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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胜利之后的国共会谈破裂，在经济学的博弈模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博弈中的国共双方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行动来达到利益最大化，必须取决于对方的决策方案，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纳什均衡中的囚徒困境问题，战争就是这种博弈的合理逻辑。

我们先回顾一下国共的谈判历程，谈判的背后是博弈双方实力的较量。在1942年，CCP开出的谈判筹码是要求12个师的军队配额，到了1944年大陆交通线战役前，对国府的谈判则增加到16个师的军队配额，进而增加到47个师，到后来提出要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筹码越来越高。而这种筹码的增长则是以国共双方实力的消长为背景的。1944年的大陆交通线战役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日军的猛力进攻下，国府全线溃败，国际地位和本身实力被大幅削弱，而CCP沿着日军进攻的路线在敌后占据了大片的根据地，实力得到迅猛增长。联

　　合政府的政治诉求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消长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博弈双方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还是由于雅尔塔会议的安排，苏联介入东北才开始出现的。苏联这个外部变量的突然加入，让这个系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在之前，虽然CCP占据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但都是比较分散，没有连成片，容易被各个击破，而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满洲此时在苏联人手上，对国共来说，谁占有满洲，谁就拿到了王牌，中国政治生态的纳什均衡--囚徒困境就此展开。

　　 抗战之后，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实现国共和平，走宪政民主之路，所以美国积极斡旋。而苏联则要取得雅尔塔分赃利益的最大化，包括东北的经济利益。国府内部，外交和政治上的谈判都是政学系主导，蒋公在想什么呢？估计真实想法是虽然看到国共和平很难实现，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去尝试，否则就不会有政协会议以及在KMT六届二中全会顶住党内CC系及其它派系的强烈反弹。KMT六届二中全会实际上是党内强硬力量对抗战胜利后内政外交近一年来的绥靖政策的清算，主要焦点集中在对苏谈判以及修宪问题上。政学系遭到炮轰，

　　蒋公只能以以个人的权威暂时压制了这拨反弹，当时矛盾之剧烈超出各位想象，蒋公告诉他们，近一年来的内政外交都是由他负责，问他们愿不愿意相信他个人的人格，并进行表决，如此才将风波平息下去。

　　 其实修宪问题倒在其次，最大的麻烦就是和苏联的谈判，焦点就是东北主权接收问题和苏联的撤军问题。虽然在抗战胜利前夕签订了中苏条约，但对东北的主权接收和撤军问题并没有详细的技术规划，这是一大失败。所以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给国府制造很大的障碍，扶持相关组织进入东北。后面苏方要求将在东北的日资企业等经济资源，包括矿山，要求和中国共同管理。这一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且超出了中苏条约的内容，国府没有同意，一直据理力争，在与苏联关于东北的经济问题上始终坚持要求国府取得东北

　　主权后再谈其他，对斯大林这种厚黑高手，肯定不可能蒙骗过去，由于苏方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东北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苏方便在东北问题上尽可能的给予相关组织方便来压制国府。导致国府的军事力量在东北的布局一直很被动，而相关组织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军事力量迅猛增长，为后来国府的军事失败埋下伏笔。苏军撤走后的东北，相关组织兵强马壮，占据了满洲各大战略要地，国军处地非常艰难。

　　 当时国府内部有一部分人对美国的期望很高，想借助美国与苏联对抗，在这个问题上，政学系的人脑子很清楚，美国大抵是口惠而实不至，如果真和苏联闹翻，那么国府将单独面对苏联和相关组织的进攻，美国是绝不会给予实质性的援助的。所以在民国38年前，国府一直和苏联保持最后的一点脸皮没有撕破。

