是对某种不公正的舆论的情绪宣泻。

当然，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即使弄清了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我们老三届这一代对自己的历史也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十几年前这一代人曾经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传统不放。如果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着“青春无悔”的心态不放，自己也将很快成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诃德。可悔的应该是造就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无悔的是这一代人正好是这种文化的掘墓人。

当然，我也不赞成把“红卫兵思维”、“红卫兵心态”泛化，当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实。即便是这一代里当过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积极参加者，他们身上也还是有一些可贵的东西，是需要挖掘出来，加以发扬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从驯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转变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是从这一代人身上发生和完成，所以我们在从传统社会走上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为了说明这个进程，我想先追溯到红卫兵诞生之初。

现在，红卫兵已经被泛化为一代人的符号，其实红卫兵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最狭窄的意义上，红卫兵是指北京清华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学生。他们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小团体，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直接支持。他们的代表作便是“三论革命造反精神”。这三篇文章当时上了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这些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主要是他们干的，当然这种摧毁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泽东的支持。老红卫兵多数是高级干部子女。当时有一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成为老红卫兵的组织纲领。这种思潮的发生，也不是这些年青学生所创造。在升学等方面作为成份论的“阶级路线”，在五十年代已经开始，到红卫兵运动落潮后尚未结束。整个文化革命期间，招工、招生、入伍、入学、提干等方面无不是重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轻本人才能。只不过老红卫兵的对联把血统论表达得更加露骨罢了。但老红卫兵的好景并不长，原因一是他们的盲动很容易过火，为政权所不容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很快成为走资派，他们自己也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地位的突然变化，使他们很自然地转向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于是，以西纠、联动炮打中央文革被抓为标志，老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

继老红卫兵之后，出现了造反派。他们在文革初期曾受工作组压制，有的被打成反动学生、反革命。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些青年学生被解放。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他们成为毛泽东利用的第二梯队。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破四旧，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当时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由于造反中观点不一，权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匀，造反派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以致彼此间展开武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这些造反派红卫兵也成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为标志，这一批红卫兵也被赶出了政治舞台。

自发的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红卫兵的名称还在。一度，红卫兵取代了共青团，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自各地革委会成立之后，政权已经从体制上修复。名为红卫兵的青少年组织已经不具有文革初期那种造反的性质了。

现在，人们把红卫兵当成愚昧、血腥的符号，主要是指老红卫兵的破四旧、打老师和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其实，这种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并非红卫兵首创。如果说中国也产生过纳粹式的“冲锋队”，并非自文革始，自红卫兵始。红卫兵、造反派和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点仅仅在于，以前搞运动整人，破坏生产力的行为来自政权组织本身。而红卫兵和造反派虽然一度为毛泽东所支持和利用，但他们的组织却具有自发性，游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整错人的干部照样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下场都很不妙。但也正因为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盲从的苦果，命运本身就促使他们选择怀疑。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怀疑之间的逻辑联系。

造反作为一种破坏性思维和行为，现在已经为人们所唾弃。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农民造反，曾被推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也已为历史学家所怀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因为历史上农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种奉命造反，是为扞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造反。这种造反本身就是一种被利用，虽然造反过程也有自身的利益冲动。现代的怀疑精神与造反这种定于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同，它是要从一元走向多元，从舆论一律走向百家争鸣，从你死我活走向相容并包。但从驯服与盲从到达怀疑与觉醒，造反恰恰成为这一代人中的觉醒者的精神过渡。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产生了这样几点值得注意的后果：

一是政治信息的扩散打破了高层的神秘性。文革前流行的是驯服工具论，一切听从党安排。每个单位，对支部书记都崇拜。维持这种格局所依赖的乃是上智下愚，是民众对国家大事的不知情。比如三年灾荒，上面说是天灾，就以为是天灾，说是苏修刁难，就以为是苏修刁难。其实那几年风调雨顺，灾荒的真实原因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上面也不想让下面知道，老百姓受到宣传的蛊惑，也就信以为真。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当然有他的目的。但在此过程中，大量以往被严密封锁的信息，通过大字报、传单和红卫兵小报披露出来，使得人们了解到许多以往被掩盖的真相。人们之所以盲目崇拜大大小小的书记，是因为不了解他们的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他们就不再神圣。文革前期，大大小小的神破碎了，只剩下毛泽东一个神，八亿人只崇拜毛泽东一个人。从对大大小小书记的崇拜，到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崇拜，虽然都是崇拜，但毕竟是走出崇拜的一个中间环节。等到林彪沉沙折戟之后，毛泽东身上神圣的光圈也失去了。中国人丧失了近二十年的独立思考精神，从这时开始重新萌生。而当时老三届正处在求知欲最强的青年时代，他们经历了最狂热的崇拜，一旦崇拜崩溃，便渴望彻底的觉醒。

