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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阐释的“终极性”
　　在我们学术研究中，很长时间以来，就有一种思路，追求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的、统一的、终极的阐释，希望通过自己的阐释，给对象或问题找到有系统的，合乎某种逻辑，有清晰发展、变化轨迹的、甚至是最终、不可易移的解说或答案。
　　这种情况，在鲁迅研究中，比较早比较明显的是从瞿秋白开始的。把鲁迅放在从满清末年到他那时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历程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界定”鲁迅在这段时间经历了二次（辛亥革命前后，“五四”——1927年）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伟大分裂”；用阶级划分的方法，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归类划分（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流浪人／薄海民等等），然后，在这种话语框架中，将鲁迅在革命阶级中的地位、作用、思想的变化，作了阶级归属，历史性质的定性、定位——1927年前，个性主义、进化论；1927年后，集体主义、阶级论；1927年前，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逆子贰臣，1927年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怎样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最终完成属于什么阶级性质的思想变化等等。其结论的终极性、完整性、统一性是十分明显的。
　　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一段论述，其思路与瞿秋白一脉相承，但话语的终极性却大大超过瞿。短短158字（包括标点符号）中，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再加一个“空前”。显然，这里对鲁迅的话语已经不是对一个人，一个战士，甚至不是对一个通常意义的“民族英雄”的阐释了。
　　这里要指出的，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家，他们的阐释，有其根据和道理，而且，从政治上，也反映了鲁迅某些方面的事实。
　　以上情况，早就有人触及，我们这里主要强调的是，①这种政治结论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确定，指涉明晰、肯定，其背后思路：对鲁迅作统一、完整的、最终的、勿庸讨论的裁定和概括。而且发言者在运用这些话语时，有着明确的代表某种力量的权威意识。②这些话语，随着政权的确立，其权威性大大加强，在后来的鲁迅阐释中，成为普遍的，确定的原则，这样就使这些话语的所指溢出了政治层面，鲁迅作为一个人，一个复杂、矛盾的个体生命大大减化，除了政治这一层面外，鲁迅在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鲁迅生命的巨大复杂内涵或被舍弃，或被误读，或被消解。鲁迅成为某种政治、阶级的象征、典型和符号，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③在这些话语之上，统治其话语和思路的是更高的思想模式和话语系统——二元对立的形上终极追求和阶级斗争学说。
　　新时期以来的20年，在几代人的努力下，鲁迅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成就，尤其是对鲁迅政治化阐释的消解已日益为大多数研究者理解、认同。但是，与上述政治化阐释连在一起的追求“终极化”解释的思路（或称研究、阐释的范式）却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没有根本的改变。
　　多数的研究者未能反省这种“终极性”思维模式背后或之上的形而上学传统，未能反省这种模式带来的封闭性、唯理性、盲目性以及极易与强力结合而造成霸权话语的情形。
　　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到黑格尔、马克思，整个前现代对世界或对象的解释，就一直存在一种形而上学终极追求的传统。追求形而上的、总的、根本的、终极回答，从逻各斯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到基督教的“上帝”、马克思的“物质”，等等，总之，寻求对世界“本原”“始基”和“本质”、“终极原因”的解释。同时，这种追求往往又和“二元对立”的框架连在一起，主／客，先／后，物／我，……语言／言语、特殊／普遍、边缘／中心，这种人为的、排斥性的结构，更加重了“终极性”形上追求模式的确定性、简单化和意识形态的性质。