　　 事后来看，抗战胜利后，让美国参与斡旋是臭棋。在这点上，陈立夫倒是看的很清楚，当时国内政治矛盾的关键问题还是在与苏联的谈判上。相关组织只是他们的手中的棋，而和苏联的谈判无非就是怎么一个出让国家利益，满足苏联的贪婪欲望。苏联的贪欲得到满足，那么满洲问题就好解决。当时的国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苏联要攫取满洲的利益必须和国府打交道，毕竟当时斯大林不可能预料到相关组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取得胜利。从斯大林的行事风格来看，只要他们本国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相关组织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美国的参与国共斡旋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反而还制约了国府的一系列战略计划，国共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属于不可调和之状态，所以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而一旦失败，美国将把和谈失败的原因怪罪到国府头上。

　　 细节决定成败，东北是关键，而东北取得与否又直接和苏联有主要的关系。在当时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国府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干脆放弃东北，守住山海关，要么干脆答应苏联的要求，换取国府在东北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可惜进退两难之间，国府反而不知道如何选择，由于战后对苏关系的处置失误，导致与苏联接壤的满洲成为CCP的革命根据地，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实力均衡，囚徒困境就此形成。

　　 1946年的历史死结就在这里，CCP占据满洲，在苏联的支持下根本性的扭转了以前双方力量不对称的不利局面，实现了国共力量的平衡。至少在当时来看双方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行动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取决于对方的决策，这就是当时的囚徒困境。在阿克斯罗德后来发展的重复博弈模型中发现，信任并不是合作的真正基础，而是取决于这种合作的条件是否成熟，如果合作的条件成熟，即使敌对的双方也可以达到合作，在这个重复博弈的模型里，针锋相对的决策方案是所有方案中的最优，我们回到国共博弈中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合作的条件其实是根本不成熟的，宪政法统与共产主义法统是根本不相容的两个法统，更要命的是，在时间的维度上也没有缓冲余地，对国府来讲，必须尽快恢复国家的交通，恢复秩序，无论是和谈还是战争都必须尽快解决。对国共双方而言，最优的战略就是彼此都采取针锋相对的方案，战争并不是双方的最初意图。但这种针锋相对的方案导出的逻辑结果就是双方都是不宣而战。战火越烧越大，最后内战全面爆发。那么为什么在1937年能取得合作呢？这是因为1937年的国共博弈不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因为两者的力量完全是不对称的，KMT完全可以通过单方面的行动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双方的力量悬殊过大，而强大力量的那一方又愿意牺牲自己的最大化利益，作出宽容和退让，所以可以达成一个合作的脆弱均衡。但这种合作方案，从经济学的理性角度看，KMT显然是不理性的。

　　那么1946年这个历史死结又怎么解开？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只有走出纳什均衡状态，也就是双方力量的不对称，和平才有可能。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蒋公及政学系能顶住党内强硬力量的反弹，在东北的经济利益上对苏方作出大的让步，换取苏联对相关组织在东北的扶持最小化，那么国府在东北的军事布局将有利得多，从而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保持对CCP的力量绝对优势，和平才会有可能。毕竟国府提出了宪政的解决方案，47宪法版本98%来自政协宪草，而政协宪草，CCP和KMT是最重要的主角。也就是47宪法的98%，都是CP参与制定的。另外改动的2%都是一些微调，不细心的话根本看不出，对宪法本身结构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CCP完全有资格可以这么说，47宪法他们有45%的功劳，KMT占45%，民盟10%。至于后来反对这部宪法，并不是宪法本身的原因，而是在其它一些政治谈判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CCP认为没有经过他们同意，蒋单方面召开国大，是非法的，不符合程序的，所以全部反对。谈判的背后是博弈双方实力的较量，设若当时国共双方的力量比较悬殊，这么一个宪政的解决方案当会为CCP所接受。虽然CCP一直坚持的是共产主义法统，对宪政也是半心半意的，即使有，也可能只是作为一个过度的平台，当然我这么说并没有指责的意思，当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走的宪政体制也就是议会制，通过议会制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以CCP即使只是把宪政作为一个宪政平台，也有可能因为纳入到常态政治轨道，最终实现转型走向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载 2017-05-14 04:5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