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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北伐。就在北伐正式出师的前两天，即１９２６年７月７日，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刊出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此文一出，各界哗然，国共两党内部更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书面指责共产党是破坏北伐，蒋介石在公众集会上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声言一定要制裁中共，并禁止购买《向导》报，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史学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是反对北伐的，其文章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间的感情，破坏国民革命。国内史学界也以此文为依据，认为陈独秀是反对北伐的，并且是他“右”倾机会主义最有力的证据。近些年来，理论界对此有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也想对此项研究有个尝试，总的来说，陈独秀是赞成北伐的。
　　　　　　一
　　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用军事手段统一全国。孙中山先生在１９１７～１９２４年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北伐，但均告失败。为完成北伐大业，国共两党于１９２４年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合作，两党对北伐态度是一致的，“只有缓进急进之分”〔2〕。早在孙中山先生进行北伐时，陈独秀就提出了自己的北伐军事计划。他从当时反革命商团军势力的膨胀考虑，提出：“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3〕然而国共两党决定北伐前夕，不少人以《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为依据指责陈独秀反对北伐，联系上述陈独秀及中共对北伐的态度，这种指责不能令人信服。而要弄清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和主张，最有力的证据应该是他当时写的文章、信件及当时中共的文件。
　　先就他的文章而言。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５日，陈独秀在《向导》报上发了一篇题为《南方形势与国民党》的文章，认为：“两广迅速出兵援湘，并且对邻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适当的策略。”〔4〕文中已谈及广东国民政府向北发展的有关北伐的问题。后又在《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面应采取的态度》一文中认为：“北伐战争就应该‘先讨吴后讨张’，这是国民政府不易的军略。”〔5〕６月４日，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又谈到了自己对北伐的看法，信中说：“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6〕１０月，北伐军击溃了吴佩孚军阀势力，针对形势，陈独秀又主张：现在“第一步是要消灭孙传芳势力；第二步是要消灭奉张势力。”〔7〕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北伐，完成革命。这些言论均出现在他于北伐前后几个月写的文章、信件里，足见他对北伐的赞成态度是鲜明的。对待北伐这个２０年代重要的事件，陈独秀不仅表现出了关心、决心，而且提出了在军事上的独到见解，所以说他对北伐的态度决不是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
　　另外，再看这个时期中共有关方面的文件。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组织原则还不够健全，陈独秀在党内推行的是家长制，中共的文件也多是陈独秀个人思想、意志的体现。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０日《向导》报第１４５期刊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一文，号召民众支持国民军的行动。稍后，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二月中央特别会议，会后的《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文件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已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8〕这表明了中共对北伐的明确态度及北伐前夕的任务，力求动员民众为北伐作准备。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虽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对北伐的观点和会议是一致的。他说：“那时，我还不知道北京会议的决定，但我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当时我曾打电报给北京，电报中说，第一，必须解决北伐问题；第二，党中央应当留在北京。”〔9〕北京二月特别会议原计划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一是关于仲甫（陈独秀）同志，他因病势沉重已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二是北伐问题。而在开会之初，中共已接到陈独秀来自上海的电报，“谓已经能扶病视事”〔10〕，这个消息也就减轻了大家的担心和忧虑。会议便以北伐作为中心议题，集中讨论了现时的时局和当前的任务，这和陈独秀在电报中所说的第一任务是一致的。
　　５月１日的《校刊》中《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一文强调：“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11〕同日《校刊》中另一篇文章也一再强调北伐的重要性：“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国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12〕５月１２日，《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是：“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奉直军阀！”〔13〕从上述资料中不难看出，在那个时期，中共一直把北伐视为工作的第一等问题，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如果持反北伐的观点，这是根本说不过去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二
