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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北市新市长柯文哲1月20日接受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专访时表示在全球4个华人地区中被殖民的历史越久，这个地方就越进步。他说：“不好意思的讲，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中国大陆好。”

　　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了。在去年10月尚未当选台北市长前，他作为市长候选人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他当时提出：“我思考后发现，被殖民不是坏事。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因为被殖民的时间越长，国民水准越高。”

　　不止一次就同一课题提出同一的观点，说明柯文哲并不是一时失言，也不能暗示他说的是因“政治正确”而不能直说的真话。台湾社会特别是媒体对美国媒体报道的大量关注与他们对新加坡报道的无视也凸显了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

　　Karl Popper在他的大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提出，科学是可被证伪的东西。笔者对柯文哲两次提出的“殖民越久越好”的命题或曰猜想(我们姑且称为“柯文哲猜想”)的兴趣也是从科学角度把它看做一个科学假说看待的。笔者在此不考虑价值观或情绪的问题。“柯文哲猜想”是否成立?“柯文哲猜想”是否可被证伪?笔者通过查阅国际社会科学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单但严格的科学方法思考后，得出结论“柯文哲猜想”可以被证伪，它不成立。同时要指出的是，本文只证伪了“柯文哲猜想”，但本文将对发展这个议题做一些一般的探讨。

　　首先，“柯文哲猜想”的论据有问题。柯文哲讲错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加坡的殖民地历史其实短于香港。新加坡从1819年到1959年只有140年殖民历史，而香港从1842年到1997年有155年殖民历史。有人为之圆场说他可能说的是“殖民越早越好”，或者“经济体越小越好”，但那是另两个猜想，与本文无涉，本文不讨论。

　　其次，社会科学虽然不能在实验室里对实验对象做实验，但还是可以做观察以得出普遍规律。观察要遵循客观的科学准则，而不能是随意的。不严格科学的观察只能得出较弱甚至无效或者荒谬的结论。柯文哲去过越南仅仅一次，能对越南社会了解多少是值得怀疑的。由于越南与中国大陆不一样是外国，语言又不通，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一次观察没有多大效用。Facebook上去过越南多次甚至常驻越南的网民也对柯文哲naive表示吃惊。

　　再次，从“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这句话看，比的只是人均GDP，而不是文化。且不论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文化方面来比，一般还是认为台湾文化高过一筹。罗大佑曾说过“台湾在两岸三地中物质与精神发展最为和谐，所有华人到了台湾都有回到家的幸福感!”台湾文化中最醒目的是其对文化传统的保留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台湾人对陌生人有永不枯竭的热情，无论是德士司机、店员、还是问路时或地铁中随便碰到的路人甲。以垃圾处理为例，台湾是靠少丢垃圾，垃圾分类来实现的，而不是像新加坡这样靠外劳不停清扫而实现干净的。去年新加坡National Parade现场就丢了13吨垃圾，这是台湾人不能想象的。新加坡500多万人口要7万清洁工，而台北市300万人却只要5000名清洁工。台北人“垃圾不落地”，是新加坡做不到的。没有外劳清扫，新加坡能否保持与台北相当的清洁程度可想而知。

　　台湾人比新加坡人生活得更加从容，虽然节奏可能更慢，但也往往更具情怀，更为有趣也更懂生活。台湾的地铁无论如何拥挤，人们总是自觉地排队，你不会担心秩序会乱。而新加坡的地铁是不排队的。

　　拿高等文化而言，香港和台湾起码有金庸琼瑶等大家的武侠言情文学，有24小时不打烊的诚品书店。新加坡的书店卖的主要是英文书，内容主要是中小学教材和考试辅导用书甚至练习簿，销量也不能比。拿艺术来说，台湾有云门舞集，新加坡呢?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电视音乐对大陆和新加坡都有巨大影响，新加坡有什么?台湾有故宫，有三毛，李安，余光中，齐邦媛，龙应台和李敖，有慈济。台湾人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还有明清小说。新加坡是一个只看重赚钱的社会，人的价值只拿收入来衡量。新加坡既没有英语文学，也没有华语文学，起码没有英国人知道的英语文学和中国人知道的华语文学。以前大陆人误以为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实如朱大可教授等指出的一样，新加坡才是。

