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簡體傳統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人文精神”无处寻觅，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坏”从社会逼迫个人扭曲自己开始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有直观感受——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性溃败。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变成这样？
王晓明：是挺严重。但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找一个突破口，就是人心——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假如有一个小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一开始对于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经历社会化，一直到中年，我们来观察，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游戏规则，会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小学和中学10年，影响一个人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应试教育，一切都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对小孩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纵，像看电视、玩耍，都不能被家长允许。甚至看一些书，比如奇幻类的书，也会被家长和老师认为对学习没什么好处。
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在社会化开始时遇到的两类权威，而这两类权威口径一致，联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

南风窗：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3、4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小孩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
王晓明：但在报复之前，这个小孩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了将来一个以金钱为前提条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人性本真的东西，扭曲自己。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加强化了。
王晓明：进入大学阶段后是分两段的，一开始，大一、大二，很多学生是很放松的，可以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四年级，问题又来了，因为你要找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大学时代仍然会被攫住。
求职以及工作后，一个人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由关系等游戏规则决定工作机会、稀缺资源分配的社会。他痛苦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努力。

南风窗：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每次都给他无力感。以前他只是无法反抗学校和家庭的权威，但后来他发现，社会并不公正，他更无力反抗。

可怕的心理“劳动强度”

南风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甚至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爱情类似于你所说的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一个人力量。但如果他发现爱情都不断地被现实的考虑所侵蚀、算计、破坏，那将是一个非常重的打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年轻人很穷，或者一个灰姑娘，能够找到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人的话，他的精神状况会是比较好的，他会有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在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日渐稀少，更多人体验到的是沮丧，是精神结构的被破坏和畸形。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一个人正面的东西，比如做一个正派人的尊严，会慢慢被破坏掉。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体验不到非功利的、物质以外的美好价值。

南风窗：精神分析大师、西方文明的诊断者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截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上面所假定的这个小孩成为一个白领了，这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结果。但他可能会面对什么？劳动时间很长。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这样。
在中国，很多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企业运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榨取员工心力的功能也在增强。为了保持收入不降低，为了得到一个不坏的评价，它需要一个人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劳动强度。

《南风窗》：你提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的“心理强度”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心理上的劳动强度意味着你下班了，看起来你是在家里休息，但是，你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去看一部需要思考同时也让你轻松的电影或话剧，或很好地和家人交流，因为这些都需要主动投入心力，但你需要的只是放松，只是恢复劳动力。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上，一个人“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阻止了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南风窗》：可以这样说，你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社会是让一个年轻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社会后，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公正的判断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体验到的金钱以外的价值是多还是少了？可以说，这是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一般或普遍来说，社会的道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财富分配不合理抵销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南风窗》：中国社会道德和人心上所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
王晓明：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人的生活富裕，摆脱了贫困的压力，人心会变得松驰，比较软。像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当时贫穷，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人比较“硬”。但现在的小孩，对人的敌意没有那么强烈。

《南风窗》：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我”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
王晓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环境不同，不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和自己有关。在前段时间的上海火灾中，为什么有20万人去抗议？是因为他感觉到，我坐在家里，火会从外面烧进来。他就会想，如果我坐在家里都不安全的话，那没退路了。
中国社会碰到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可以让人变得不那么充满紧张的时候，财富的分配却极不合理。这就抵消了经济发展对于改善人的伦理和精神状况的正面作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增强了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如果大家都很穷，我也焦虑，但焦虑不会严重。而现在经济压力很强大，社会贫富悬殊，它的结果就是对低收入者的刺激放大了。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在提高，但他们收入的提高赶不上贫富差距拉大对精神刺激的强度。因此，总体来说，他从经济发展当中受到的影响是焦虑的增强，是心理更加失衡。

权力腐败毒化社会道德意识

《南风窗》：受到的刺激还有官员的腐败。
王晓明：经济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就是以官场为核心的社会腐败。社会腐败是从官场里蔓延出来的。
虽然我们仍有很多很好的干部，但你要问今天老百姓什么群体是最坏的，他会选择回答说是官员。一方面，老百姓感受到官场很坏，但另一方面，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奈何不了它。
今天民众获取资讯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在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上，政府做得并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官场腐败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前由于信息缺乏，愿意把腐败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也因为这样，才有勇气去抗争、去上访。但资讯的发达很难让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了，去抗争的努力很容易失败。
这就给社会的伦理状况造成了影响，就是当你意识到社会的恶很强大，你所有的东西都被它管制，而且你奈何不了它的时候，我前面所讲的几个因素都会发生，觉得个人很渺小，觉得没有自主性，觉得社会不公正。那能有什么后果？或者参与狂欢，或者心理上很受伤害。普遍的状况就是对恶不会感觉到有道德上的责任。

