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家的东西是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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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反腐？

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东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为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写了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详解日本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或可为中国借鉴。二月下旬，凤凰卫视新闻主播杨娟去了趟日本，她发了一条微博：“日本外务省的爱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结账的时候，说只能报销我和蔡先生的账单，她的晚餐费用自己买单。把我送回酒店之后，虽然住得很近，也必须自己坐地铁回家，绝对不让司机顺便送一送。她说：政府花钱极其小心，各种情况都有明文规定，用一点点公家的东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强只回了两个字：制度！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关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曾发表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在网上广泛流传。此文介绍了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在面对公务员腐败丑闻频出时所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公务员伦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务员的行动，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趋于销声匿迹。有马孝典希望，在“中国介绍日本政府职能的报道较少”的情况下，“中日人民展开交流，让更多人了解情况”。日本公务员制度以清廉高效着称，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务员却遭遇了严重的国民信任危机。这一时期不断爆出的公务员腐败丑闻，让民众怀疑官僚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资格”上也没有满足国民的期待。 1988年发生的“利库路特事件”，被视作丑闻的开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财界人士、媒体高官收受“利库路特”公司内部股份，成为日本“二战后最大贿赂事件”。一批涉案人员被抓，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台，执政的自民党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也遭到惨败。此后，大藏省（现财务省）高官接受民间超标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团”行贿事件等官员腐败丑闻不时见诸报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态严重”。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来规范个人的职业道德”，然而随着更多丑闻被曝光，人们意识到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务员，用公费坐深夜出租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民众哗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公务员伦理问题讨论委员会”，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铺路，同时，朝野各党也一致行动杜

“用公家的东西是天大的事”，也有反对声称，伦理限制条目繁琐，难免使公务员畏首畏尾，影响正常公务的执行。但随着法律的不断调整和修正，《伦理法》的接受度变得越来越大。 “刚开始时，有些公务员会感到很困惑，比如当他们结婚时收到亲戚的一些红包和礼品的时候。但后来慢慢就明白边界在哪里了，有困惑时就可以去查看政府公布的详细的案例指引。”筱崎真佐子的说法，在一些针对普通公务员的问卷调查里得到了印证——2003年，超过一半的公务员称规定内容“严厉”或“有些严厉”，但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6.5%。如今，《伦理法》和《伦理规章》的一系列准则已深入日本社会，容易滋生腐败的“应酬文化”也得到了整体改观。2009年，日本人事院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宣布，《伦理法》“经过10年，定位已由最初为摆脱异常事态而制定的紧急措施，演变为要求公务员维护职业道德的最低限度的规定”。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每年公布廉洁程度排行，2001年，91个国家中，日本排在第21名，中国则排在第57名。2013年，177个国家中，日本为第18名，中国则为第80名。曾在日本外务省负责过《伦理法》相关工作的有马孝典说：“坦率地讲，试图一味通过严厉的规定恢复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士气是不现实的”。仅靠《伦理法》和《伦理规章》难以杜绝公务员伦理丑闻，再造整个公务员制度才是正途。

文/郭小为

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写了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详解日本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或可为中国借鉴。

二月下旬，凤凰卫视新闻主播杨娟去了趟日本，她发了一条微博：“日本外务省的爱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结账的时候，说只能报销我和蔡先生的账单，她的晚餐费用自己买单。把我送回酒店之后，虽然住得很近，也必须自己坐地铁回家，绝对不让司机顺便送一送。她说：政府花钱极其小心，各种情况都有明文规定，用一点点公家的东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强只回了两个字：制度！

