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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创作曾被作为文艺发展的方向而加以提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赵树理这位先行者的后面并没有发现多少赵树理式的人民作家。这给“赵树理方向”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无疑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难道赵树理的创作真的是高不可及的范本？难道“赵树理方向”是脱离创作实际的对新文艺工作者的过高要求？或者说，赵树理及其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本文通过对赵树理创作的主题思路和审美取向的论述，拟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并进而分析赵树理的创作对当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启迪意义。
　　 一．核心和内蕴：革命的功利主义
　　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该以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好象主要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所特有的。”[3]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超阶级的文艺，任何文艺都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某一个阶级的思想倾向、观念意识，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
　　赵树理是来自人民大众中间，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和革命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他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自觉地用手中的笔去为党的事业和现实斗争服务，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原则。他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斗争，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战斗力。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他解释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4]这番话说出了赵树理的创作动机。他有十分明确的创作目的，他要用笔来“干预生活”，揭露现实中存在的矛盾。这就使他的作品贴近生活，与现实密切相关。他写《小二黑结婚》，是因为看到当时新解放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民主觉悟不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传统观念，他认识到如果不改变农民的落后意识，年轻一代就不可能获得幸福。他写《李有才板话》，是由于发现在工作中类似章工作员的人很多，老杨式的干部太少，而要做好工作，需要提倡老杨式的工作作风。他写《锻炼锻炼》，是要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他写《三里湾》，是要探讨农业合作社该不该扩大的问题。诸如此类，赵树理对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加以深入研究而后用小说的形式加以具体生动的表现。他的小说大都是这样写成的。
　　某些论点对赵树理的批评、指责集中在赵树理的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在他们看来，文学就是“文学”，是不能配合现实斗争，不能为政治服务的。他们以这个标准来贬低、否定赵树理的创作。有人甚至把十七年文学中出现的“赶任务”、“写中心”都算在赵树理头上，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赵树理提出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他长期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结果。在斗争中他认识到，作为有着无产阶级思想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革命作家，必须要反映和描写现实斗争，决不能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而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及出众的艺术才华，使他能够把自己的感受熔铸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他正是以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福贵、孟祥英、吃不饱、小腿疼等一系列具有很强典型意义的形象来表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达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赵树理的创作与“赶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对于那种上级有什么口号、指示就去找什么材料应付的做法，赵树理是反对的。他指出：“这种赶任务的办法，往往是写不出好作品的。”[5]他认为，作家离开了群众才会有赶任务的问题，只要不脱离群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上级作为任务而提出来的号召，都是在群众中、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的问题，如果作家生活在群众中间，参加社会现实斗争，对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那么他写出的作品就会与上级的号召相吻合，就不会感到是在“赶任务”。因此他认为一个真正与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作家，一个对现实斗争有着切身感受的作家，是不存在“赶任务”的问题的。赵树理的优秀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福贵》、《锻炼锻炼》、《登记》、《邪不压正》等，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问题而把它们作为题材及时自觉地写出来的。正是由于他对现实有着深刻认识，因此他的作品既不是“赶任务”图解政策，又很好地达到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
　　赵树理是一个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自觉地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使他的创作与那些逃避现实、描写风花雪月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迥然有别。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对现实对人生对文学的深刻认识，又使他不盲从，不人云亦云地去写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独特的贡献在于他不是浮光掠影地去反映生活，而是抓住了生活的本质。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天地里，赵树理没有满足于对新生活、新事物、新世界的歌颂和赞美，而是深入生活，冷静地谛视现实，捕捉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它们用生动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思考，达到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目的。赵树理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变革和新旧交替时期人们的思想矛盾及社会生活。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极少有人能达到赵树理那样的现实主义深刻性。赵树理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揭示，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实践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主张。