　　另外一句闲话，新加坡正在从华语社会过渡到英语社会，能否列入柯文哲的比较中也值得商榷。

　　以深层次的文化而言，新加坡由于脱离了华语文化，文化断裂了，既不懂唐诗，也不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以也没有儒家文化“尊师重道”，“师道尊严”的一套社会心理。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有家长告诫学生“读书不好就去当老师!”这一方面说明新加坡教师待遇低，另一方面说明新加坡只拿钱看人的社会心理。他们不说“去扫大街”，是因为扫大街的工作外国人包了。

　　另外，台湾有公民社会，而新加坡是臣民社会。台湾人拥有令人称羡的社会公民特质，台湾人友善、善于表达而且思想开放。而新加坡人遵守表面的规矩，因为不循规蹈矩将导致严厉的惩罚。这也许是柯文哲推崇新加坡甚于台湾的原因，统治者都喜欢顺民，他们是不是愚民是不管的，有的甚至更喜欢愚民。柯文哲认为“文化”就只是交通规则可能也是统治者的一种偏好。

　　据《联合早报》消息，在受调查的全球最幸福国家排行榜148个国家中，新加坡排名最后。我们就不细究为什么了，但可以看出人均GDP确实不能和人民总体福利划等号。

　　又次，柯文哲这次只比较大陆和亚洲四小龙中的3个地区，犯了以偏概全的方法论错误。这是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二战后也是500年内仅有的几个没有资源而能发展成富裕社会的非欧洲后裔经济体。从全世界来看，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如菲律宾，缅甸，也门，加纳，塞拉利昂，印度等，殖民时间都大大多于台湾的50年，但发展水平低于四小龙;而日本未被殖民，但水平高于四小龙。韩国沦为殖民地也只有35年，但最近超过台湾，也是一个反例。

　　除了以偏概全之外，柯文哲也犯了以一时定一世的错误。新加坡人均GDP超过香港才不过10年，他就说新加坡比香港好。可是香港1997年前殖民地时经济和文化远远超过香港这个事实不便于他的简单模型，他就弃之不顾了，这不科学。

　　另外，这3块前殖民地中(中国大陆从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经济起飞都发生在二战后，其中新加坡和台湾已经解殖，香港的殖民地主人由于当时情势也没有采取典型的殖民地政策。在香港殖民地前100年，香港与广东差距不大，由其没有边界控制允许自由移民出入可见。所以这个“殖民越久发展越好”的模型从时间上也是错误的。当然也可能有学者认为殖民地时期为经济起飞准备了条件。那是另一个模型，与本文无关，这里就不证伪了。

　　此外，前殖民地的历史和后殖民地的历史一样重要。最落后的社会，如驮畜和文字都没有的印加帝国被几百个西班牙人消灭了，美洲和澳洲都被真正的“殖民”，原住民现在生活在玻利维亚等条件最恶劣的地区。稍微先进一点的社会，如掌握铁器的非洲人，能抵御“殖民”，但还是沦为殖民地，1亿人左右被掳走，至今历史造成的伤痕犹在。在最先进的亚欧大陆的中国印度等社会，虽然在殖民时代受到严重打击，印度完全沦为殖民地，而中国因为文化最高而免于这种悲惨境地，解殖独立后能因应时势，现今的复兴机会最高。