二是命运的波折打破了信仰的盲目性完整性。对于在“一切听从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口号中走向社会的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一开始确实是听从党安排，毛主席召唤的。号召红卫兵造反的，不是别人，是毛泽东。明明是让天真单纯的青年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却要捧为革命闯将，冲垮了对手，又发现年青人也很碍事，于是兔死狗烹；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也是毛泽东。明明是出现了就业困难，却说成是接受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下农村很容易，再想回城就得过五关斩六将了。现实是最好的教师。书本固然可以教人思考，现实更能让人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这一代人中出现了一批怀疑者，思考者，正是一种必然。

三是体制外的经历使他们的性格中出现了难以磨灭的自发性。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是在盲目的热情中始被利用，终被抛弃，这都是事实。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文革中采取了天下大乱的办法，红卫兵、造反派，一度在体制外活动。在1966年秋到1967年，红卫兵、造反兵团一类的组织可以自发成立，小报可以随便办，用不着谁批准。虽然后来不少组织或报纸被中央文革点名，顷刻陷入灭顶之灾，但大量的自发组织和报刊毕竟活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间，是一段绝无仅有的体制相对失控的空隙。对于这一段体制失控的空隙，过去一直缺乏单独研究，而是把整个文革捆在一起。人们喜欢说时势造英雄。不错，狂热的年代是造就了打、砸、抢的流氓。但体制的相对失控，也造就社会自组织的萌芽。文革初期虽然只是相对的小失控，而且这些红卫兵小报和两报一刊基本上是一个调子，有独立思考内容的很少，但这种活动方式使得一部分青年有了体制外活动的体验，从而锻炼了一代人的自组织能力。与文革前十七年毕业的学生相比，文革中红卫兵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革前的教育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文革中却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一开始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跃跃欲试要接班，接着一大批原来不出名的青年人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这里面当然有幼稚、狂热、野心、权欲，但驯服工具论，螺丝钉精神，从此也永远地失去了魅力。现在，人们较多地注意这种变化造成的破坏性。但是，我要反问，文革前那种精神格局，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而下愚的古代有何根本区别？现代社会是大众知情、大众参与的社会。中国社会一直没有进入这样一种现代格局。文革的发动者，未必真心愿意造就一个新格局，但事实上文革却成为旧格局崩溃的一个契机。

上述几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现实对人的教育。因为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自洽性，青年人当然要寻找新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匮乏非但不会使这种寻找的冲动减弱，有时反而使这种冲动更加强烈。越是禁书，人们越想读。在知青当中，官方规范之外的读书活动实际上一直不曾停止。

当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文化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思考的局限性。二十年国门的封闭，使我们无从了解当代世界的思想成果；传统的断裂，又使我们无从掌握民族文化的遗产。不论是中国的古代思想，还是西方的现代思想，我们都到了中年以后才有所接触。我们这一代的先觉者，即使做出挑战性的思考，所用的武器也往往仍然不超出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语言。能够追溯到欧洲近代人文主义文化，已经很不容易了。北京的一些知青接触到一些外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零星的。远远谈不上系统性。但不管怎么说，文革的经历促使我们这一代走向独立思考，毕竟是一个事实。五分加绵羊的教育模式，到我们这一代，划上了句号。

上山下乡

现在人们说起插队，大多都是忆苦的口吻。我要说当时是自愿去的，人们也许不信。当时，插队不是我最理想的选择。最理想的选择是参军。但参军要过政审体验两关。我的一个舅舅在台湾，政审关过不去。插队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当时自己年青，一方面迷信毛主席的号召不会有错，一方面确实不知道农村水深水浅，1968年底，主动报名到山西沁县插队。