　　如果对赵树理的小说进行系统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创作既配合了各个时期的现实斗争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四十年代初期，赵树理一方面看到解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另一方面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观念给农民的思想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广大农民尽管生活在新的社会里，但封建观念和迷信思想并没有消除，而这些旧意识旧观念如果不予以克服，就会严重地阻碍社会进步。基于这样的认识，赵树理写了《小二黑结婚》，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这两个封建观念和迷信思想的代表人物，通过对这两个典型人物的细致刻划，揭示了旧观念对人的束缚和毒害，而又借这两个人物的最终转变，反映出新思想新观念战胜旧思想旧观念的历史必然性。土改时期，赵树理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党的干部缺乏新的时期农村工作经验，存在着不良的工作作风，广大农民还没有被真正地发动起来，因此他写了《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优秀作品。《李有才板话》在塑造农民形象、描写农村阶级关系的同时，通过对老杨和章工作员这两个党的干部工作作风的对比，提出了新时期农村党的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发人深思。《邪不压正》则提出了从思想上彻底打倒封建主义，普及民主思想，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问题。封建政权被推翻并不等于农民已把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还需要作十分艰苦的努力。合作化运动时期，赵树理的创作在全面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及其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着力揭露了阻碍合作化运动的消极落后因素。《三里湾》以其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深刻描写显示出巨大的艺术成就。作品没有局限于对正面力量、新生事物的歌颂，它通过对“铁算盘”马多寿、“翻得高”范登高及袁天成等新老中农形象的描绘，揭示了消极落后思想对合作化运动的阻碍，从而表现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艰巨复杂性。《锻炼锻炼》进一步指出了农民中落后观念的严重性。小说主要描写了小腿疼和吃不饱这两个有着严重私有观念的落后妇女形象，揭示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相当充分地说明了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而要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则是一场更为艰巨、更为持久也更为重要的斗争。到六十年代，赵树理针对一部分青年出身农村却又鄙视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写下了《互作鉴定》和《卖烟叶》等作品，提出了青年教育问题。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赵树理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从现实斗争出发，如实地反映和描写现实生活，很好地发挥了配合现实斗争的作用。而思想认识的深刻独特和社会经验的丰富阔大，使他能够从一个个独特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为现实斗争服务。因此，当许多作家都还只在正面反映农民的翻身解放，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时候，赵树理一方面固然也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并加以歌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新社会的表面认识和歌颂上，而是具体地深入地探索社会的复杂形态，研究阻碍社会进步的种种消极落后因素。为了使社会更快地向前发展，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赵树理偏重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落后因素。正是在这些方面，赵树理显示了自己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赵树理对新社会新生活怀着满腔热情，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描写农村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完全出自改造农村社会、建设新生活的愿望。他的小说大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就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一番斗争后，革命的进步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消极的落后因素。这些结尾尽管有的显得仓促或过于简单，但总的来看，很充分地反映出赵树理对现实生活的思想认识。这样结尾，使作品洋溢着浓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
　　赵树理正确地辩证地把握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与社会革命和现实斗争相结合，表现出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的作品既充分地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又很好地发挥了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作用，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艺术精品。
　　 二．出发点和归宿：文艺为大众
　　赵树理是杰出的人民作家。他一生倡导并努力实践文艺“为大众”的创作主张，写出了大量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三十年代初，左翼文艺界认识到“五四”新文艺与工农相脱离，未能深入人民群众、为大众服务，因此展开了前后将近十年的大众化问题讨论，明确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在对“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左翼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已作了初步尝试，努力创作大众文艺（如通俗歌谣）和方言小说。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的，反动当局采取各种手段隔绝革命文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文艺大众化的实现。此外，当时左翼作家也没有真正深入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与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未能打成一片，因此三十年代并未真正实现文艺大众化。
