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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明是一个重“史”的文明，史学很发达，史书的记载相当齐全。凡历史上发生过而当时的人们认为子孙后代应该知道并记住的事情，不管好坏，都可以在史书上找到文字记载。中国人说“人在做，天在看”，其实天是抽象的，似有似无，“史”却是实实在在的，白纸黑字，一旦上了史书，你就再也逃不掉了。在中国人眼里，“史”是正义的化身，虽然“史”是“迟来的正义”，却是最后的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终审判决。

我们一度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历史上有个篡位的皇帝连杀两个秉笔直书的史官，却听得有第三个史官星夜赶来，准备用项上头颅来换取正直史官的名声，逼得皇帝也只能放弃。西方人说，“法大於王”，中国人却相信“史大於皇”。於是，后世中国人也特别相信史书的文字记载，相信两千年里中国的好好坏坏都在史书里了，还相信史书里没有的，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对中国人的历史记载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吗？

上了史书才有正义

一九六二年七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看来，在史书面前，刘少奇是有点怕了。毛一泽东是什么反应，记述的人没有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时候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是不是还有准备用项上头颅换得秉笔直书之千古美名的人，是需要打个问号的。因为，这样不惜脑袋搬家而坚持直笔写史，对毛泽一东没用，毛泽一东是不怕的。不要说杀三个史官，杀上三十万史官，把天下儒生都给杀了，毛泽一东的手也不会抖。比起刘少奇来，毛一泽东是把中国的史书真正读烂读透的人，他相信，只要杀史官杀得够多，历史是可以由他来任意写的。

对於后代来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史书上没有文字记载的东西，他们只能认定没有发生过。历史不是小说，不是传说，历史是以前发生过的真人真事，不能编造，不能猜测。中国的史学讲究“无证不入史”，还讲究“孤证不立”。毛一泽东相信，只要不留下证据，只要把所有的证据都抹掉，人相食同样是上不了史书的。

三年大饥荒就发生在我们这一代里，那是我们的“亲历事件”，可是翻遍当年的报纸，饥饿不着一字。经历过的人说那时候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没有经历过的人说“拿出证据来！”那些饿过的人，除了脑子里长达数年的饥饿记忆，竟拿不出能够说服子孙后代的饥荒证据，既没有图片，也没有报刊的公开报导，於是有了“三千万”、“三百万”还是“人人都有饭吃”的争论。这一切的原因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在那个时候就留了一手：他们相信只要销毁证据，他们就能逃过“历史的正义”。

然而，如此重大的事件是不可能彻底抹去的。大量相关文件依然存在，但分散在各种文件集、资料集中，或封存在各级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对於研究者来说，搜集这些零散的资料极其耗时费力。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由旅美华人学者宋永毅、郭建、丁抒、周原等人编撰的、由哈佛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共同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就有了特别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资料库是重建历史的基础

这个资料库包含七千多份官方文件。编纂者把分散在各处的资料集中起来，分成八个主题，可以很方便地根据主题、日期、作者、文件标题、发文机构和全文检索，也可以在总目录中根据预设的主题和年代查阅。

这个资料库的一大特点是，它所包含的资料并不仅仅是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一跃进”和“大一饥荒”这个阶段，还包括了“前因后果”，即大跃进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怎样结束的；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这些资料另一个特点是包括了一些个人检讨交代之类的“内部特殊档案”。这些档案有助於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中下层干部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他们在荒谬的“大跃进”运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大饥荒的产生和发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留下检讨交代的人有许多是直接责任人，从他们留下的检讨书里，不仅能看出那些直接责任人怎样看待自己的责任，也能看出他们对事件的认知。从这些当年中共干部（如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河南信阳事件的肇事者——近二十名地委和县委负责人）的内部检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惨烈无比的“人相食”的真相。

资料库里的两大类资料，即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关於大跃进——大饥荒的讲话、报刊社论的宣传，以及中共党内和社会民间的抵制和反抗，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这两类资料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内一些良知未泯的人是如何努力想要阻止大饥荒的蔓延，陷入饥荒的民间又是如何努力反抗和自救的。这样的对比研究不仅加深我们对当时情况的了解，也使得那场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灾难更加令人感到痛切。

那场饥荒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道伤口，是我们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作为这个民族的成员，我们有责任不让青史尽成灰；而我们这些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更有道义责任为那些永远不能发声的牺牲者留下历史。

最近几年，以杨继绳的《墓碑》为标志，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大饥荒的书籍和文章。亲历者的这些回忆，将当年遍地饥馑的惨烈情景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从历史证据角度来看，只有这类第一人称的描述还是不够的。上得了史书的史实，就像法庭上的证据，既要有人证物证，还要有旁证，要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要证明史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才能做到铁证如山，才能上得了史书而永不动摇。为此，需要有第三人称的描述和证明，那就是当年的档案、文件、通知、决议、汇报、笔记、等等，以及当年的宣传、谎言、为了制造谎言而留下的文件、通知等等。只有把这一切都收集起来，互相对照辨正，形成符合中立原则的第三人称描述，才能真正上得了史书。所以，这一资料库是研究大饥荒不可或缺的，是大饥荒亲历者的口述回忆不能替代的。

民族地区大饥荒资料有待填补

相比内地而言，搜集民族地区的大跃进和大饥荒资料更加困难，零星资料常常出现在地方志或者军方资料中。比方说，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负责在青海海南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镇压藏蒙民族反抗的青海省军区海南地区“平一叛指挥部”党委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题为“关於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整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称它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这份文件提到：

“目前牧区粮食甚为紧张，加上管理不善，谣言煽惑，群众思想相当混乱，如兴海温泉乡群众因粮不够，吃去冬死去且已发臭的牛羊肉，生病、死亡甚多。”这个报告还记录了“六个叛匪”和一个女子的对话：“双龙沟拉毛德（女）打柴时，遇到六个叛匪，问她：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十一月（按：一九五八年）至今已病死三百一十九人，占全乡总人口的百份之二十四点七，群众反映是饿死的（实际原因很多），对我不满，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十日，外逃为匪者一百六十五人。粮食问题反映甚为普遍，并已影响对敌争取。”这份文件说明，在一九五八年底青海部分牧区已经发生饥荒，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本人也已经知道这一情况。

“没吃的”就要饿死，西南西北民族地区比内地更为惨烈，因为牧民们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广袤草原上，附近没有地方可以逃荒，没有城镇可以乞讨，无处可以寻求援助，没有吃的就只能饿死，饿死了外界也不知道。饿死的人再也不会开口为后代留下记述，民族地区大饥荒鲜为人知，留下的第一人称资料极少，事实上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只会比内地更严重。

大跃进——大饥荒的后果之一是造成民族关系的极度紧张；大跃进期间的高原垦荒也是现在西部生态失衡之始。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许多资料需要搜集整理。《中国一大一跃进-大饥一荒资料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研究者们充分利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来研究那段历史。

（李江琳：一九八二年毕业於上海复旦大学，一九八八年留学美国，获波士顿布兰德斯大学历史学硕士，二○○四年开始研究西藏问题，着有《一九五九·拉萨》等着作，是当代知名西藏问题学者。）

李江琳 2015-08-23 08:3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