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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章太炎也渐成革命派的中坚分子，极力主张排满，随后剪下辫子，脱长袍，穿西装，以示决绝。章太炎的革命举动逾越了传统士大夫“忠君爱国”的边界，成为他被逐出师门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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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革命始于排满终于回归传统（网络图片）

背景：“庚子国变”震惊中华 革命已成时代浪潮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幼年便受到祖父及外祖父的民族主义熏陶，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民族观念。1894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整个中国开始酝酿变革的思潮，此时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章太炎开始主动投身时代漩涡，参与政治运动。1897年，康有为等人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从老师俞樾处得知这一讯息后，章太炎积极参与，不但寄出16银洋申请加入强学会，还奔赴上海，担任《时务报》撰述。但因为在办报理念上与康梁的分歧，章太炎在抽了梁启超一耳光后脱离《时务报》远赴日本，1899年6月，章太炎结识了矢志推翻清朝的孙中山，二人成为革命上的同路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随之遭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在战争中一败涂地，是为“庚子国变”，这一巨大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捩点，流亡在外的章太炎也由此彻底倒向革命。此时孙中山在海外号召革命，鼓吹“两广独立”，推进“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的革命大业。章太炎也渐成革命派的中坚分子，极力主张排满，随后剪下辫子，脱长袍，穿西装，以示决绝。章太炎的革命举动逾越了传统士大夫“忠君爱国”的边界，成为他被逐出师门的重要背景。

学术交锋：忠君爱国不敌革命 章太炎被逐出师门

不久前去苏州，特意绕到马医科巷俞樾故居曲园一游。曲园原为晚清“四朝元老”潘世恩旧宅的一部分，1874年俞樾将其买下后兴建成园，如今曾国藩题写的“春在堂”匾额犹在（或系赝品），但原园多处为外单位或民宅所占，逼仄异常不说，转角居然摆放着赛金花的钢琴（倒像是真品），昔日清雅之气，颇有些荡然无存之憾。

遇上赛金花的钢琴当然是个意外，来曲园一游也主要是因为当年在此发生的一段公案。1901年春，章太炎往苏州东吴大学执教，特前去拜望恩师俞樾，并谒先生于春在堂。孰料俞樾对其来访火冒三丈，并声色俱厉地斥责章太炎“背父母陵墓，讼言索虏之祸，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曲园无是弟子，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俞樾是晚清着名的朴学大师，以其学识、人品、修养乃至八旬之身，而对昔日寄以厚望的弟子如此毫无留情面的诟责，不但当事人章太炎为之惊诧莫名，在旁人看来，也着实有些大跌眼镜。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1年生于浙江德清，1850年中进士。朝考时，俞樾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破题，得主考官曾国藩之激赏，拔第一，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由此受恩于曾门。翰林院散馆后，俞樾留馆任编修，后外放河南学政，不久被罢官而潜心学术，先后主持苏州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门下弟子数以千计，师生关系一向融洽，西湖孤山下由弟子们集资修筑的“俞楼”（号“小曲园”），即为明证。

《论语》中载，诸侯卿季氏比周朝公侯还要富有，而弟子冉求还要帮他聚敛财富，孔夫子大为恼火，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公开声明“非吾徒也”，那就是将学生逐出门下，即所谓“破门”。被厉责之后，章太炎也是气愤难平，当晚写下《谢本师》一文，自我宣布师徒关系一刀两断。类似案例，在当时决不是小事，因为传统的师生关系并不亚于父子，学生之于老师，除求学外尚有尊亲之意，即使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为社会伦理所不容。

那读者或许要问，俞樾与章太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俞樾如此大光其火？这恐怕要从章太炎的性格与经历说起。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其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自幼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孰料初次参加县试时突发癫痫而弃考（后不再参考）。1890年，21岁的章太炎奉父命入杭州诂经精舍，拜在俞樾门下学习七年，之间学问大进，很受俞樾的赏识。

但是，章太炎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甲午战争的惨败打破了。1896年，章太炎不顾俞樾的劝阻而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时务报》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维新报刊，康、梁当时更是炙手可热，俞樾有什么理由要反对章太炎前去帮忙呢？原来，就在当年，刚中进士不久的康有为路过杭州前来拜见俞樾，后者请了几个得意弟子作陪，其中就有章太炎。康有为的名作《新学伪经考》指“刘歆古文无一不伪”，一时惊动士林，帝师翁同龢阅后认为康“窜乱六经”，“真说经家一野狐也”。在俞樾看来，章太炎最崇尚刘歆，而康有为最排斥刘歆，今文古文，两者水火难容，针锋相对，若彼此共事，必生事端。果不其然，章太炎次年即与康门子弟冲突，章被殴受辱而退出《时务报》。