绝腐败，最终在1999年日本众参两院全会一致通过了《公务员伦理法》，接下来又通过了制定具体事项的《公务员伦理规章》，两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实施。《伦理法》的内容大致分为“行为准则”和“汇报制度”两部分，《伦理规章》则对这两部分做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比如，《伦理规章》禁止公务员接受“利害关系者”的金钱、物品、房地产等的赠与、金钱借贷、无偿借用、无偿服务、内部股票转让、酒食等招待，甚至还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尔夫球、玩麻将牌等”；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长）级别以上的官员一旦接受超过五千日元（约合300元人民币）的赠与、餐饮招待、演讲等报酬时，应向组织提交汇报，超过两万日元时，应向公众公开。 “这两部法案广泛听取并反映了民众的意见。比如公务员有时候存在收受礼物的机会，这就需要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汇报的，有时候，它会比民众所要求的更加严格。”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筱崎真佐子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打高尔夫球或玩麻将牌等游戏时，即便是“费用均摊”也属于禁止范围。自此，《伦理法》的适用范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结果就是，在对禁止行为的判断上，几乎没有个人随意判断的余地了。“这不仅是一部法律，而且让全体国民对于公务员制度和权限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筱崎真佐子说。 2008年发生的公务员坐出租车丑闻令有马孝典和筱崎真佐子印象深刻。当时，共有1402名来自17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在用公费乘坐深夜出租车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这件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收受不当财物的丑闻曝光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导致不少人受到惩处。仅靠《伦理法》和《伦理规章》难以杜绝公务员伦理丑闻，再造整个公务员制度才是正途。与《伦理法》相结合的，还有其他多项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开法》开始实施。这部“以每一个国民均可以请求公开行政文书的制度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务员中不允许存在无法向国民解释的行为”。以2011年为例，被要求公开的行政文书中就有98%以各种形式被公开了。此外，完善国会体制、强化会计检察院职能、对一般性惩戒处分严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台。几乎在预料之中，这一系列旨在“从本质上改变公务员过去的行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开始实施时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过一些过激反应和混乱。有人认为过于严厉不近人情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

关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曾发表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在网上广泛流传。
此文介绍了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在面对公务员腐败丑闻频出时所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公务员伦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务员的行动，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趋于销声匿迹。绝腐败，最终在1999年日本众参两院全会一致通过了《公务员伦理法》，接下来又通过了制定具体事项的《公务员伦理规章》，两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实施。《伦理法》的内容大致分为“行为准则”和“汇报制度”两部分，《伦理规章》则对这两部分做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比如，《伦理规章》禁止公务员接受“利害关系者”的金钱、物品、房地产等的赠与、金钱借贷、无偿借用、无偿服务、内部股票转让、酒食等招待，甚至还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尔夫球、玩麻将牌等”；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长）级别以上的官员一旦接受超过五千日元（约合300元人民币）的赠与、餐饮招待、演讲等报酬时，应向组织提交汇报，超过两万日元时，应向公众公开。 “这两部法案广泛听取并反映了民众的意见。比如公务员有时候存在收受礼物的机会，这就需要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汇报的，有时候，它会比民众所要求的更加严格。”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筱崎真佐子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打高尔夫球或玩麻将牌等游戏时，即便是“费用均摊”也属于禁止范围。自此，《伦理法》的适用范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结果就是，在对禁止行为的判断上，几乎没有个人随意判断的余地了。“这不仅是一部法律，而且让全体国民对于公务员制度和权限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筱崎真佐子说。 2008年发生的公务员坐出租车丑闻令有马孝典和筱崎真佐子印象深刻。当时，共有1402名来自17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在用公费乘坐深夜出租车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这件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收受不当财物的丑闻曝光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导致不少人受到惩处。仅靠《伦理法》和《伦理规章》难以杜绝公务员伦理丑闻，再造整个公务员制度才是正途。与《伦理法》相结合的，还有其他多项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开法》开始实施。这部“以每一个国民均可以请求公开行政文书的制度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务员中不允许存在无法向国民解释的行为”。以2011年为例，被要求公开的行政文书中就有98%以各种形式被公开了。此外，完善国会体制、强化会计检察院职能、对一般性惩戒处分严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台。几乎在预料之中，这一系列旨在“从本质上改变公务员过去的行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开始实施时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过一些过激反应和混乱。有人认为过于严厉不近人情
有马孝典希望，在“中国介绍日本政府职能的报道较少”的情况下，“中日人民展开交流，让更多人了解情况”。