　　另外，殖民地的历史对大多数殖民地的人民也是悲惨有害的。以印度为例，英国废除了印度殖民地的进口关税，却提高了本国的进口关税，打垮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使几百万印度纺工失业，造成了印度孟加拉省等地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Amartya Sen说有信息自由流通的民主社会不会有饥荒，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显然不是一个保护印度人利益的民主社会。印度对英国来说比北美13个殖民地更重要，是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殖民地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文明开化的目的。为了殖民的利益，修建几条铁路，建设学校和医院只是殖民牟利的副产品。英国官员坦陈说统治印度是为了英国而不是印度。对印度等殖民地的剥削也是英国经济起飞的一大因素。至今印度还是十分落后的，而柯文哲当然不会提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前殖民地(殖民地时间远远长于香港)的遭遇。美洲澳洲那些已经被消灭的原住民社会更不会提了。

　　单变量模型在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是危险的，因为它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这个“殖民时间越长越好”的模型就是一例。

　　从历次柯文哲谈话来看，他并不是那种崇拜不丹的落后生活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文学左翼的同路人。他推崇的还是日本和新加坡这类高度发展的国家，不管日本有无被殖民的历史。他举例的文明高低序列与发展水平是高度联系的。所以这里就主要谈谈发展这个社会科学界研究很多的课题。

　　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曾经说：“发展这个问题如此吸引人，以至于你一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停不下来，根本不会想考虑其他问题。”的确，发展这个问题至少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类，也就是生活在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在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之中存在一条生活水平乃至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鸿沟。这个差距从15世纪西北欧地区开始起飞开始到今天发展成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欧洲人凭借这巨大的优势，殖民了世界上大多数其余地区，在与土着差距最大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几乎灭绝了原住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解殖。然而解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几乎没有别的不凭资源特别是石油立国的经济体能跨越这道鸿沟，从穷致富。

　　富裕社会和贫穷社会之间的鸿沟是怎么出现的?它为什么直到今天不能消除?殖民能不能或为什么不能发展前殖民地社会?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Jared Diamond在他的巨着《Guns,Germs and Steel》中指出，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和它自然存在集中能被驯化的动植物对亚欧大陆最早出现定居农业文明至关重要。由此推之，其西端的一个小半岛-欧洲最先出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革命性事件从而领袖诸文明也其来有自。这是地理决定论。

　　Daron Acemoglu的巨着《Why Nations Fail》是制度决定论的代表作。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时听教授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展经济学家Arthur Lewis(以刘易斯拐点在中国闻名)对他说过做到最后，觉得发展唯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文化也是制度的一种，一种比较不成文的以社会心理和规范为主的制度，所以他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决定论。

　　Joe Studwell在他的着作《How Asia Works》提出了东北亚日韩台3经济体(他认为香港和新加坡只是离岸金融中心城市经济体不能被亚非拉国家效仿因此不值得讨论)成功翻身的3条经验。一是成功的小农化土改;二是出口导向的工业政策;三是服务工业的金融抑制。我们注意到土改是向共产党(在集体化之前)学习的，而且这三条让它们翻身的政策是韩国和台湾在摆脱日本殖民桎梏之后才有可能采取的。这三条是具体政策上的原因。

　　另外，共产主义的威胁，美援和中华文化的底蕴是日本等中华文化圈经济体能成功发展成发达社会的重要原因。以中华文化而论，类似新教伦理，勤奋努力的习惯，工作的习惯，守时的习惯，储蓄的习惯等都是例如非洲文化中尚缺乏的，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加纳，缅甸和菲律宾等在独立时很有经济基础和希望，发展水平与韩国和台湾相若的国家后来为何没有大幅发展反而大大落后于中国文化圈。文化确实是软实力。

　　笔者认为以上各种解释都是合理的，也能互恰，可以综合成一个多层面的多变量的发展模型。最底层的时间尺度最远的是地理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往上是历史，文化和制度。当然这个工作仍需由职业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来完成。历史上为了解决发展这个难题曾经像任何一个科学问题一样出现过很多假说。笔者在文中只是想指出其中的一个是错的，因为其提出者是公众人物，唯恐谬种流传，所以特意作文驳斥之，以正视听，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一个小小的贡献。

原文标题为共识网《驳柯文哲：殖民时间越长越好？》。

网载 2015-05-15 14:3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