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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

1938 年1 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彻夜长谈……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接到老朋友张群转来的蒋介石邀请自己去南京的电报。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参加，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员。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派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对此，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他想到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并终于变成现实。现在国民党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听了张闻天的介绍，梁漱溟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闻天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为他设宴洗尘。张闻天说，毛泽东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谈话便安排在夜间。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笑着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

梁漱溟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着作，书名叫 《 乡村建设理论 》 。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着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 48 年后的 1986 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已经 93 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区别。这都给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 1950 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承认了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10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并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一时间，不少人颇为乐观，一些人十分热衷于能在今后的中国实行欧美国家那样的多党政治制度。

对此，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没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想再赴延安考察。

主意已定，他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他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毛泽东又向他介绍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政协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

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完了梁漱溟的长篇发言。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只是笑，没有正面答复。

梁漱溟先生后来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曾十分深沉地说:

“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间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 年 1 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莫斯科。3 月10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里的头一个。毛泽东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泽东的热情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

12 日下午 5 点钟左右，毛泽东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居住的西城区辟才胡同南宽街接他，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泽东已在院里等候了。同在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梁漱溟1938 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与林伯渠相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有过多次交往。

寒暄之后，毛泽东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 ”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他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事奔走，而自己要是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他迟疑了片刻，才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但两人的谈话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继续谈话。

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4月至9月间，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

9 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 9 月 23 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他询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做了汇报。毛泽东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歇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毛泽东略加思索，说:“那也好。”

1951 年春，梁漱溟领悟到毛泽东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当时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梁漱溟便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 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约梁谈话，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网载 2015-05-29 22: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