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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133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女人”以近乎符号矩阵般的组合，整齐而划一地排布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关于欲望、苦恋、欢场、金钱的传奇伴随着或绵长或阴鸷的格调响彻吴侬软语的巷弄。如果说，文学中的“上海女人”正因此而“乏善可陈”的话，那程乃珊却偏要陈述一番关于上海女人的“善”——那些真实的恋慕与错过，那些被遗忘的风情万种。无关传奇，只随生活。

张定浩在评论王安忆的时候写道：“王安忆可以说是一个很会‘看’的人，从看自己到看他人，她都明了，但她要的，是‘个人在一个安全的壳子里，才能够分出心去看’。”（原载于《山花》2014.3）如果用感官来区别作家的艺术触觉的话，同样是上海女作家，写《上海女人》的程乃珊则更像是一位很会“问”的人。“问”的另一端是“闻”，一问一闻，皆为品悟，无论是自己亲自打听还是间接据闻，她都更愿绕过带着符号标识的人物塑造，避开波澜壮阔而刻意别捏的宏大架构，用生活本身的状态去表述所听所闻。倘若王安忆是“个人在一个安全的壳子里，才能够分出心去看”，那程乃珊就是“把他人的故事放在生活的壳子里，才能够对历史发问”。都说上海洋场风月地，姨太奶奶勾心斗角，孽情欲河难以翻身，“上海女人”似乎早在戏文、言情小说、电视剧、电影甚至传媒的花边新闻中定格了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程乃珊是用心的，心都用在“陈善”之上。她不思量张爱玲笔下的心绪和道理，不建构王安忆笔下的传奇，她谈的是流于观感下有温度的故事。

漫谈、巷闻与风物志：非虚构的表述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认为，小说的永恒主题是人性。小说发展至今，形态一变再变，题材一再突破，但小说并没有步入死循环，因为小说关注的根本话题是人性。其实，何止是小说，曲、剧、文，亦从来以人为美，就连《上海女人》这样很难从文体上准确划定究竟是随笔集、散文集还是回忆录的文体亦如是。

作为漫谈和巷闻的记忆片段

若果让我来界定的话，我更愿意将之界定为漫谈式巷闻，或者巷闻化漫谈。由上海卡门、少奶奶、名媛到舞女、歌女乃至保姆，纵然《上海女人》几乎都以第一人称的转述来行使表述者的话语权，但读者依然能明显感受到程乃珊在表述过程中对每一截记忆片段中的人物都保持着一份怀有敬意的距离。因为每个人物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似乎都跟程乃珊所生活过的时代或并肩而行，或擦肩而过，程乃珊更愿意在文本里为她们保留生活应有的样貌和姿态。她写沈毓香，没有调动读者的窥秘心态对“上海宝贝”这个在当今语境下多少带有性别揶揄的名词进行放大，相反，她就像在巷弄里碰到熟人聊起沈毓香那样，聊她所听闻的沈毓香，聊那个年代的“上海宝贝”。这份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聊”，实则以世俗的温情来填充生活之闲缺，用在场性的体验挤出八卦式的无聊。同样，她不为怜香惜玉而写风尘女子，不为宠辱之争而写少奶奶，不为怨情郁欲而写舞女。在程乃珊笔下，漫谈与巷闻不是猎奇和八卦，她背对着市场所默认指向的野史秘闻，她避开众生对那个年代“上海女人”的公共臆想。在此意义上，所谓漫谈，便是那些看似轻描淡写的忆记，背后却是娓娓道来的生命体验。所谓巷闻，则没有多少“叙述的野心”或“表达的策略”，仿佛在跟众生分享其所问所闻。这份首先彰显于文体外衣之上的距离，本身便体现了作者以最轻描淡写的习惯去阐发“人性”这个宏大深远的命题。

作为风物志的世情见闻

在《上海女人》里，有些女人是“我”没见过的，像黄慧如。有些女人是“我”见过的，如保姆蓉贞。有些女人则是不仅见过还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如潘迪华。从上个世纪20年代纵跃至今，《上海女人》谈遍了上海女人鲜为人知的众生相，虽然文本处理上也许多少会给读者一种或散或集的错位感，但其中所呈现的画面却没有陷入混沌。那是因为程乃珊以切身的体验在文本中实现了“以人及物”，借由人物的光景来还原时代的图景。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女人》是一份隐晦的风物志。大至巷弄、舞厅、绿屋，细至长袍马褂、西装、化妆品和电影海报，漫谈中的人物从来不会脱离具象化的历史场景，巷闻里的故事也鲜有失去现实的依据。同时，程乃珊对用词的精准考究，也从侧面上体现出“一个时代的风物”。比方说，“‘跟’男人”和“‘嫁’男人”之间的差别体现出夫人与姨太、少奶奶的地位从属甚至归宿，“功夫”尤指为人处世的智慧，“懿德”和“淑德”的分量，“两头大”意味着“楼上太太”（正房）和“隔壁太太”的共同地位……