日本公务员制度以清廉高效着称，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务员却遭遇了严重的国民信任危机。这一时期不断爆出的公务员腐败丑闻，让民众怀疑官僚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资格”上也没有满足国民的期待。
1988年发生的“利库路特事件”，被视作丑闻的开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财界人士、媒体高官收受“利库路特”公司内部股份，成为日本“二战后最大贿赂事件”。一批涉案人员被抓，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台，执政的自民党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也遭到惨败。此后，大藏省（现财务省）高官接受民间超标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团”行贿事件等官员腐败丑闻不时见诸报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态严重”。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东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为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写了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详解日本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或可为中国借鉴。二月下旬，凤凰卫视新闻主播杨娟去了趟日本，她发了一条微博：“日本外务省的爱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结账的时候，说只能报销我和蔡先生的账单，她的晚餐费用自己买单。把我送回酒店之后，虽然住得很近，也必须自己坐地铁回家，绝对不让司机顺便送一送。她说：政府花钱极其小心，各种情况都有明文规定，用一点点公家的东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强只回了两个字：制度！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关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曾发表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在网上广泛流传。此文介绍了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在面对公务员腐败丑闻频出时所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公务员伦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务员的行动，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趋于销声匿迹。有马孝典希望，在“中国介绍日本政府职能的报道较少”的情况下，“中日人民展开交流，让更多人了解情况”。日本公务员制度以清廉高效着称，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务员却遭遇了严重的国民信任危机。这一时期不断爆出的公务员腐败丑闻，让民众怀疑官僚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资格”上也没有满足国民的期待。 1988年发生的“利库路特事件”，被视作丑闻的开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财界人士、媒体高官收受“利库路特”公司内部股份，成为日本“二战后最大贿赂事件”。一批涉案人员被抓，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台，执政的自民党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也遭到惨败。此后，大藏省（现财务省）高官接受民间超标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团”行贿事件等官员腐败丑闻不时见诸报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态严重”。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来规范个人的职业道德”，然而随着更多丑闻被曝光，人们意识到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务员，用公费坐深夜出租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民众哗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公务员伦理问题讨论委员会”，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铺路，同时，朝野各党也一致行动杜
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来规范个人的职业道德”，然而随着更多丑闻被曝光，人们意识到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务员，用公费坐深夜出租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民众哗然。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公务员伦理问题讨论委员会”，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铺路，同时，朝野各党也一致行动杜绝腐败，最终在1999年日本众参两院全会一致通过了《公务员伦理法》，接下来又通过了制定具体事项的《公务员伦理规章》，两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实施。
《伦理法》的内容大致分为“行为准则”和“汇报制度”两部分，《伦理规章》则对这两部分做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比如，《伦理规章》禁止公务员接受“利害关系者”的金钱、物品、房地产等的赠与、金钱借贷、无偿借用、无偿服务、内部股票转让、酒食等招待，甚至还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尔夫球、玩麻将牌等”；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长）级别以上的官员一旦接受超过五千日元（约合300元人民币）的赠与、餐饮招待、演讲等报酬时，应向组织提交汇报，超过两万日元时，应向公众公开。