　　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作为西方理性强大而悠长的传统，以一种“终极性”的东西简化世界，强调了整体的观照、统一的模式，完整的系统、清晰的逻辑，于是在一部分人那里，整个世界和对象被先验地把握，事物的起源和“本质”被先行预见，对任何对象或文本的阐释、译解成为一种“结构”或“理论”的内在模拟，一种对先行设定的意蕴和铺排或注释。
　　这种思路，毫无疑问，在瞿秋白以来的鲁迅研究那里十明显，他们对鲁迅的解释，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凌驾鲁迅研究本体之上的终极性结论，其思路就是用一个理论框架给鲁迅及其思想作最终的历史定位、定性；其话语带来不容讨论的权威性。我们建国后的几代学人也是在西方这种理性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系统论教育、熏陶下从事鲁迅研究的：唯物／唯心；物质／精神；真理、本质、阶级；个性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大多数人得到的先在“视界”。当我们用这种“视界”及话语与鲁迅文本的原初“视界”交接时，根本不能达到超越这两种视界的更新的“视界融合”。
　　事实上，这种“终极性”思维模式，形上终极追求完全不合鲁迅的文本和“人本”。鲁迅一生强调一切都是“中间物”；认为，“普遍、永久、完全”是三件宝，也是三颗棺材钉，会把作家钉死；对于往古的旧梦，未来的“黄金世界”，他都是不承认的，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极境”。“形而上学的思路”，“终极的解释”，“人生、宇宙的最后”答案，都是鲁迅所拒绝的。
　　尼采及其以后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二千年的形而上学的消解，就是要强调“当下”、“此在”、非中心，不确定性、相对性、开放性、多样性。
　　鲁迅的生命和文本与“终极性”思路是根本冲突的。他作为被阐释的对象，具有永远的魅力，他是说不完的，是不容易很快说清楚的。他生命的每一个侧面和每一个时期，都拒绝任何一种简单的、“合理”的、带“终极性”的解释。他的魅力来自生命本体的矛盾，深刻、复杂。如，在对故乡、自我、生命等感性层面上，其体验、言行充满了复杂的悖反。而在理性层面上——对人类已经理论化的思想产物，诸如进化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择取往往又同时为范畴完全不相容的基尔凯郭尔、施蒂纳、阿尔志跋绥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思想空间。即使他后期倾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似乎应该放弃的“国民性’思想、个性主义的立场及对生命的荒谬感。鲁迅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具现代生命意识的作家，又是最无法作统一、完整、终极性解释的作家。
　　对瞿、毛结论及“终极性”“完整性”“统一性”思路的解释、拆卸在鲁迅研究界早就开始，最明显划出阶段性的是汪晖。他认为，“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是由许多相矛盾的观念，情感、思维形式构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注：汪晖《无地彷徨·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9—10页）， 也就是生命的各个方面。
　　　　　　二、关于阐释的“当下性”
　　对于鲁迅，不论其思想、心灵，还是其主要作品（尤其是小说、散文诗、一部分杂文）的阐释不是够不够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空白点，或者说充分不充分的问题，而是是否在进行“当下时代”与之对话的问题。
　　所谓“当下时代的对话”，即，对鲁迅的研究和阐释，是否挖掘世纪之交“话题”，是否反映当下时代的文化关怀和学术趋向；是否运用“当下时代”的理论话语；是否运用“当下时代”的操作工具。
　　这里避免惯用的“当代”，因为“当代”一词已被用滥，其时间跨限在多数人、多数语境下都是不明确的，有的即指当下10—20年，有的又指建国以来，用“当下时代”这种不规范的说法，目的在强调“眼前”、“现在”的时限；强调走向新世纪的90年代的中国人文和中国的存在；强调即将与中华民族苦难奋斗100年告别的特殊时刻； 强调“世纪之交”、“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时代”、“媒体统治”、“消费主义”……这样一些让人怦然心动而又日益明显、日益逼近的世纪主题。
　　“当下时代”的文化关怀和“当下时代”的理论话语，在我们鲁迅研究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鲁迅及其文本那里：①时代转折期的生命抉择；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使命和个人命运；③女性观；④生死观与世纪末思潮；⑤人文精神、民族信仰与现代中国思想走向；⑥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碰撞与选择；⑦全球化、市场化与现代中国思想走向；⑧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寻，等等。——这都是“当下性”很强而我们并未结合鲁迅说充分，说深入的问题，当然，决不仅仅是这些。