出发前，我和一些同学商量，我们不要乘车，徒步考察，走到目的地。当时，响应的同学有20多个。但还没有出发，一部分同学分进了工厂，另一部分同学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退出了长征队。最后，只剩下我和文重萍、杨小平三个人。文重萍比我高一年级，性格内向，但很有主见，也不怕吃苦。他父亲是个手艺很好的川菜厨师，不知哪一段经历被视为历史问题，所以虽然家境十分贫寒，仍不能享受工人阶级出身的待遇，没有当兵的资格。杨小平是干部子弟，父亲曾出使瑞典。他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当了校革委副主任。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所以参军也没份儿，只能和我们一起插队。

我对走路并不发怵。大串连时从广州曾走到井冈山。这时虽然不兴串连了，但路上还是碰见了一队天津到山西插队的知青。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一名教师领队，组织比我们严密。我们三个人，倒像是散兵游勇，扛着一面红旗，背着简单的行李，每天大约步行7、80里。一路走，一路天南海北地聊，倒也浪漫。当时我满脑子理想主义，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路上走了26天，参观了平山县西柏坡和河北省的先进典型南滚龙沟，从冰上穿过了岗南水库，在路上还听到了武斗的枪声，后来又参观了大寨，尤其是见到了陈永贵、贾进财，和他们分别握了手，真觉得他们是心目中的英雄，对大寨体现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非常向往。托运到村里的箱子带着父亲送给我的一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对《创业史》等小说表现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也十分信服。但到了沁县农村以后，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公社这条通向大同理想的金桥，却渐渐出现了裂缝。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不知为什么对知青有一种防范。掌权的是一批文革中上来的年青人，是县武装部扶植的民兵先进典型，为首者在县、社两级革命委员会中都有职务，权力意识极强，据说知青还没进村，就开了会，说北京一批黑帮子女要到农村夺权，要提高警惕。其实，我们村一起去的知青中干部子女很少，思想也比较正统，大多数人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说教都很相信，哪能有什么黑帮子女夺权之事？知青到了村里，除了干活，就是排演文艺节目。正好同学里既有擅长编导的，也有擅长表演的。几下子在县里就出了名。于是也就成了村里向县里表功的法宝。不管农忙农闲，只要县里有事，一律停工排戏。虽然有的知青也有不同想法，但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谁又能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个不字呢？

刚一到农村，确实想在广阔天地里在有作为。当时，《红旗》杂志介绍了某地“小评论”的经验，于是由我牵头，几个知青在村里也办了一个小评论的专栏。中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生活日用品十分短缺，农村就更加短缺。村里供销社有点什么紧俏商品，就开后门优先供应大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村里的小学教师十分不满，找到知青，我们就把这件事上了小评论。无权无势的社员纷纷称快，干部们不高兴，拿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想起来，这不过是舆论监督的小儿科而已。小学教师们有意见，他们也有文化，他们为什么不作小评论，而让知青出来说话？其实，他们是害怕打击报复。在中国，公开批评领导的，很少有好下场。知青是外来户，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北京见过大世面，才有胆子不把当地权贵放在眼里。

小评论办得正火，突然母亲来电报，说父亲病危。我父亲60年代初下放山东一年，得了肝炎，后来转为肝硬化。我插队之后不久，他也随机关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到那边没几个月，就病了。70年冬天我回北京探亲，也没见到他。他从干校来信，流露出要我在北京多呆几天的意思，实际上已经病了，正在申请回京。我急着要回村里弄小评论，没怎么在意。不料回村才几天，父亲就被同事专程送了回来。我只好再赶回北京。父亲在医院的病床腹胀如鼓，说话都已经很吃力，拖了十几天就去世了，死的时候52岁。别的我不记得，我只记当时正好发生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他让我给他说说最新的动向。