　　《小二黑结婚》是文艺大众化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篇小说的发表使赵树理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真正解决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第一位作家。三十年代左翼进步文艺界撒下的种子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此后，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的接连问世，进一步显示出赵树理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巨大成就。赵树理的创作使文艺大众化运动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赵树理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之所以能在文坛上脱颖而出，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成绩卓着，与他的出身、经历、修养、社会环境以及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奉行文艺“为大众”的创作主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赵树理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在农村长大。他亲身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炼，体验到农民所特有的精神世界。他对农村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社会关系进行过细致观察，有着深切的了解。他始终与农民保持着血肉联系，对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感受极深。他亲眼看到农村文化市场被封建文化牢牢盘踞，农民所接受的只能是充满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思想的那一套货色。为了向人民群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破除封建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同时有感于“五四”新文学脱离人民大众，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接受，他确立了文艺“为大众”的创作方向。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当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1]不当“文坛”文学家而当“文摊”文学家，这是赵树理“为大众”的文艺观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从这里可看出赵树理创作的根本目的。文艺“为大众”是赵树理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尽管《小二黑结婚》发表于1943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但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创作这篇小说时，赵树理还没有看到《讲话》，更不用说了解《讲话》的内容。他的“为大众”的文艺观是基于对农村文化现状的深入思考，和对新文学使命的深刻理解而确立的，表现出高度的思想觉悟和文学的自觉意识。赵树理这一文艺观早在三十年代就已萌发了，只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努力难以成功。在四十年代解放区的自由天地里，赵树理的创作才能终于得到充分发挥，他的文学主张终于得以顺利实现。1949年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赵树理说：“在十五年以前我就发下洪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但当时的报纸为封建势力所把持，这一愿望无法实现，“直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文艺工作新方针之后，在党的培养和帮助之下，我的这一志愿才得以畅顺的发展。”[2]毛泽东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号召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解决了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赵树理“为大众”的文艺观与《讲话》的精神是吻合的，因此当他学习了《讲话》以后，创作立场便更坚定了，创作方向更明确了。《讲话》使赵树理创作大众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思想上或者理论上确立文艺“为大众”的观点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是否把这种主张真正贯彻于创作实践，写出民族化大众化的优秀作品。赵树理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不仅明确提出文艺“为大众”的创作主张，而且始终坚定地实践着这一主张，坚持文艺大众化方向，在创作中真正做到了文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充分显示了文艺大众化的实绩。
　　赵树理“为大众”的文艺观体现了时代的必然要求。在新的时代，人民群众成为新世界的主人。这就要求文学去描写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赵树理顺应了历史的这一要求，他自觉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表现出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赵树理把文艺“为大众”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使他与一切轻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看不起大众文艺，缺乏创作大众文艺的热情的作家区分开，显示出文艺观中的大众化、人民性思想。而独特的生活经历，与农民的血肉联系，以及出众的艺术才华，使他在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上得到“畅顺的发展”。这一点又使他与主观上愿意创作大众文艺但又缺乏条件或成就不大的作家相区别。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人民大众作家，也是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他最早实现了《讲话》所期待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道路上一面光辉的旗帜。
　　 三、审美特征和趣味：乡土的大众的风络