1898年后，章太炎又受张之洞之邀赴武汉筹办《正学报》，但未及一月即离去。当年七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担任《昌言报》主笔，其间言行乖张，被人戏称“章疯子”，让俞樾很是难堪，师生之间开始出现矛盾。据说，另一弟子宋恕每次给俞樾写信都要替章太炎申辩，说他“明于理而昧于势”，“才高丛忌，谤满区中”，宋也常将“师谕”向章太炎“先后袖示”，但后者仍旧我行我素。

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最后慌不择路，避祸台湾，不久又转赴日本。庚子年后，章太炎对清廷彻底绝望，由此走上了激进之路。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并参与唐才常组织的“中国议会”，但制定章程时，章不满于唐才常否定清廷合法地位的同时而又请光绪皇帝复位的矛盾做法，竟愤而当众剪辫脱衣，声明退会。

章太炎的种种荒唐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俞樾的耳中，最终酿成了前文所说的曲园“破门”公案。在俞樾看来，章太炎既然无心科举，无妨做个学术中人，以其偏激性格，本不适合从事政治，其投康门，一错；投革命党，一错再错。事实上，俞樾并不算是顽固的人，如其遗言所说：“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之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精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子弟也。”但是，俞樾反对民族主义，忠君爱国的底线不能破。如辜鸿铭所言，曾国藩最英明的地方在“不反满”，反则群雄并起，天下荼毒。以梁启超之才、章太炎之学，为革命添柴加火，功不可没；然革命之后，遍地鸡毛，其责亦不可逃也。

以笔者的揣测，俞樾的大光其火或与其自身的遭遇有关。1855年，俞樾经差放考试后外放为河南学政。按说这是优差，常例三年所得即可供一生之需，但这差最后被俞樾自己搞砸了。两年时间不到，御史曹泽弹劾俞樾在科考命题时割裂经义，有戏君、反君之意。原来，古代科考出题范围限于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避免重复，一些考官便割取其中某句或半句为上半部分，再配上意义并不相关的下句为下半部分，配合而成考试题目，即所谓“截搭题”。曹泽举出的三个题目：“君夫人阳货欲”一题过于戏侮；“王速出令反”（原文为《孟子。梁惠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有鼓动造反之意；“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原句为《孟子》“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则可理解为“无君而有我”，大不敬。由于当时正是太平军造反的敏感时期，身为学政的俞樾不免犯了大忌讳，最终被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此前，俞樾在科考与仕途上都是顺风顺水，这次的打击来得极为沉重而彻底。古代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让这种人生理想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其打击之大，及由此带来的生计困窘，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后，俞樾或许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才学过人而自负轻佻，恐终遭大祸。他的暴怒，恐怕也是担心章太炎也会遭遇自己的不幸，甚至更坏。

不过，事情过去后，俞、章两人并未真正断绝师生关系。对于章太炎，俞樾仍以门生看待，1901年8月，还以《秋怀》四首索和，章太炎也“如命和之”，并表示将以前的不快“相忘于江湖”。但令人奇怪的是，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持《民报》时，却在其九号刊上公开发表了《谢本师》一文，其中对俞樾忠于清廷的做法大加批判（其发稿动机究竟是《民报》缺稿还是旧怨或是表明革命态度，不得而知。不过，未闻其同门弟子因此文而责问章太炎，或许其传播不广。文章发表后，大概章太炎自己也觉得不妥，其文集有意不收入此文）。

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哀悼之余，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一篇《俞先生传》，对老师的学术与人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发表《谢本师》一文的荒唐事，章太炎自己也有些悔意，他在写给孙诒让的信中说：“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

结论：

章太炎：跟不上潮流被革命抛弃 回归传统成国学大师

章太炎的一生都很矛盾，他既要革命，又想保留国粹；既要共和，又反对代议制政府；既是儒者，又向往佛教……据其弟子陈存仁说，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必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只要是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嘿尓顾他，不做灌夫之骂。暮年的章太炎，志趣与早年迥然相异，日趋平实，其涵养功力日渐深邃，他曾给人写条幅，自嘲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从突破传统到最后回归传统，章太炎最终从斗争中得到心灵的解脱。但不幸的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思潮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烈，他最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被“革命”所抛弃，而他晚年在着作中表现出来的“疯”，何尝不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孤愤”。所幸的是，在闭门不出、专心学术后，章太炎并没有辜负他的才华与早年的学术训练，终成一代国学大师；而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在百年“革命潮”过去之后，早已湮没无闻矣！

腾讯文化 2013-11-14 21: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