《上海女人》的表述是自然的、轻松的甚至随意的，但这种无法确切名状的文体又是耐人寻味的。《上海女人》里多次提到诸如“善解风情”之语，或许，要“解”出这本书的风情，得先探寻作者程乃珊在文体构思上那份貌似不屑一顾的修炼。

横截与纵向：在世情中相融相离的历史

作为文本的《上海女人》中，有一系列饶有意味的现象，那就是“横截的存在”和“纵向的求索”。所谓“横截的存在”，指的是“入俗”：那些世俗观念中的大户人家恰好并非都是恃势凌人和恃宠生娇，那些普遍认知里的边缘人物（如舞女、歌女、佣人）并非都不能游荡在一个社会的脏腑之中——一言蔽之：浓淡相宜，雅俗相生，方为世情。所谓“纵向的求索”，指的是书中所谈及的大多数上海女人在其生命历程中都涉及到身份认同和自我求证的问题。

“横截的存在”首先体现在沈毓香身上。“仲太太这一生，跟过三个男人，个个都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第11页），“跟”这一字，便注定了与“嫁”无缘，红尘浮沉，大抵如此。从仲太太到仲婆婆，她又经历过大时代到“文革”，从小洋楼到“七十二家房客”的洗礼，虽说不上满目疮痍，但已跟社会的不同阶层进行过共处和“共名”。在程乃珊笔下，这位“上海Baby”已经不是特定社会阶层的符号或某个历史年代的标签，而是生活中一个横截面的个体，有血有肉，灵欲紧扣。跟沈毓香一样“入俗”的，还有“绿屋之主”吴同文的太太。这位曾经的“贵族”在落难后面对弄堂的平民，并没有骄横，却保持豁达大方，邻里老少都称之为“吴家好婆”。对于她，程乃珊写道：

真正贵族的贵气，往往是在落难中才显露……她赢得街坊邻里、众多子孙后辈的尊敬和爱，她还健健康康地活到做太婆、抱曾孙的开心日子。（第110页）

《上海女人》中的女人活在切切实实的世情里而不是尔虞我诈的剧情里，真实中的她们并非都像现今宫斗剧、家庭伦理剧里的贵妇那般凌人和生娇，她们虽曾身处某个阶层但却不代表那个阶层，她们自觉地代言着那个时代的生活。相似地，充满野心和心高气傲的“上海卡门”可以为了一份怨愤的眼神义无反顾地付出爱，地位低下的保姆也可以因为真诚的付出而获得正名。在程乃珊笔下，社会的阶层是有高低差别的，但生活，却都处于一个横截的平面，个体与个体间相融、相斥也相生。

与“横截的存在”紧密相连的，是“纵向的求索”。如果说“横截的存在”所指涉的更多是生活，那么“纵向的求索”表现的便是身世。“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女人，特别是社交场上独领风骚的女人，都有一段扑朔迷离，甚至根本无踪无根的家世——同样是不问出处的。”（10页）所谓扑朔迷离，所谓不问家世，无非是不堪回首。往昔的不堪回首与他日落难后的亲民，在逻辑上自成一脉，但此中间却夹杂着一轮轮的身份问题。“上海Baby”、“上海卡门”、少奶奶们，大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这是“失根”。她们要“跟”男人而非“嫁”男人，财产和名义都没有归属，这是“失语”。“失根”和“失语”使得上海女人们生命轨迹的断裂，导致其生命相位遭受偏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横截的存在”是相融，“纵向的求索”是断裂。程乃珊所体验过的历史，是时代的，也是生活的，是世情的，于是她笔下的上海女人便有了相融相离的社会属性。

善解风情：世俗的生存哲学

《上海女人》开篇便三次提到了一个词——风情万种。而后也出现过“善解风情”和“风尘女人”。可以说，恰好就是“风情”二字，集中地映射了程乃珊对她经验片段里上海女人的价值认同。

