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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卑感导致强烈的自尊心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很强势地坚持过独立自主。比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美国总统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极力想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于是把状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也一度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蒋介石硬是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将这个四星将军赶走了。

　　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30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尔什维克刚刚执政，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尚未停止。为了首先巩固内部，列宁不顾众多同事的反对，坚持批准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大片领土。等到政权巩固了，国家强大了，苏联最后又把这些割让的土地收回来了。

　　同样的情况，中国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强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击的战略。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清楚地发现，如果不联合美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而这对于那些一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国革命党来说，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本来中国的战略是鼓动世界上所有革命党来反帝的，现在中国自己却与帝国主义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就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妥协，正在与美国作战的越南人对此也深为不满。但是，毛泽东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仍旧坚持要与美国妥协。要知道，我们与美国妥协，不光是牺牲了过去的革命原则，牺牲了许多左派朋友，我们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过去一向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那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当时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明显地作了让步，以至于至今美国仍旧与台湾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甚至仍旧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执政党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很难简单地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或革命口号，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

　　　毛泽东是诗人，但同时也是农民。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一方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泽东是很外向的，而蒋介石则比较拘谨。这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想像力不能不有很大的区别。

　　（1） 蒋介石：注重小节 一插到底

　　蒋介石自己生活规律，作风严谨，对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别注意细节。比如一些台湾朋友讲述他们早年在台湾当兵时的经历，都会提到蒋介石如何关心厕所的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一来视察，长官就会要求士兵赶紧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蒋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厕所，因为蒋介石的视察，总是要去厕所检查卫生。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显的局限。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成败，军事指挥上的优劣具有很大意义。照理说毛泽东没有学过一天军事，而蒋介石到底还算是学军事出身。但是，蒋介石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蒋介石一辈子有过无数次讲演，但50岁之前讲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对士兵和军官的讲演了。而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当然也打过胜仗，但在有魄力、有丰富想像力的毛泽东面前，他必败无疑。因为蒋介石打的胜仗，更多的靠的还是政治谋略，而多半并不是军事指挥在战略上的优长。为什么他能打败冯玉祥这样一些军阀势力，却很难打败日本人和共产党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与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打仗时，常常会采用这样的办法：即用金钱买通对手手下的军官，给他们封官许愿，搞分化瓦解。这样，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打过来，地方实力派阵线内部首先就乱了套。而对日本人或共产党人，这些招数就不灵了。再加上蒋介石一辈子都喜欢越级指挥，从当年对红军的围剿，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蒋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种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许多国民党的将军在回忆录里都批评过蒋介石的这种作法。只不过，蒋在围剿红军时可以越级指挥到团一级，而后来军队多了，大了，蒋的越级指挥就指挥到师一级了。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这多半和蒋介石所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有关。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了。

　　（2）毛泽东：浪漫主义 善于谋略

　　毛泽东与蒋介石则恰恰相反。毛是个诗人，喜欢哲学，这影响到他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气质，不喜欢去管什么具体的细微末节，只喜欢海阔天空。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时，一上来就明白讲，我不谈具体的问题，只谈哲学，具体的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去讨论。这其实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了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引人注目。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不会写诗词，但还是曾要下面的人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人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的想象力的诗词。这件小事很能反映毛与蒋之间的差距。

　　毛泽东是诗人，但同时也是农民。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一方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在早年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弱小时，毛泽东注重保存实力的一面表现得较为突出。结果在俄国人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泽东明显地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因为他在军事上绝对不赞同共产国际所强调的“进攻路线”。如何保存实力？毛泽东的策略就是要能跑。他的十六字诀，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字：“跑”。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强敌日本，毛泽东也还是坚持这样一种策略。他不仅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和莫斯科的非议，而且也顶住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始终坚持他的游击战方针，使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国民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在毛泽东晚年，即我们上面讲过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他的这一思想也再度表现了出来。当时为什么下决心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惜与美国妥协？就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阿尔巴尼亚党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成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也有它的好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结果是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的成功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态度也颇不相同。毛泽东向来是比较倾向于下层劳苦民众的，喜欢到农民和贫民当中去，并且能够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甚至听到老百姓受苦就会难过，掉眼泪。但他对富裕人家或社会中上层的喜怒哀乐就远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一点与蒋介石恰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也没有。他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材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过于重视社会中上层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衡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的其实还是威权统治，只是这种威权统治只是着重于政治和军事，并不去干预经济。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曾经设想过要搞国家社会主义。后来被美国人反对掉了，实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并且在经济上大搞“专家治国”，任用了相当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用经济的方法来改造和建设台湾。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放任态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美国的教授在介绍台湾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就特别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对专家的尊重问题。她指出：在台湾，经济专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专家们的意见也很重视，而且政府要人通常会支持专家的意见。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这两个人物，只能是从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不带明显褒贬的比较研究，更全面地来了解这两个人。 杨奎松

网载 2015-06-01 23:0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