　　赵树理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多次表示：“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6]“为大众”的艺术观决定了赵树理创作的基本特色。赵树理认真研究和探索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情节结构的设置，一直到语言的运用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即乡土的大众的风格。我们说它是乡土的，是因为它来自乡土社会，完全是土生土长的；说它是大众的，因为它来源于人民大众，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赵树理认为，我国人民大众接受的主要是民间传统文艺，他们所习惯所熟悉的主要是民间文艺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在他看来，中国民间文艺的优秀传统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在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上，把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的叙述之中；（二）在结构上，有一贯到底的故事情节，前后衔接自然；（三）在每个段落上都设些“扣子”，用保留故事中种种关节的方法来吸引读者；（四）在粗细问题上，凡与主题的表现直接有关的应细写，其它可以粗一点描写。[7]赵树理道出了民间文艺的真谛，他正是在广泛地吸收民间文艺的丰富养料的基础上从事创作的。在学习民间文艺的同时，他还努力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他曾明确表示：“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8]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融合构成了赵树理创作的艺术特征。
　　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性强，结构严谨，这与他接受古代小说和民间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小说和民间文艺都把构思情节放在第一位，以故事情节的大开大合、曲折生动、跌宕多姿取胜。赵树理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小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结构。赵树理小说的这一结构特点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大众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审美习惯，他们喜欢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生动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普遍喜爱的民间广泛流传的说唱文艺正体现了这一特点。赵树理生长在农村，从小接受了民间文艺的熏陶，谈过大量的唱本、弹词和章回小说，能演戏会说书。在长期的实践中，他对人民大众审美欣赏习惯的了解和把握和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正是由于他了解人民大众喜欢什么欣赏什么，他的作品才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
　　赵树理小说情节完整曲折，十分注重故事性。《小二黑结婚》紧紧围绕小二黑、小芹的婚姻结构情节，展开故事，小说共分十二节，每节都有一个小标题，相对集中地叙述一个人物，描写一段情节，各部分合在一起则组成一个完整紧凑的结构，不枝不蔓，生动曲折，显示出赵树理结构情节的高超才能。又如《邪不压正》，作品以王聚财的女儿软英的婚事为线索展开描写，借以表现土改斗争中农村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地主刘锡元强迫软英嫁给他的儿子刘忠做填房，不久来了八路军，刘锡元被群众斗死，刘忠因守孝而未能娶软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农会主席小昌借王聚财被错斗之机，逼软英嫁给他的儿子，这时情节陡转。正当软英孤立无助悲苦无告的时候，上级派来了工作组，软英勇敢地揭露了小昌的真面目，并解除了与刘忠的婚约，终于与心上人小宝结婚。赵树理的作品大都这样有着生动曲折的情节，环环紧扣，故事性强，很能吸引读者。
　　在安排小说结构时，赵树理善于设置悬念，安排“扣子”。这与他深受民间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民间文艺作品尤其是话本中，十分注意设置悬念来吸引读者。赵树理摒弃其讲究噱头的弊病，吸收其长处，把它融入情节的合理发展中，组成完整的浑然一体的结构。由于悬念和“扣子”设置得恰到好处，因此作品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充满艺术魅力。《登记》以罗汉钱为贯穿线索，迂回曲折，悬念迭起。小说选写小飞蛾从女儿艾艾的口袋里发现一枚罗汉钱，非常紧张，她立即去翻自己的箱子，结果也找到了一枚罗汉钱。小飞蛾为什么紧张？这两枚罗汉钱又是什么关系？这些悬念迫使读者往下读。而后，作者由罗汉钱引出小飞蛾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读者读到这里，满以为小飞蛾一定会从自己的痛苦中吸取教训，同意女儿自由恋爱，不料小飞蛾却坚决反对女儿的婚事，非要给她“包办”不可。小飞蛾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到底是什么结果？艾艾命运如何？一连串的悬念迫使读者一口气把作品读完。当看到艾艾和小晚这一对有情人终于结成美满婚姻，悬念这才消除，读者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整个情节集中紧凑，跌宕多姿，生动曲折，“悬念”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赵树理小说的“悬念”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既出人意料又符合生活逻辑，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有机统一。
　　赵树理小说在结构方面还有一个显着特色，那就是大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团圆主义”作为封建文艺的一个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曾经遭到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抨击。赵树理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与封建文艺的“团圆主义”模式有着质的区别。赵树理运用这种结构形式固然是为了适应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他们善恶分明，总希望坏人得到惩罚而好人终有美满的结局；然而更主要的则在于他对党所领导的新社会的高度认识和无限热爱。生活在生机勃勃的新社会，赵树理无比兴奋和喜悦，他要用笔讴歌这新的天地、新的世界，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乐观向上、昂扬健康的气氛。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掩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不回避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和曲折，但他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必将战胜落后的反动的力量。“大团圆”结局正显示了他的这一思想认识。在赵树理的作品中，进步的革命的事物在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之后，最终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事物，从而很好地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这样结尾是真实的，符合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它与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粉饰太平的“瞒和骗”的“团圆主义”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