　　显然，陈独秀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个别词句确是令人迷惑，例如：“（北伐）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但是，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却不难得出陈独秀写此文的真实用意之所在。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国共关系。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都在向革命反扑，公开与人民为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的老右派云集北京，召开了所谓的“西山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等１３人组成了“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共。西山会议发出的二号训令中提出各级党部都要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者，要开除国民党籍；有职务者一律撤职；如多数为共产党员者，党部应予解散。还极力反对国共合作，鼓吹国共两党是水火不容的，根本不具备合作的条件。说什么一个空问不能容纳两个物体，国民党已大权旁落，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他们另立中央，公开分裂革命。而在广东革命根据地，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也开始和北方的老右派相呼应。３月２０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即“三二○”事件。借此，他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又打击了国民党老右派，控制了广州的局面，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垄断地位。５月１５日，蒋介石又以“整理党务案”为由，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不得担任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等，“目的完全在压制共产党”〔14〕。“三二○”事件在客观上给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反动势力打开了闸门。６月５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军七个军及海空军。根据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北伐出征后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
　　蒋介石及国民党老右派的反共行为，引起了陈独秀及中共的一部分人的忧虑，但是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和进一步北伐，中共一直容忍。直到６月４日，中共才发表了《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示了对事态的一些意见。６月９日，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辨明了“三二○”事件的真相曲直，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但他还是希望团结蒋介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然而，蒋介石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和他所挟持的国民政府的行为，同中共的距离越拉越大了。蒋介石公开和老右派接近，蒋作典、田桐、茅祖权等老右派回到广州，广东地方的土豪劣绅势力也一天天抬头，组织民团武装与蒋介石的军队联合向农会进攻，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情时有发生。
　　此时的蒋介石日益暴露出独裁及军阀作风。他竟然命令在黄埔军校内升挂“蒋”字大旗，吃饭时还让军乐队为他伴奏。为了筹集北伐军费，除发行公债外，他还打着北伐的旗帜，在农村征收各种捐税，强行发行战时流通券。这些做法势必会进一步巩固地主、高利贷者和官吏的地位，但却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有甚者，在征收的捐税当中竟以鸦片税作为主要军饷来源，使得广东农村毒、赌遍地，风气败坏。陈独秀为此诘问：“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15〕针对这种严重的事态，陈独秀以一个政治家的风范撰写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说：“若其中夹杂有投机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在农民问题上，他指出：“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共的主张：“国民政府之北伐军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蒋介石反人民的军阀本性已露了出来，因此，陈独秀怀着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写下了这篇文章，提醒共产党及民众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应高度注意、提防，此文也是共产党人对蒋介石一次很大的鞭鞑。
　　其次，还应看到当时南北关系发展的局势。当时吴佩孚南下湖南，唐生智在湖南的国民革命军不敌吴的进攻，国民政府为了两广根据地的安全需要，于１９２６年５月派李济深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进入湖南作战，北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陈独秀针对当时的局势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指出：“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阀，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国民党内一些人看到“不是怎样北伐，而是怎样防御”的词句，便认为陈独秀反对北伐，动摇军心。其实陈独秀这样说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国民政府的北伐也的确是先从战争防御开始的。这时不仅要防御吴佩孚的南侵势力，还要肃清广东根据地的土匪势力，解决地主豪绅的武装，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防御陈炯明、林虎、魏邦平反动势力的进攻，对这些反动势力要尽力粉碎；同时，还要注意香港的帝国主义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反扑，所以广东政府出兵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先做好防御。后来，在唐生智已攻下长沙，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势力已渐次崩坏，现在吴佩孚不但是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在问题。”〔16〕所以，中共指出：“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17〕。这也就点出了广东政府出兵的第二步，即从战争防御转入进攻（正式北伐），这与陈独秀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看法就是当时最客观存在的局势，也就是北伐开始于防御。
　　再次，在北伐军问题上，国共两党意见分歧颇大。中共主张统一编制，补充足额，除李福林的第五军不编入北伐军作战外，余下各军都要有一个统一的编制。而蒋介石却持相反的意见，主张一面打仗，一面练兵，各军按原有兵员械器编制，其目的是扩充他自己的军队，即嫡系第一军，极力反对各军均衡发展，以便他以后可以凭实力操纵其他各军。当时，陈独秀个人认为共产党应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但共产国际的鲍罗廷提出反对，强令陈及中共：目前共产党应为国民党作苦力。所以从力量对比上看，北伐军明显力量单薄，而北洋军阀却是“兵强马壮”。此外，蒋介石还以北伐为借口，压抑广东的工农运动。第五军的李福林部以剿匪为名，镇压农民运动，破坏农会，可见军队的革命意识上还有问题。针对这样的兵力与意识，陈独秀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指出：“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之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