我父亲原来供职于上海银行，三反五反时受过一次小冲击，虽然有惊无险，没留下什么尾巴，从此便一直谨小慎微，积极靠扰组织，对基层领导的话奉若神明。他的书法不错，文革中凡有“最新最高指示”，他用蝇头小楷抄下来，制成卡片。后来社会一度流传各种未曾公开发表的毛主席手稿、讲话，他也四处搜集，买不到的就抄，抄了不下几百万字，最后几年的光阴几乎都干了这个，功夫下得真不小。但是，却没有留下他自己的任何见解。平时，我也没从他嘴里听到过独立思考的话。回想起来，他这一辈子，活得也真够窝心的了。比起父亲来，我现在写文章还能说几句属于自己的话，真是一种幸运。后来，妹妹告诉我，他还是有一点想法的。想跟妹妹说，又说，可惜你懂事太迟了。我们村一起插队的20几个同学，基本上都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学生。当时年纪最大的21岁，66届高中毕业，年纪最小的14岁，70届初中毕业。这些同学，现在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其中有一位前几年已经去世，名叫李时民。老鬼出版了一本自传体小说《血与铁》，其中有一段谈到有一位同学李世民与他交往的故事――　读了《红岩》后，身上的血滚烫滚烫，一群不怕死的灵魂总在身边飘荡。脑子里整天考虑的是自己要处在许云峰的那样的环境下，会怎么样？会不会干出卖同志的勾当？由于当时报纸、广播、杂志等充满了对《红岩》的赞颂，革命烈士受到了全社会的崇敬和缅怀。我浸泡其中，怕死怕疼的问题，对革命忠诚的问题总也回避不了。

我以为只要能经住打，就可以跻身于《红岩》里的革命先烈行列。现在能忍十棒子，将来敌人给我两拳头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好铁必须经过锤炼，所谓锤炼，就是挨打，要有能忍受剧痛的能力。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有个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为锻炼耐疼能力，睡在钉着密密麻麻钉子的床上，把全身刺得鲜血淋淋。他这个神经病般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决定请一个同学打我，练不怕疼。但谁能干这事呢？范光义？他太正常，不爱幻想；张均满？班团支书，严守学校纪律；梁天宝？个子太小，一点没劲儿。

在反复的筛选中，我看中了李世民，他平时和我关系不错。虽然面色菜黄，虾米体形，老弯着腰，但体力在同学中也算中等，胳膊挺粗。他家境贫寒，穿得很破旧，衣服上老有补丁。可聪明，功课极好，在班上寡言少语，偶尔会突然冒出一两句很莫名其妙的嘎话，令人目瞪口呆。有时爱犯神经，干一些怪怪的举动。如迟到了，他走进教室时，会挺着肚子，一本正经向老师敬个军礼，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少年老成，爱装正经，装成熟，一激动起来，满口革命大道理，手舞足蹈，旁若无人。他执行这个任务很合适。

但李世民听说后，死活不肯打。“我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染上同志的鲜血。”他一脸严肃。“根本不打破，你怕什么？而且这对你也是个锻炼。如果你是个特工人员，在跟敌人聊天时，需要突然把敌人打昏，你能下得去手吗？你必须要练敢下手，不能有丝毫恻隐之心。”

李世民沉思着说：“练不怕打，就要挨打，那练不怕死，就要死吗？我觉得你的思想方法很有问题。”

“列宁的话你听不听？列宁非常喜欢《怎么办》这本书。书里有个叫拉赫美托夫的，专门躺在钉了许多钉子的床上睡觉，把身体扎破……他难道思想方法有问题？列宁还特别肯定了拉赫美托夫。”

李世民没词儿了。

“打吧，别那么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就算你能挨打，未必就不当叛徒。如果你的神经系统有毛病，特迟钝，怎么打也不觉得疼。但敌人要是用别的法子，如把你活埋，你可能还经不住。”

“枪毙我没法练，人只能死一次，但忍受刑罚却可以练，人性都怕疼，我要把这怕疼的人性给修炼一下。真的，帮帮忙。你如果对我能下手打，那对敌人就能更狠地打。来吧，别那么小资产阶级了。”

“马清波同志，你不要乱扣帽子。”李世民严肃地想了想：“哼，谁小资产阶级？哼，好吧，我同意。”李世民的古怪劲上来了，很骄傲地点点头，晃晃脑袋：

“你不许还手。”

“绝对不还。”

他学着拳击运动员的样子，在原地蹦着跳着，开始舒展筋骨，样子滑稽。他动作不协调，两腿歪歪扭扭。为了演习一下动作，他把拳头收缩在肋下，一次一次地用力击拳，向我表示他的拳不可轻视。他弯曲的身体手舞足蹈时，很像一只袋鼠。

