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之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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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一生有两大情结，一是保皇情结，二是中国文化情结，懂得了辜鸿铭的情结，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留着辫子，戏弄洋人，抱着中国文化中被人诟病的裹小脚、纳妾、狎妓等陋习了。

传奇
　　
　　辜鸿铭的一生便是一个传奇。概括辜鸿铭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辜鸿铭的语言能力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辜鸿铭的启蒙教育得益于橡胶园主布朗先生。没有子女的布朗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定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鸿铭后来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还摸着他脑后的小辫子说："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小辫子。”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着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21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布朗对辜鸿铭的呵护是精心的，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
　　
　　三十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国的声名已如日中天。
　　四十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的着作已列为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了。
　　
　　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令他吃惊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巴黎一个名妓女作邻居。目的是不仅让他学法语，更让他借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九种语言。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氏手笔。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回到祖国研究中华文化，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着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是中国文化的扞卫者。他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被提名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获奖)。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辩才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
天才
　　着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
　　
　　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着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情结
　　
　　辜氏有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到晚年的时候，辜鸿铭终于受到宣统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辜鸿铭来说，这次会见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也在回忆中写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天下之道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冯友兰说起辜鸿铭：“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扞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辜鸿铭在北大时，一天他正准备去红楼上课，后面有两位外国女教师，他们看见辜鸿铭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戴着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他。快到红楼门口台阶时，辜先生回过头来，冲着两位女教师用英语讲：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讲了一大串希腊语，两位女教师不懂，弄得很窘。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不客气。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上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的掏出火柴，胆战心惊的点着了辜氏的烟锅。
　　
　　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着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论断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针对新文学运动以西方为标准的做法，辜鸿铭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话成了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吉田贞子去世后，辜鸿铭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教学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辜鸿铭要求他们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弥尔顿《失乐园》。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辜鸿铭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
　　
　　辜鸿铭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辜鸿铭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辜鸿铭却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6首十几行英文诗。
　　
　　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辜鸿铭在北大教书时，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他给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偏执
　　
　　民国建立后，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辫子的车夫，拉着他穿街走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辜鸿铭受的是西洋教育，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
　　
　　 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学者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立场
　　
　　慈禧太后过生日，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爱民歌’的。”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辜鸿铭脱口而出的：“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以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辅袁，辜回敬说：“鄙人命运不济，诚当见弃。然而你们两人，倒也是一个土芥尚书，一个犬马状元。”辜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厌恶由来已久。他曾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公开讥讽袁世凯只配给“老妈子倒马桶”，他还公开说：“人家都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后，辜鸿铭不但没有收敛骂袁世凯的架式，反而变本加厉，改用英文大骂袁世凯对朝廷的不忠，以期破坏袁世凯在国际上的形象。
　　