　　同时，我们的鲁迅阐释的理论话语和工具明显陈旧，很难适应新课题的需要，对一系列西方的批评方法和阐释理论运用很不够。但仍有一部分人只要一见西方批评的话语、术语，就颦眉蹙额，十分不屑，名曰之：浅薄、赶时髦、食洋不化，生搬硬套……毫无疑问，在吸收异质话语时，需要结合我们文化的语境作嫁接、解释、转化及限定等等理解、消化工作，但我们不能因为开始引用时的不完备、不完善而求全责备，事实上，只要我们抱着虚心、冷静的容纳态度，是可以从西方批评方法和话语中获得新的视界、思路、价值乃至操作的方法的。事实上，我们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早就在如下方面作过努力并有成效（但一直并未引起共鸣）：“新批评”的细读方法；人类学／原型批评中的人类心理在文本上的历史溯源、“情结”“原型”概念的引用；结构主义的宏观概括、模式提练；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形而上学传统的怀疑、消解；现代阐释学的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观念、“视界融合”观念，由文本的价值判断向多元取向的意义解释转变的观念；后现代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语，话语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观点……等等，随着新世纪文化（文学）将进一步受消费与媒体制约而发生倾斜的时代的到来，新的批评、阐释的理论、话语的运用是不会以我们的好恶而转移，而止步的。
　　新时期以来真正体现“当下性”的鲁迅研究，首先有三个人应提出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他们对鲁迅的阐释代表了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学综合运用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批评及阐释学的最高水平。至今鲁迅研究界对鲁迅的阐释在根本上，或者说主要方面突破、超出他们水平的成果还不明显或者可以说还没有，他们的成果延伸、涵盖到了90年代末。
　　王富仁，首先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向沿袭了几十年代表权威话语的陈涌研究系统提出质疑，指出，陈系统是一个“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阐释为主的研究系统”（注：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其特点， 是对农民革命要求的夸大，对其精神创作批判不够；对知识分子更多从所谓“两面性”及个性主义的弱点去分析等等。其次，强调毛泽东／政治家、鲁迅／文学家，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与特点，反对将鲁迅小说内涵随便与毛泽东的政治结论挂钩。再者，认为鲁迅小说不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镜子而是思想革命的镜子。王富仁这篇博士论文从价值立场批评视角向传统的、权威的鲁迅研究作了全面的挑战，是新时期鲁迅研究走向变化的第一声号角，意义不能低估。
　　进入90年代，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他特有的细密分析、高度概括，对一个世纪鲁迅研究作了全面的描绘与总结；以纵的历史阶段划分与横的每阶段的流派的归类组成观照框架，纵横交错，高屋建瓴，历史的文本被赋予了丰厚的理论含量和深刻稳健的评论眼光。
　　钱理群，1988年出版的《心灵的探索》是新时期鲁迅研究又一重大收获。他第一次在一本专着中集中、系统地研究鲁迅个体精神心理结构；研究视角从作品——社会，换到了作品——作家，并且“力图摒弃鲁迅研究中的那些先验性前提和概念，更真实地趋近了鲁迅精神本体”（注：汪晖《钱理群与他对鲁迅心灵的探索》，《读书》1988年第12期。）；另外，与阐释视角的转变相联系，其阐释的方法采用了作家惯用的“典型意象”，作为精神结构的入口编码，把鲁迅各种文本联系起来，详细解读了鲁迅的情感、思维、心境——心灵世界。
　　对鲁迅文体（散文、杂文）的研究；
　　对某些文本（《孤独者》《铸剑》）的细读都具有鲁迅阐释的开拓之功，典型意义。
　　汪晖，与王富仁、钱理群相比，属于更年轻的一代学者。表现在鲁迅的阐释、理解和评价上，其学术胆识、眼光及理论的犀利，都迥异于他老师一辈，给鲁迅研究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更具有质的突破和变化的意义。首先，对建国几十年鲁迅研究的理论格局作了尖锐、严厉的批判：“‘传统鲁学’的基本结构是由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决定的。在这种先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中，人们并不是从鲁迅自身和精神特色出发，而是利用一系列普泛性的，未加界定即作为前提的概念——如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来涵括极其复杂的鲁迅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而研究的结论也因此是先定的，即对权威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命题的论证”（注：汪晖《钱理群与他对鲁迅心灵的探索》，《读书》1988年第12期。）