“打吧！”

他运足了气，抡圆右臂，狠狠地打了我下巴一下，震得我太阳穴直疼。但不好意思喊疼，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李世民吸着冷气，观察着我的反应。

“再打，来，想象你在执行任务，打！”

他见我没变脸，放了心，突然大喊一声：“打倒美帝！”绷着脸，卯足了劲，又给我一下。这一下比头一下更有劲，但他马上咝咝地倒抽冷气，使劲地甩着手，用嘴吮着手指头：“呀，把手打疼了。”

我很怕抽耳光，常被父亲抽得心惊肉跳，想再练出些对耳光的抗体。

“李世民同志，将来你遇见敌人或叛徒时，需要抽他耳光，一定要抽得准、抽得响、抽得狠。如果打得软绵绵的，就表现不出革命者的威风，正义的威严。所以最好现在就练练。”

“唉呀，你事真多。”他犹豫着：“我手疼着呢。”

“打仗时，你怕疼就要被敌人给消灭了！就打两下。”

他来回走着步，被我说动了。锻炼锻炼抽耳光的技巧，将来或许真有用得上的时候呢！他绷着脸，嘴角哆嗦着，扬起胳膊，真像抽叛徒一样地抽了我一耳光，但远不如父亲抽的质量好。李世民的体重比父亲轻60斤。

“你应该带着阶级仇恨抽。没一点仇恨，抽得不狠。”

“我和你没仇，怎么有仇恨呢？”

“好吧，让我抽你一个嘴巴，就有仇恨了，完了你再打我。”我也很想拿他练练抽耳光。

“不，我不让你打。你站好了，我再试试。”

于是他扭动着腰，伸长了手臂，倾尽全身之力抡了一大圆圈。

被打完后，很是自豪，憋抑在胸中的激情，宣泄了，身体也觉得舒服。革命烈士若知道我这么想学习他们，肯定欣慰。

老鬼初中上的是师大一附中，李世民无疑就是李时民。不知怎么，他把唐太宗的名字安到了这位一生也不出名的同学头上。人死如灯灭。老鬼这段文字，恐怕是李时民留给社会的最多的一段记录了。我不知道老鬼是否清楚，这位“考验”他革命意志的同学，自己却无辜地经受了几乎一生的考验。李时民在老鬼面前扮演了一次喜剧角色，后来却品尝了几十年的悲剧苦果。

李时民念高中时，中国已经进入反修高潮，学校也开始思想革命化运动，每个人都要向组织交心，他当时交出了一本记录了自己真实思想的日记，里面不知有什么不满现实的话，被学校定为反动学生，记入档案，从此，在政治上被编入另册。他很聪明，数学天赋很好，在数学竞赛中得过奖。听说他父亲是穆斯林教职人员。他背着政治黑锅下乡后，不但招生、招工、入团、入党都没他的份儿，就是其它知青可以参加的宣传队、工作队也与他无缘。收工之余，下两盘象棋，抽几口水烟，就是他唯一的乐趣。掌握他档案的干部知道他没有出路。普通社员的反映却是：还是那汉子李时民能受苦。的确，要论出勤，知青里谁也没有他多。刚一下乡时，我还迷信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一次教训他要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想起来真是惭愧。他在村里差不多待了十年，才病退回北京。他有心脏病，没活到40几岁，这一辈子几乎没活过几天舒心日子。后来读到王学泰写的关于文革前“反动学生”苦难遭遇的文章，才第一次看到公开触及到这块历史的伤疤。这个领域，伤害的人数虽然没有反右、文革那么多，但每个具体的受害者同样悲惨。中国那些年的政治运动太多了，大运动或者整了大人物的运动有人关注，当事人也出来说了话。但一些非全局性的局部运动，往往被忽视，成为反思历史的盲点。王学泰这篇文章，写成之后，用了好几年时间，转了好些刊物，才发表出来。还有许多运动造成的冤案，连只言词组也留不下来。