　　袁世凯对辜鸿铭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一书中记载，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那张极具杀伤力的利嘴，曾被迫托人请辜鸿铭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鸿铭的关系。当时，辜鸿铭虽然穷困潦倒，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聚会时，遇到一个贿选的议员，辜鸿铭指着此人，操英语说道：“这家伙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着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氏大叫一声，叫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氏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辜氏前腿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将四百元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辜氏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1919年9月初，教授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他发言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良”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辜鸿铭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伦敦《泰晤士报》对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评论登载，怀疑此文的作者并非出于中国人之手，因为那“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辜鸿铭归国以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就像开锅的蒸汽一样长久升腾在他的心头。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他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歧视感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着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竟然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最后，辜鸿铭还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从日本回到中国。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42年前刚入张之洞幕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20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去。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见识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狂傲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年轻的胡适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好生意气风发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蜷曲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 "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历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之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辜鸿铭说：“我向来不拜客。”
　　五四运动的时候，辜鸿铭曾在日人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罗家伦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着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趣闻
　　
　　留学时，辜鸿铭偶然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那姑娘可爱、淘气，竟玩赏他的小辫子，并说希望他送给她。辜鸿铭好胜，一时兴起，把父训丢在脑后，操起剪刀，将辫子喀嚓剪下，真的送给了那位姑娘。
　　辜鸿铭喜爱三寸金莲。在北大执教时，他去一位学生家看藏书，见到开门丫头的小脚，顿生兴趣。本来他是来看学生所藏宋版书的，此时心意全乱，匆匆浏览。这位学生悟出先生是想得到这个丫头，自然投其所好送之。那丫头行前把小脚洗了又洗。到了辜府，辜鸿铭捉起丫头的小脚，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趣味索然，差人把丫头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
　　
　　张勋生日，大学者辜鸿铭(1856一1928年)送给他一副对子，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技。”后来，辜鸿铭和胡适说这件事，说“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技”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
　　
　　本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先生经常是一副乡村打扮，神情态度亦老气横秋，与人们心目中的懂洋文治洋学的教授，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一次，辜先生在上海乘电车，两个英俊潇洒的洋场少年，彼此用英文嘲笑衣着土气的辜先生，不料这位看似甚不起眼的土佬竟然立刻用流利的英语“回敬”过去。两少年觉得这样败下阵来心有不甘，于是又用法语继续嘲笑于他，辜先生立即又用法语狠狠地回击过去，最终使两伙子无地自容，车一到下一站时，赶忙跑了下去。
　　
　　十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２６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美国的妇运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关于纳妾的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1891年，俄罗斯皇储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依照条约规定的特权舰船耀武扬威地停泊在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尽地主之谊，前往舰上拜谒俄罗斯皇储，身为幕僚的辜鸿铭随同前往充当翻译。期间，留着长辫的辜鸿铭流畅的法语令皇储非常惊讶。数日后，张之洞设宴款待俄罗斯皇储一行。席间皇储为避中国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流，说晚上另有约会，应节制食量。辜鸿铭暗笑，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越发惊讶，眉宇间的傲气顿时消失。张之洞饭后有吸鼻烟的习惯，未见过鼻烟子用希腊语问皇储：“总督鼻吸何物？”辜鸿铭听后便和张之洞耳语一番，接过张之洞的鼻烟递给希腊世子，皇储和世子都大惊失色。俄罗斯皇储到达上海时逢人便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便锁定辜鸿铭为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银行团只得答应。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
　　
　　辜鸿铭虽然学贯中西，但字丑的要命。陈昌华先生《我知道的辜鸿铭先生》中说：“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罗家伦在北大听过辜氏讲英国诗的课，写《回忆辜鸿铭先生》，也说“在黑板上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张中行《负暄续话》中也谈到辜氏的字，说：“我前面提到的《春秋大义》，扉页的题字正可以作证，十几个汉字，古怪丑陋且不说，笔画不对的竟多达五个。”看来辜氏的字丑，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我想，”张先生又说，“这出于辜氏就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竟是赵董或阁馆，那就不是辜鸿铭了。”
　　
　　胡适《记辜鸿铭》记载，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徐墀、胡适。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Hsü”和“CrazyKu”这两个绰号。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有一次，辜鸿铭先生与曾驻节海外多年的梁松生先生打赌，说能背出英语的《失乐园》全文，梁先生不信，于是辜先生拿出那本书，交到别人手里，一定要人家听他背完全文，结果是，他滔滔不绝地真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而且一个字都没错。为了赢定对方，他还要接着再背另外一篇文章，后来在大家的劝阻下方才罢休。凌叔华在回忆文章中说：辜的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的"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他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遛了一遍，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妓女，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的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辜鸿铭虽然喜欢打麻将，但牌技很差，基本上输多赢少。由于当官的时候拒绝以肮脏的方式接受贿赂，辜鸿铭总是缺钱花。一旦有点儿收入，他就聚众打麻将。等口袋里的钱输得差不多了，他才忍痛起身，恋恋不舍地离去。