。其次，对鲁迅意识和自我意识复杂性的阐释、理解和界定。“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把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作为鲁迅的核心意识”（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十），《鲁迅研究月刊》 1994年第1期。），指出鲁迅“不仅‘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同时，通过一系列文本解读，揭示鲁迅精神结构另一重要特征“绝望抗争”，并与“中间物”一起完成了对鲁迅精神世界独特而深刻的观照，“从而为中国鲁迅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十），《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期。）。又， 汪晖运用新批评的“细读”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把鲁迅全部小说视作一个完整系统，对其意象、结构、语言作综合联系与分析，在完整的文本分析意义上追寻与之对应的作家精神心理结构。
　　总之，上述三人的鲁迅阐释，不论其论题内涵还是其背后的理论资源，所操作的批评方法都明显地体现了“当下时代”的人文关怀和学术追求，其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超越的“视界”和创造性“对话”的典范。
　　进入90年代中后期，能够体现“当下时代”特点与鲁迅的“对话”的，还有两个人可以提出来。
　　李新宇，虽然是鲁迅研究界一个并不常见的名字，但他的两篇文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基石》，载《月刊》1998年第5.6.7.8 期；《鲁迅人学思想论纲》，载《月刊》1999年3.4.5期）一出来， 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把鲁迅放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折的历史进程中，分析了鲁迅与中西文化、鲁迅与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以及鲁迅后期与左联的关系、后期思想性质等，由此从宏观的多角度界定鲁迅的话语空间——现代独立性的坚守。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分析了鲁迅从日本留学到“五四”时期其“人学”思想生成的文化资源，并与梁启超、章太炎、施蒂纳等的“人学”思想作了比较；同时，分析了鲁迅人学思想内涵用在个体、社会两个层面的“立人”的工程；最后，反思了鲁迅所坚持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精神所遭遇的来自“左”（无产阶级集体意识）和“右”（民族主义）双重挤压下的历史境遇。
　　我以为，李的两文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和肯定的，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当下时代”人文关怀与话题的发掘。第一文，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现代性”问题；第二文，探讨的是“人性与现代文化的选择”问题，这都是世纪转换时期引起注意和共同深思的话题，又是目前鲁迅阐释中特别需要的话题。②阐释的理论资源、话语、方法的更新带来的阐释“视界”的超越。很明显，作者吸取了“当下时代”人文思想中话语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现代性理论等方面的成果，首先，赋予知识分子独立的社会空间和独立的话语权力。纵观两文，作者完全摆脱或超越过去以阶级斗争划分社会空间，以阶级划分社会群体的知识框架，代之以知识分子、权威力量、民间民众的新的社会群体的框架划分；以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群体话语的观察代替了过去一系列先验的思想范畴的语言的诠释。由此，作者对鲁迅现代性思想、“人性”思想及话语及现代文化的选择与命运等阐释都获得前所未有视角和价值标准；所涉及到的鲁迅阐释中的一系列似乎早有人触及的具体论题的分析和判断都具有了前所未有明晰、贴切及理论的穿透力。③两文论题所体现的宏观视野与综合论性质，在近二年的鲁迅阐释中是引人注目的。第一文，对鲁迅现代性的阐性基于这样一些视角：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鲁迅与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权威力量／民众／知识分子；鲁迅个体一生／中国百年走向现代的历程；鲁迅后期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进化论；第二文基于这样一些视角：鲁迅“人学”思想与梁启超、尼采、施蒂纳的关系；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之思想之关系；鲁迅“人学”思想与近百年中国社会救亡、启蒙及翻身等主题的关系等等。当然，李的两文在分析中，有些地方稍嫌匆促，不够深入。