　　可见，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一方面，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另一方面必须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的利益。而蒋介石等人对待此文却持断章取义的态度，置陈独秀的善意提醒于不顾，攻击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是反对北伐的，达到了他的某些目的。
　　　　　　三
　　陈独秀不仅赞成和支持北伐，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要取得北伐的彻底胜利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民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这一民本主义思想始终贯穿于《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以及他的其他文章中。
　　针对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状，陈独秀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国在政治上首先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没有独立主权，其次，国内人民又饱受军阀割据混战之苦。面对强大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革命力量必须团结民众，以民众作为革命的根本。陈独秀所说的民众包括农民、工人、商人、士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之前，必须唤醒民众一块参加革命，共同推翻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以自求解放，这才是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他呼吁：广大民众“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至少也要摇动当地军阀的统治地位；各地民众若不自起奋斗，专门坐待北伐军之到来，便是极大的错。”〔18〕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在分析民众的苦难之后，号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中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学生和大资本家等，建立起国民的联合战线，打倒国内军阀，共同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
　　没有组织的民众将是一盘散沙，而组织起来的民众将形成推动革命胜利的一股洪流，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多次呼吁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建议广东政府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19〕而据６月３０日的统计，全国有农民运动的只有１２个省区，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发展较早，农民组织有６４万人，占１２个省区的２／３还多，１２个省区农民组织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及全国农民总数的０．５％，民众的组织还很弱小。而陈独秀写《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主旨之一就在于推动民众组织的发展，以顺利、彻底地进行北伐。陈独秀还以“国民二军之溃败”为反面教材，提醒当局注意：“农民政策之失策”、“剥夺人民之自由”和“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必使农民对革命产生怀疑，这样就会丧失坚实的民众基础使北伐走上“国民二军之溃败”的老路。
　　后来的历史证明，尽管那时的民众力量还相当的弱小，发挥的作用也还有限，但沿途组织起来的民众给了北伐军以各种帮助，使得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得以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３日陈独秀就他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来自各方面的诽谤，写了《答张人杰符＠①黄世见冥飞》一文，再次指出自己写作的主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警告国民政府当局”〔20〕。文章酣畅淋漓，言辞犀利，可以说是中共自“三二○”事件以后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反革命倒行逆施最有力的回击。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使得当时的“投机的军人政客”感到不安，此文向群众宣传了中共对北伐的主张，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在政治上陷入被动，而“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我们的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21〕。可见陈独秀这一纸文字的政治分量，确是北伐历史上的一记重音！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27～629页。
　　〔2〕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陈独秀着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069页。
　　〔3〕陈独秀：《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陈独秀着作选》第2卷，第760页。
　　〔4〕陈独秀：《南方形势与国民党》，《陈独秀着作选》第2卷，第1025页。
　　〔5〕陈独秀：《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的态度》，《陈独秀着作选》第2卷，第1034页。
　　〔6〕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陈独秀着作选》第2卷，第1069页。
　　〔7〕陈独秀：《我们现在怎样争斗？》，《陈独秀着作选》第2卷，第1116页。
　　〔8〕〔9〕〔10〕〔11〕〔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40-41、81、55、60、102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3册，第530页。
　　〔14〕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版，第１２２页。
　　〔15〕陈独秀：《答张人杰符＠①黄世见冥飞》（北伐问题），《陈独秀着作选》第２卷，第１０９７页。
　　〔16〕〔17〕《中央通告第一号——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６），第２６６、２６８页。
　　〔18〕陈独秀《答张人杰符＠①黄世见冥飞》（北伐问题），《陈独秀着作选》第２卷，第１０９４页。
　　〔19〕《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６），第８２页。
　　〔20〕《陈独秀着作选》第２卷，第１０９４页。
　　〔21〕《中央局报告（九月份）·国民党内的变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６），第３４８页。
人文杂志西安86～90K4中国现代史苗体君19981998广江湛江水产学院社科系；邮政编码：５２０４０２５ 作者：人文杂志西安86～90K4中国现代史苗体君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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