头脑知道对错，但身体不配合

《南风窗》：文化状况呢？
王晓明：文化状况也非常糟糕。在过去，经济对文化行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现在是经济直接影响文化。这里面起作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不生产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话，它没办法顺利运转，因此它也直接来生产文化。
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它所生产出的文化，都会对人产生深刻的改变。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让人的身心很疲惫，培养一种依赖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不要说城里人，就是现在农村年轻人也做不了农活。他已经丧失了和自然接触的能力。人很懒惰，这不是说他本身懒，而是受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他生活的训练。他的很多情感表达，都习惯性地通过消费来表达，比如，对人表示“感情”要请吃饭或送礼物。

《南风窗》：好像离开了这种表达方式，一个人就不会表达。
王晓明：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一个人的被动性。他没有自主性，没有选择。出现的问题就是，脑袋可以想清楚，身体不配合，做不到。

南风窗：以资本逻辑来支撑它运转的社会，需要制造两种东西。一种是根据契约原则而在市场上流动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会性格”，尤其是要制造“消费者”。你所说的出现人的疲惫、倦怠，事实上都是“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
王晓明：是。一个人从早上一睁开眼，就要体验被动性。在生活里不断地体验被动性，他主动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而被动性越来越多。
而我们所说的道德选择，都是非常具体的选择。尤其是在道德状况不好的背景下，要选择做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更必须是主动的选择。

《南风窗》：也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但对被动性的体验让他做不到？
王晓明：对。脑袋是清楚的，但做不到，他缺乏身体的配合。他的身体已经被改造了。

总有一套歪理来为不能坚持良知辩护

《南风窗》：在一个精神正常的社会里，哲学及人文学科中的知识分子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并且被普遍尊敬。但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和一个人的身体被资本逻辑、消费文化改造的现象，好像是同步的。
王晓明：是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经济利益、资本逻辑成了社会生产的主宰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结构实际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按这个逻辑重新组织起来。
当政治和经济强势力量联手改造社会的时候，它们势必要改造这个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一个现象是，在大学里，基础性学科下去了，而运用性学科则上来；与此相关的，是可以运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上来，而不能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下去。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
当整个社会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时候，它就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结构，在里面是没有道德空间的。所以，专家越来越不说人话。

南风窗：专家坚持良知的话，不符合权力—资本的游戏规则。
王晓明：现在是，只有已经放弃了对社会需求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良知。还坚持对社会有所求，还想加入到这个结构里而不出卖良知，就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他有诸多顾虑，不能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和道德底线，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但很难做不到。
这样问题出来了，他会有愧疚感。会有压力。所以社会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发明形形色色的说法，减轻这种压力。各类莫名其妙的自我辩护的说法，其实是用来满足这类需求的。

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没多少正面体验

南风窗：当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以致形成每个人进行思考和作出选择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药家鑫类的人，基本上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需要一个“刺激”。
王晓明：是。今天的人其实都不笨，当他加入公共议题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有良知，但他往往守不住，不得不放弃，这种痛苦会影响他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往他不知不觉地偏到能减轻自己痛苦的歪理上去。比如药家鑫案，就是底线崩溃的表现。

南风窗：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假如我是女人，我也会当小三”。这种声音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要一个人反省“别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可能不对，这需要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有一种正面的体验，他要相信，因为他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社会能够得到改变。
但那么多年来，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有多少成功？维权，代价往往惨重。
如果一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没有正面的体验，他就会觉得，他是他，社会是社会。而在心理上预设社会和他没关系的时候，反应就来了，它当然比我大了。
可以看一下美国社会，它在形式上是两套系统。在公司里它的残酷性远超欧洲，但在社会上，它有选举制度。因此，在公司里，他可能感觉没什么好反抗的，但在社会上，他可以自由地说话，而且一般会有效果。但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些人当然可以说美国的民主有问题，但它给人的正面体验是难以否认的。

糟糕的道德状况会给社会制造巨大风险

《南风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状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特别是正在剧烈转型的今天，以及未来？
王晓明：最大的后果就是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塌糊涂，另外，它的自我拯救能力不强。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而且，被无力感攫住。
王晓明：我想，所有的变革，其实都有一个东西在逼迫它，就是现实经验。晚清之所以要变法，要变革，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共识。它也像文革后，社会共识在形成，才有改革开放一样。今天，这种共识所产生的力量，仍然是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