　　王乾坤，是一个八十年代就介入鲁迅研究界的哲学学者，对鲁迅情有独钟。在90年代中后期作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除开发表在《月刊》上系列论文外，另有专着两部，《由中间寻找无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他的成果，由于专业知识背景、理论资源不同，视野切入点不同，其研究的思路、话语、观点对于文学的鲁迅研究者启发尤其大，可以说，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对鲁迅生命、思想所作的迄今最系统的哲学转化，哲学界定、哲学阐释，对鲁迅——一个似乎最不哲学化的思想家的哲学阐释。
　　我以为，他的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体现了90年代后期鲁迅阐释的突破与发展：①对汪晖“历史中间物”概念的全面提升和发展。“历史中间物”概念是汪晖标识鲁迅精神结构复杂内涵的核心概念，虽然也涉及到“个体生命”的悲剧意识，但主要用于鲁迅历史意识、社会意识的层面。王乾坤认为：“中间物”是鲁迅的生命哲学或把握世界、对待世界的宇宙观和思想方式，是鲁迅思想的本体”；“他的真善美体系便由此出，他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应当由此说开去。他与既往文化遗产的关系也该由此去摸门径”。（注：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8、14、15页。）简言之，“中间物”是鲁迅的世界观、宇宙观；是他“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概念”，也是我们认识鲁迅精神世界“总向导”和根本入口。②以“中间物”为原点，在中外文化，古今思想的视域中，展开分析鲁迅生命哲学的不同层面，不同范畴：生命一时间观；生命本体价值观；生命自由观；生命的自律与他律；生命的绝望抗争，生命的苦难与爱；生命与死等等；由此，对鲁迅作为一个人生、人性论的思想家的根本标识和哲学内涵作出了独特而细致的阐释，特别显示了世纪末的人文关怀和学术“视界”。③强调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根本标识在于“中间物”概念，他通过“中间物”概念，对诸如“有限与无限、有与无、形下与形上、现世与终极之类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别有风致的回答”（注：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8、14、15页。）尤其是“中间物”思想与中西方哲学中终极追求的对话的分析格外警辟：一方面，鲁迅“中间物”消解了一切独立于人的形上终极实体：无论是从逻各斯开始的西方形上理性，还是神学王国的“上帝”、还是中国文化中的“道”、佛学中的彼岸世界等等，强调生命的此在，执着于“现在”，杜绝一切形式的精神“逃路”。但另一方面，消解形上终极而非“勾销”终极，鲁迅有他自己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坚守——当下之“行”，由此到彼的“走”和“路”；个性的无待的自由。
　　　　　　三、关于阐释的“制约性”
　　鲁迅是不容易阐释的。我们体会到，任何严肃、有价值的鲁迅阐释，批评，都面对多重制约，突破这些制约是不容易的。这个话题曾经提过，现在重申有关观点。
　　首先，时代的制约。阐释、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和社会在发言。好的批评、研究者“是他时代和社会的代言人，真正有创见的批评正是能反映批评家自己历史环境的批评”（注：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7月版第188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在历史中，我们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认识、阐释、批评，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时代话语的制约。我们是在自己时代的人文思潮，学术理论的“视界”下，来看鲁迅，是运用时代思想成果来与鲁迅对话，在鲁迅及其文本中找出时代的话题。鲁迅及其文本新的意义，“实际上就是由一代又一代的解释者和文本的关系决定的，历史的进程永无止境”，“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见蒋文彩等《现代西方哲学100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280页。 ）可见，这种阐释观，对时代提出了要求，时代思潮活跃的程度，社会文化成熟与否，各种艺术理论的发展深度与广度；社会各个群体话语的开放程度及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都直接制约研究者的阐释视界。总之，批评与阐释的超越，需要时代和社会思想方式的超越，需要时代和社会向阐释者提供生生不息的新思潮、新理论。
