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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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诗人、作家邵燕祥在新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如此大声疾呼。在这本书中，他以真诚、朴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时光。时光之说法，放在此处，有浪漫化嫌疑，因为邵燕祥笔下的人事，苦涩、荒诞而悲凉，在乌云压城般的时代背景中，具有不可承受之重。|

▲邵燕祥（秦颖摄）

文/新京报记者吴亚顺

“有没有一些问题，你曾苦苦寻求答案，现在觉得答案无关紧要？”

“因为有些答案，已经变成常识。过去谁敢怀疑？”

“这是进步吗？”

“当然是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只是观念的改变，还未对整个社会体制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因此，进步并不大，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说完，诗人邵燕祥沉默了一会。他的新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出版面世，回顾了1960年至1965年六年“右派”岁月。访问时，他语调舒缓，直至谈及时下的话题“鲁奖”，才更为畅快，笑声也多了起来。

关于“右派”

下放劳改是条“出路”

▲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

新京报：你一直这么乐呵呵地。我看你的照片，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去看望父母，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不过，写《沉船》时，说自己“死在1958”。

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我记得，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实际上，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另外，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母亲很担心我，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我签了字，即将下放劳动，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让母亲也相信，不管是狭窄的出路，还是宽广的出路，我能够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

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人变傻了，老是傻笑。像丢了魂，我傻笑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较复杂。可以应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划“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他比我大13岁，后来他写文章，说有精神准备，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恐怕更严重点，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因为，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

邵燕祥：对呀。不但是出路，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错，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对这一点，我没有精神准备。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要打击你，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这么一来，平常很亲近的同事，无所不谈，笑语频频，忽然变了脸了，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个招呼，一般避而远之。这种气氛，你们不妨试一下，比监禁还厉害，是一种精神虐杀。所以我想，下乡劳动，换换环境吧。

关于独立思考

从歌颂转至批评有个过程

新京报：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最初是歌颂建设，1956年前后开始批评社会。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有一个过程。当时，《文艺报》有两篇专论，一篇是郭小川写的，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从我来说，我一直积极配合，写政治诗，因此，我觉得，当前的任务，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评。这个批评，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完全符合最高层的政治口径。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后来，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

新京报：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所以，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共产党人、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当时，我看得比较浅。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

新京报：什么时候，你完全独立思考，是写“别了”一书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经历了思想改造，思想还是在“体制内”，不但如此，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靠这个信念，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

关于“鲁奖”

没投周啸天，表现评委鉴赏力

新京报：你写旧体诗，得过鲁迅文学奖，谈一个时下的话题，你觉得，鲁迅精神和“鲁奖”相契合吗？

邵燕祥：我得过首届鲁迅文学奖。那时就有问题了，问题在明处，有人找了个赞助，他的一个杂文集，不但得了奖，还列在首位，相当于现在的“满票”。当时，有些年轻人写过文章讽刺，但那时网络不发达，大家一笑就过去了。当然，鲁迅被人盗名，来干违反鲁迅精神的事儿，不自此开始，“文革”就有盗用他的名义“打落水狗”的论调。

新京报：你知道“满票”的事？

邵燕祥：我从《文艺报》看到，有的类别有11票满票，大概可以相信，有的类别有几位得零票，这有点奇怪，怎么就统一了思想？你看，周啸天得了9票，不是满票，李小雨、林雪没有投票，至少她们表现了对诗歌的起码的鉴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