在《上海女人》里，读者多少能嗅到程乃珊的生存哲学：也许出于自身经历，她崇尚高贵，但她又认为高贵是一门关于世俗和民间的秉性。诚如开篇所言：

女人是不讲逻辑的，但冷眼看她们，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约束、出格与规范之间婉转徘徊、挣扎游移，完全是胸有成竹，其中的千姿百态，真个风情万种。众多的都市传奇，原本就是这样产生的。（第3页）

以往，关于时代的律动，关于传统的演化，关于现代的进程，关于欲求与规训等一切命题，不问是非、不问缘由，似乎大都由男人去承载，去实现，去定义。而在程乃珊心目中，不同时代里胸有成竹地婉转徘徊、挣扎游移的女人，虽然不能同构堂而皇之的功名利禄和宏韬伟略，却从另一个维度上补全了由男人书写的时代进程的缺漏。在这中间，程乃珊是温和的，没有动辄启动“男性”、“女性”来探寻性别意识，也没有过分纠缠“男权”和“女权”的话语成分来包装自己，她只用一句“风情万种”或“善解风情”来告慰那些属于大时代的包容和宽慰。

程乃珊在《上海女人》里写得最具叙事性的，许是卡门，许是少奶奶，但写得最动情的，还是“天涯歌女”潘迪华，这位多次出现在王家卫电影里的上海女人。这位一不小心就会在王家卫电影里把女主角的戏也抢走的女人，似乎便是程乃珊自我镜像里的一个价值符号，那上面镌刻着对那个逝去的“大时代”的所有关于风情的解释，也可以被释读出往后岁月里一切关于风尘的慨叹。“身在香港逾半个世纪，接受了落花飘零、他乡认故乡的事实”，这是时间维度上的身份切换；“回忆往事，没有怨愤，没有悔忌”，这是空间意义上的包容和豁达。程乃珊仿佛在用潘迪华的经历告诉世人，历史需要这么一批人来补全时代的疏漏，来过滤众人的目光，来揭开傲慢而冰冷的“共识”背后的风情和温热。她们可以是舞女，是歌女，是少奶奶，甚至是妓女。这份关于善解风情的生存哲学，拥有历史合法性，需要现实合理性。

与此相对应地，在谈及少奶奶这个现今所为人不屑的群体之时，程乃珊通过还原她的记忆来完成“善解风情”的生存哲学：绿屋的二少奶奶不甘于安稳平静的生活，独自赴港创出一片天（多少也有着潘迪华的痕迹）；三少奶奶毫无贵族人家的架势，兢兢业业地做社区医生；四少奶奶是一个没有名分的人，却自始至终恪守媳妇和主妇的义务，她在吴家没落之后仍坚定地嫁入吴家，对家庭尽责之余还要抵受外界的目光。或许程乃珊正是要通过非虚构的记忆片段，去还原上海女人本该有的形象，去整合大众认知里错乱的秩序：所谓风情，背后是风尘仆仆，但证明过风情万种，记录着遗风余韵。

用世俗故事对抗集体臆想和片面判断

都说十里洋场，繁华景象。80多年前上海是中国最喧哗的地方，但张爱玲写出了拒避躁动的阴骘和绵长。80多年后，时代无不处于聒噪之中，还是上海作家执着于平静和从容。

写《上海女人》的程乃珊让人想起写《繁花》的金宇澄。金宇澄的《繁花》仿如小说里最常出现的上海话“不响”，在当代文坛过分透支的“众声喧哗”和“狂欢化”等话语游戏中突围，宣读着一份“不二”的反隐喻信条，从容不迫地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而细读《上海女人》，相比起回忆录，它的抒情因素和他者因素多了点；相比起散文，它里面又陡增一份章回小说般的叙事逻辑；相比起小说，它又是跳跃的、无高潮的。程乃珊放弃文体上的归属，随性而谈，随心而作，导出个人记忆中关于上海女人的片段，伴着一份追忆情怀和生存哲学。与其说她笔下的上海女人用风情万种补全了时代认知的空缺，不如说是用她们的世俗故事默默地对抗着庸俗者的集体臆想和低俗者的片面判断。在这点上，同是上海作家的程乃珊和金宇澄似乎不谋而合。

程乃珊这种背离现当下叙事风格与批评标准的文体冒险和观念表达，除了能让人想起早年写出《繁花》的金宇澄，还能让人想到近年一直都在从容地进行“世情小说”尝试的“80后”上海女作家张怡微。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这批上海作家的平静和从容，或许比他们笔下的故事还耐人寻味。

（文/刘汉波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