“这两部法案广泛听取并反映了民众的意见。比如公务员有时候存在收受礼物的机会，这就需要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汇报的，有时候，它会比民众所要求的更加严格。”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筱崎真佐子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打高尔夫球或玩麻将牌等游戏时，即便是“费用均摊”也属于禁止范围。绝腐败，最终在1999年日本众参两院全会一致通过了《公务员伦理法》，接下来又通过了制定具体事项的《公务员伦理规章》，两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实施。《伦理法》的内容大致分为“行为准则”和“汇报制度”两部分，《伦理规章》则对这两部分做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比如，《伦理规章》禁止公务员接受“利害关系者”的金钱、物品、房地产等的赠与、金钱借贷、无偿借用、无偿服务、内部股票转让、酒食等招待，甚至还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尔夫球、玩麻将牌等”；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长）级别以上的官员一旦接受超过五千日元（约合300元人民币）的赠与、餐饮招待、演讲等报酬时，应向组织提交汇报，超过两万日元时，应向公众公开。 “这两部法案广泛听取并反映了民众的意见。比如公务员有时候存在收受礼物的机会，这就需要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汇报的，有时候，它会比民众所要求的更加严格。”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筱崎真佐子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打高尔夫球或玩麻将牌等游戏时，即便是“费用均摊”也属于禁止范围。自此，《伦理法》的适用范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结果就是，在对禁止行为的判断上，几乎没有个人随意判断的余地了。“这不仅是一部法律，而且让全体国民对于公务员制度和权限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筱崎真佐子说。 2008年发生的公务员坐出租车丑闻令有马孝典和筱崎真佐子印象深刻。当时，共有1402名来自17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在用公费乘坐深夜出租车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这件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收受不当财物的丑闻曝光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导致不少人受到惩处。仅靠《伦理法》和《伦理规章》难以杜绝公务员伦理丑闻，再造整个公务员制度才是正途。与《伦理法》相结合的，还有其他多项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开法》开始实施。这部“以每一个国民均可以请求公开行政文书的制度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务员中不允许存在无法向国民解释的行为”。以2011年为例，被要求公开的行政文书中就有98%以各种形式被公开了。此外，完善国会体制、强化会计检察院职能、对一般性惩戒处分严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台。几乎在预料之中，这一系列旨在“从本质上改变公务员过去的行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开始实施时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过一些过激反应和混乱。有人认为过于严厉不近人情
自此，《伦理法》的适用范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结果就是，在对禁止行为的判断上，几乎没有个人随意判断的余地了。“这不仅是一部法律，而且让全体国民对于公务员制度和权限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筱崎真佐子说。
2008年发生的公务员坐出租车丑闻令有马孝典和筱崎真佐子印象深刻。当时，共有1402名来自17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在用公费乘坐深夜出租车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这件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收受不当财物的丑闻曝光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导致不少人受到惩处。
仅靠《伦理法》和《伦理规章》难以杜绝公务员伦理丑闻，再造整个公务员制度才是正途。

与《伦理法》相结合的，还有其他多项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开法》开始实施。这部“以每一个国民均可以请求公开行政文书的制度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务员中不允许存在无法向国民解释的行为”。以2011年为例，被要求公开的行政文书中就有98%以各种形式被公开了。此外，完善国会体制、强化会计检察院职能、对一般性惩戒处分严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台。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东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为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写了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详解日本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或可为中国借鉴。二月下旬，凤凰卫视新闻主播杨娟去了趟日本，她发了一条微博：“日本外务省的爱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结账的时候，说只能报销我和蔡先生的账单，她的晚餐费用自己买单。把我送回酒店之后，虽然住得很近，也必须自己坐地铁回家，绝对不让司机顺便送一送。她说：政府花钱极其小心，各种情况都有明文规定，用一点点公家的东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强只回了两个字：制度！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关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曾发表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在网上广泛流传。此文介绍了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在面对公务员腐败丑闻频出时所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公务员伦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务员的行动，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趋于销声匿迹。有马孝典希望，在“中国介绍日本政府职能的报道较少”的情况下，“中日人民展开交流，让更多人了解情况”。日本公务员制度以清廉高效着称，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务员却遭遇了严重的国民信任危机。这一时期不断爆出的公务员腐败丑闻，让民众怀疑官僚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资格”上也没有满足国民的期待。 