民以食为天。我的人生历程中，吃过饱饭，也挨过饿，现在又进入了周围许多城里人为减肥而苦恼的年代。其中的变化，真是有如沧海桑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的光景，我年纪太小，记不清了。1958年食堂化我还有印象。三年困难时期，我正上小学，那时已经知道什么叫饿，什么叫馋。饭票、粮票揣在衣兜里，哪顿吃二两，哪顿吃三两，都要精打细算。喝糊糊要把锅划得一干二净，最后还要把碗舔一遍。但当时对事情背后的原因不可能理解。加上在首都生活，到底还不是最苦的。

真正尝到挨饿的滋味是上山下乡以后。当地社员，一年才分300来斤原粮，文革中又被收了自留地，只好年年寅吃卯粮。知青算是受照顾的，国家保证让每年吃到528斤原粮，每月平均44斤。但这44斤加工成米面，就成了38、9斤，一天合不到1斤3两。在今天，这也够一个大肚汉吃的了，但当时没有副食，蔬菜也很少，加上十七、八的年纪，又天天从事重体力劳动，春耕时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前心贴后心。社员家是先紧下地的人吃饱，看我们一天还是一斤三两，直叹知青“西惶”。

插队第二年冬天，我们一批知青从村里抽出来参加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和同村的知青张惠文，还有公社秘书老王、复员军人老牛、中学教师老夏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了本公社另一个大队――轻城。那一年秋天，国务院开了一次北方农业会议，沁县估产能达“纲要”，（平均亩产400斤），分管农业的县革委会张副主任“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大话吹上去了，谁知这年冷得早，刚推广的杂交高粱生长期又特别长，没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来了。实际平均亩产连300斤也达不到。县里领导不相信实际数字和估产有这么大的差距，于是掀起了一次反对瞒产私分的风暴。有一个大队，是畜牧业先进村，以往的习惯是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这次被抓了典型，大队书记主任在全县三干会上当场宣布逮捕，吓得全县大小干部们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眼看交罢公粮，只剩下百十斤口粮，都着了慌。当地农民特别老实，既不敢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只好默默地忍受，以糠代粮，应付饥荒。这种变化，马上在我们这些工作队员的派饭上体现出来。虽然，工作队员按规定，吃一天地饭，交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往常派饭农民也尽量给做一些好饭。但到了家家吃糠的时候，农民也顾不上许多了。我记得，那些天吃的糠窝窝，一拿起来就散，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用米汤往嗓子里灌。过去上中学时吃过所谓忆苦饭，哪有这个难以下咽？

当时，工作队里的转业军人老牛说，老百姓做饭有困难，我们不能自己开伙？军队里自办伙食天经地义。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再派饭，小锅饭还吃得挺香。不知怎么，公社知道了我们这个工作队自己起伙的事，批评我们不和社员一起“三同”。所谓“三同”，本来也是一句空话，同吃可以到社员家里吃，同住怎么住？没办法，起了几天伙，只好重新吃派饭。好在不久沁县征过头粮的事让担任地区副主任的李顺达知道了。李顺达到底是农民出身的老劳模，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发了话，说不管怎么也得让农民一年吃上300斤粮食，于是，征的过头粮又一马车一马车地从县粮库拉回来。这样，我们工作队员的派饭也不再有糠了。

其实，毛泽东早就在中央的会议上说过，不要怕农民瞒产私分。他为什么要对粮食统购统销，农民按计划价格把粮食上缴国家是不是吃亏，他再明白不过了。但是，他同情农民瞒产私分的话，从来没有当作最高指示传达过。我当时手里有一本红卫兵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还奇怪为什么不让基层干部们学学这个讲话呢？国家和农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这才算悟出了一点真相。

毛泽东去世以后，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后来结束了粮食统购统销，粮票现在已经成了争相收藏的文物。八十年代我回过一次插队的村里，原先的生产队副队长见到我时说，现在和你们在那时不一样了，虽说还是没钱花，吃是吃饱了。老百姓能吃上饱饭真是不容易。我已经多年不去农村。但从一些新闻媒体里，时常还是看到一些地方的大小官员以强制手段折腾农民，不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就感到一种切肤之痛。应该承认，我们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切实保障普通老百姓基本权益的问题。

本文选自图书：《精神的流浪── 丁东自述》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丁东

作者简介：丁东，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编辑，现为自由作家。

网载 2015-08-23 08: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