风采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生活中的辜鸿铭，最讨厌的就是装饰打扮自己。所以，他常年穿一件油光可鉴、上面处处闪耀着鼻涕和唾液痕迹的长袍。拜访过辜鸿铭的英国文豪毛姆在《哲学家》一文中曾经写道，辜鸿铭身上的衣服，已经“很不适宜穿戴了”。
　　
　　辜鸿铭就任黄浦浚治局督办的时候，“胡须挂珠”的故事曾经流传很广。据他的马来亚同乡伍连德回忆，辜鸿铭拉碴的胡子上挂满汤珠，是他常见的“雅”态。爱干净的人和他一起吃饭，实在是件恐怖的事。他的手下更苦，看着上司在那儿唾液飞溅滔滔不绝，不能出言提醒，还得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笑出来。

癖好
　　
　　辜鸿铭雅好小脚，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爱情
　　
　　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小脚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他脱掉鞋子，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他右手执笔，左手抚弄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一样，自得其乐。据说此时，他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的妾吉田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出生于大阪，长在心斋桥附近。吉田贞子的父母便是在华经商的日本商人，他们一直在汉口经营一间干货铺，但因战争的影响，难以维持生计了，他们便离开了汉口，在中国四处谋生。贞子后只身一人来中国寻找自己父母，在汉口没有寻到双亲的她被拐卖到一家青楼暂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做妓女，因而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
　　
　　辜鸿铭有逛青楼的嗜好，回国后在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时常与一干友人到青楼寻花问柳。有一天闲来无事，辜鸿铭和一帮朋友又去青楼消困解乏，遇到了清新可人的贞子。
　　
　　辜鸿铭与贞子攀谈，精通日语的他很快听出了那位姑娘的日本语调，由此断定她一定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姑娘，生性爱开玩笑的辜鸿铭用日语笑嘻嘻地问道：“你是日本人？”那女子听到日语，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辜鸿铭见状，顿时起了恻隐之心，拉她细聊。贞子向辜鸿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辜鸿铭便许诺要为贞子寻找父母。辜鸿铭花了200两银子为贞子赎了身，并给贞子五十两银子作寻找父母的路费。
　　辜鸿铭和贞子的缘分并没有就此而结束，一次辜鸿铭和贞子在街上的巧遇成就了他们日后美满的婚姻。那天辜鸿铭上街买纸墨，正好碰到了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的贞子。贞子告诉辜鸿铭她已经在武昌街头流浪了一个多月，父母还是了无音讯，银子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才好。辜鸿铭觉得她十分可怜，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
　　来到辜府，辜鸿铭就把贞子的事情全盘告诉了正在等自己的夫人淑姑。淑姑也是个极为贤淑大度的人，见丈夫肯用200两纹银替这位姑娘赎身，又把她带回了家，而且见这位姑娘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也就欣然同意了，还亲自为这位日本姑娘准备了一个房间。和贞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对自己也颇为尊敬，在淑姑的一手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贞子在辜鸿铭的帮助下找到了父母。她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留在中国陪辜鸿铭。辜鸿铭发现和贞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地幸福，他几乎夜夜要求贞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而过于依赖“安眠药”的辜鸿铭也有为这位姨太太黯然神伤的时候。有一次，辜鸿铭不知因何惹怒了一向温顺的贞子，贞子故意连续几天早早地关了房门，辜鸿铭连续几天从书房写完东西想在贞子屋里就寝，都碰了钉子。没有了“安眠药”的日子，辜鸿铭真是觉得度日如年，每天白天虽有“兴奋剂”的照顾，但没有“安眠药”的夜晚却是怎么也无法入睡。平时文思时刻都如泉涌的辜鸿铭十几天都无法安然入睡。妻子淑姑看在眼里，于是策划了一场由辜鸿铭作主角、以恢复感情为目的的大戏开演了。
　　
　　一天早晨还没等贞子起床，辜鸿铭就早早地等在了贞子屋门口，此时的辜鸿铭俨然一副仆人的架势，打好洗脸水，端着贞子最爱吃的早点，恭敬地在旁候着。贞子也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准备打水洗脸的，忽然瞥见在旁毕恭毕敬站着的辜鸿铭，不禁大吃一惊：这么早，老爷站在这里做什么？辜鸿铭抬头一看，贞子正吃惊地望着自己，赶忙按照淑姑的吩咐，满脸笑容地端着洗脸水走上前去，说道：“夫人，早晨好。我为你准备了洗脸水还有你最喜欢吃的早点，希望夫人原谅我以前的过错，以前都是我的错……”贞子的脸慢慢露出了笑容，辜鸿铭见状，趁热打铁，递上洗脸巾，作半揖状说道：“夫人要是不肯原谅我，我就每天都为夫人准备洗脸水，还这样半揖地等到你原谅我的那天为止！”贞子见状，忙扶起辜鸿铭，两人相视开怀一笑，又和好如初了。
　　
　　在兴奋剂和安眠药的照顾下，辜鸿铭觉得非常地开心，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丢下家中的两位宝贝，留踪于青楼妓院，不管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风流倜傥”，“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贞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哀伤不已，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思念之中。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把这五个字作为他给这位爱妾一生的评价，并为贞子深情地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这首悼亡诗这样写道：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两年后，辜鸿铭均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贞子。”贞子死后，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由贞子做伴的辜鸿铭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缕头发置于枕下。在辜鸿铭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辜鸿铭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也就是吉田贞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72岁。儿女将生前一直相伴着他的那缕吉田贞子的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评价
　　
　　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张中行先生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温源宁对辜的评价是：“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一定是第一个剪去。”
　　
　　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辜鸿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辜鸿铭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着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
　　
　　曾作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
　　散文兼翻译大家梁实秋说：“先生（辜鸿铭）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
　　
　　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国学者甚至说：“他在留学时代，用英文所写的零篇碎简，都博得欧陆人士的好评。”
　　
　　《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在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