1988年发生的“利库路特事件”，被视作丑闻的开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财界人士、媒体高官收受“利库路特”公司内部股份，成为日本“二战后最大贿赂事件”。一批涉案人员被抓，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台，执政的自民党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也遭到惨败。此后，大藏省（现财务省）高官接受民间超标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团”行贿事件等官员腐败丑闻不时见诸报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态严重”。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来规范个人的职业道德”，然而随着更多丑闻被曝光，人们意识到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务员，用公费坐深夜出租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民众哗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公务员伦理问题讨论委员会”，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铺路，同时，朝野各党也一致行动杜
几乎在预料之中，这一系列旨在“从本质上改变公务员过去的行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开始实施时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过一些过激反应和混乱。有人认为过于严厉不近人情，也有反对声称，伦理限制条目繁琐，难免使公务员畏首畏尾，影响正常公务的执行。但随着法律的不断调整和修正，《伦理法》的接受度变得越来越大。
“刚开始时，有些公务员会感到很困惑，比如当他们结婚时收到亲戚的一些红包和礼品的时候。但后来慢慢就明白边界在哪里了，有困惑时就可以去查看政府公布的详细的案例指引。”筱崎真佐子的说法，在一些针对普通公务员的问卷调查里得到了印证——2003年，超过一半的公务员称规定内容“严厉”或“有些严厉”，但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6.5%。
如今，《伦理法》和《伦理规章》的一系列准则已深入日本社会，容易滋生腐败的“应酬文化”也得到了整体改观。2009年，日本人事院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宣布，《伦理法》“经过10年，定位已由最初为摆脱异常事态而制定的紧急措施，演变为要求公务员维护职业道德的最低限度的规定”。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东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为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写了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详解日本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或可为中国借鉴。二月下旬，凤凰卫视新闻主播杨娟去了趟日本，她发了一条微博：“日本外务省的爱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结账的时候，说只能报销我和蔡先生的账单，她的晚餐费用自己买单。把我送回酒店之后，虽然住得很近，也必须自己坐地铁回家，绝对不让司机顺便送一送。她说：政府花钱极其小心，各种情况都有明文规定，用一点点公家的东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强只回了两个字：制度！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关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部参赞有马孝典曾发表一篇名为《日本公务员的丑闻及恢复国民信赖的措施》的论文，在网上广泛流传。此文介绍了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在面对公务员腐败丑闻频出时所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公务员伦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务员的行动，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趋于销声匿迹。有马孝典希望，在“中国介绍日本政府职能的报道较少”的情况下，“中日人民展开交流，让更多人了解情况”。日本公务员制度以清廉高效着称，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务员却遭遇了严重的国民信任危机。这一时期不断爆出的公务员腐败丑闻，让民众怀疑官僚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资格”上也没有满足国民的期待。 1988年发生的“利库路特事件”，被视作丑闻的开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财界人士、媒体高官收受“利库路特”公司内部股份，成为日本“二战后最大贿赂事件”。一批涉案人员被抓，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台，执政的自民党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也遭到惨败。此后，大藏省（现财务省）高官接受民间超标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团”行贿事件等官员腐败丑闻不时见诸报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态严重”。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来规范个人的职业道德”，然而随着更多丑闻被曝光，人们意识到依靠公务员道德良知和洁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绝腐败。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务员，用公费坐深夜出租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额现金，民众哗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公务员伦理问题讨论委员会”，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铺路，同时，朝野各党也一致行动杜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每年公布廉洁程度排行，2001年，91个国家中，日本排在第21名，中国则排在第57名。2013年，177个国家中，日本为第18名，中国则为第80名。
曾在日本外务省负责过《伦理法》相关工作的有马孝典说：“坦率地讲，试图一味通过严厉的规定恢复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士气是不现实的”。仅靠《伦理法》和《伦理规章》难以杜绝公务员伦理丑闻，再造整个公务员制度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