　　近几年，社会人文环境相对过去，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随着经济的开放，市场化的进程，社会生活逐渐趋向多样化，人文和学术的空间相对宽松，各种思潮、理论、方法大量从西方传来，正寻求挑战与交锋；一代中青年学人正在作世纪末的回眸，总结并描述各自领域百年来的学术进展，寻求新世纪的突破，这些都直接有利鲁迅的阐释与研究。但是，我们也看到，旧的习惯势力和思维方式，还十分普遍，独立的社会空间远未形成，真正自主的思想学术争论也远未展开，生存条件（包括评职等）还直接制约着多数人的研究心态等等。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处在世纪转换的我们的时代是需要巨人和应该产生巨人的时代，但是，时代的政治、经济这些强力因素距离需要学术和呼唤学术还有一段路程。
　　个人的制约。作为时代和社会某一专门话语、某一层面思想的发言人，作为鲁迅的“对话者”，在被赋予个人的话语权力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对时代人文思潮、思想成果占有与吸取以及由此而建构的、直接用于阐释活动的理论与知识。显然，越是能代表时代社会的个人阐释与批评，越需要研究者除了掌握本门的专业批评、阐释的最新话语外，必须尽可能了解各种人文学科的最新理论进展，最好是能融汇贯通。
　　这样的要求对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近年来宏观，综论的鲁迅研究比较少就是证明。因为越是综论性质的文章，越需要融汇贯通而又开阔的知识背景，娴熟的理论运用及高度的概括能力。但这些又往往受制于个人知识素质和生存经验的“先结构”，要改变或超越这种“先结构”，需要我们对学术的虔敬和虚心，反省和进取，而在目前浮躁、功利的社会氛围中，这些对我们都是严重的考验。
　　再者，研究对象——鲁迅的制约。前已述，在20世纪的文化史上，鲁迅是一个难以用一种思想范畴界定的思想家。他的深邃，丰富与难以理喻的复杂、悖反连在一起。不论我们研究他的前期还是后期，其思想、精神、生命都可以发现一系列难解的矛盾与盲点：他的启蒙主义、进化论思想、个性主义在后期怎样演化？与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对生命的本体论体悟在其一生各阶段的演变情况，由于他“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思想和行为“矛盾的还很多”、“言行不一致”；“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又说：“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注：参阅《两地书》二四、九五、四。）这里的“为人”／为“自己”，所“言”／所“行”，确乎有难解的紧张，都表明鲁迅意识的深刻复杂性和自我批判、怀疑、否定的倾向。他的意识的悖论结构，使所有的阐释者必须杜绝统一、完整、合逻辑阐释的幻想，而面临难以阐释，说不准、甚至说错的危险和制约。
　　最后，鲁迅阐释群体的制约。任何研究者的阐释都是建立在前人及同代人的“视界”上，前人或同代人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者总是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引领，二是制约。一个学科或一个对象被阐释的历史越长久，研究成果越丰厚，其积淀对后来研究的挑战就越大，制约越多。当我们翻开张梦阳先生主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着汇编》及近几年《月刊》的目录索引，就会深深感到，“几乎在鲁迅思想及其文本的可以想见的每一个侧面，每一视点，都有人在辛勤地耕耘。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可以与过去视界融合而又超越，又合当今鲁迅研究的语境的话语，谈何容易！任何严肃、认真、有追求的学者，在新世纪到来的鲁迅研究中，要想有所发现，正如面对群山，每一步都是登攀，每一步都是跋涉。”
　　“让我们走近鲁迅，与鲁迅对话吧。”（注：拙着《情结·文本——鲁迅的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0—21页。）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鲁迅研究月刊京18～2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皇甫积庆20002000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18～2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皇甫积庆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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