　　赵树理小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但这并不意味着赵树理是只重写事不重写人的作家。其实，赵树理很善于描写人物形象，在创作实践中，他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小飞蛾”、孟祥英、福贵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赵树理描写人物的手法是独特的。他的小说往往不是以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来结构情节，而是在事件的发展变化中表现人物命运，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刻划人物性格。《小二黑结婚》通过对小二黑和小芹婚姻问题的展示，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描写生动的人物形象。善良、老实、迂腐而迷信的二诸葛，浮浪轻佻、游手好闲、装神弄鬼的三仙姑，勇敢、勤劳、大胆追求爱情的小二黑，美丽、纯洁的小芹，这些形象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都较为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再如《李有才板话》，随着村长改选、李有才出走、老杨下乡蹲点、清除恶霸等情节的展开，人物形象依次出现，并在事件的推进过程中，人物个性完整地展现了出来，诸如李有才的机智幽默，老杨的踏实严谨，老秦的胆小怕事，章工作员的武断粗暴，阎恒元的老奸巨滑，刘广聚的奴性十足等等，无不跃然纸上，维妙维肖。
　　在描写人物形象时，赵树理还善于给人物起绰号，通过绰号形象地揭示人物个性。给人物起绰号，这种表现手法由来已久，古代小说和民间艺术中常有运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人人都有绰号。绰号的种类很多，可以是夸大人物外形的某一特征，也可以是突出人物的某一性格，不一而足。赵树理吸收了这一传统。“三仙姑”、“二诸葛”，令人一看便知人物与迷信有关，而“小腿疼”、“吃不饱”则是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爱钻集体空子的落后妇女的生动概括。同样是落后妇女，“常有理”、“惹不起”这两个形象作者则突出了她们顽固守旧、不讲理、爱撒泼的一面。赵树理给他笔下人物起的绰号是很形象贴切的，那些绰号入木三分地概括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它们是那样生动，以至于读者甚至只记得绰号而忘了其本名，从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赵树理小说在语言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顺应农民的欣赏习惯，从活生生的群众口语中寻找原料，进行加工提炼，形成了明快简洁、幽默朴实的语言风格。与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不同，赵树理很注重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努力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创作。他完全摒弃了欧化句法，消除了“学生腔”，达到了高度口语化。不仅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做到口语化，叙述性语言也无不是地道精湛的群众口语，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的大众化。需要指出的是，赵树理在语言方面并非只是一味迎合和迁就群众的习惯，他很注意提炼群众的语言，他的文学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而形成的，既是大众化的，又是个性化的，“以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9]当然，他的这种提高是以人民大众能否“听得懂，愿意听——或看得懂，愿意看”为标准的，因此，《小二黑结婚》里没有用“然而”、“于是”之类知识分子的习惯用语，因为当时的群众“听不懂”、“读不懂”。[10]尤需指出的是，赵树理语言的通俗朴素并非粗俗浅陋，它具有自然天成的本色的美，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事实上，赵树理作品的语言既有很强的通俗性又有高度的文学性，既是口语化的又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在现代作家中，象赵树理这样在语言方面取得这样高成就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乡土的大众的风格构成了赵树理创作的基本审美特征，这是赵树理积极实践“为大众”文艺主张的必然结果。然而有的人却贬之为“土气”，似乎一与“土气”沾边，艺术价值便要大打折扣。但我认为，即使真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土气”，也自有其不可低估的艺术价值。“阳春白雪”固然应该赞赏，而“下里巴人”能为更多的人所喜爱，同样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赵树理的乡土的大众的艺术风格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文学史的发展早就表明，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它的群众性和普及性，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地倒是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尔基说：“真正的美，正如真正的智慧一样，是非常朴素的，并且是人人理解的。”[11]赵树理的创作正有着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他的乡土的大众的风格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而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的集中体现。赵树理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充分显示出解放区及建国初期新文学的实绩，代表着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注释：
　　[1]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长江文艺》创刊号，1949年6月出版。
　　[2]荣安：《人民作家赵树理》，《解放日报》1949年10月4日。
　　[3]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第216—2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
　　[4]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
　　[5]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
　　[6]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文汇报》1963年6月2日。
　　[7]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8]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9]赵树理：《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人民文学》1958年第5期。
　　[10]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广西日报》1962年11月13日。
　　[11]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248页。
　　
　　
　　
青海师专学报：哲社版西宁59-6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方忠19971997革命功利主义 文艺大众化 乡土的大众的风格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大学文学院 作者：青海师专学报：哲社版西宁59-6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方忠19971997革命功利主义 文艺大众化 乡土的大众的风格

网载 2013-09-10 2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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