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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来我国国际共运史学经历的四个阶段
　　19世纪4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在西欧兴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际共运史”这门科学初步建立起来。虽然我国的民间群众组织“天地会”早与第一国际有过联系，从19世纪70年代起我国书刊中也已有关于巴黎公社和欧洲社会党活动的记述，但也是直到19世纪末即1899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其人及其个别观点，这标志着中国人从此开始了解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从这时起迄今，一百年来，国际共运史学在我国的成长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9—1919），主要是初步介绍和传播国际共运史知识。这时，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在其各自创办的书刊中初步介绍了国际共运史。如梁启超于1904年在《新大陆游记》中记述了国际社会党的盛况；朱执信于1905年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评介马克思的革命生涯；宋教仁于1906年编成《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简述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概况和决议；同时日本人着的《近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史大纲》也被译成了中文。这些都帮助中国人初步了解到了国际共运史的概况。
　　第二阶段（1919—1949），大体上从五四运动起全面介绍、传播国际共运史，并且结合我国实际，开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从五四运动起，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先后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开始自觉全面地掌握、传播国际共运史。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五一”运动史》、《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康妙恩”》和《工人国际运动略史》等文，1920—1921年他还曾在北大讲授《工人的国际运动》。瞿秋白也在报刊上和中国大学讲坛上评介过有关国际共运史的内容。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出版物和各类学校中都积极传播国际共运史的知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曾经帮助中共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促进中共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它指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于1949年取得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1949—1978年），更加重视国际共运史的学习，初步建立了“国际共运史”学科，在与实际结合中既有重大成绩也有重大失误。建国后加强和加快了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和出版。1953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三大全集。从1950年开始，全国高校和各类干部学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内容以苏共党的历史经验为主，但都加上了《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三个国际等内容。1956年，刘少奇正式批示以国际共运史取代苏共党史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之一。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两卷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随后有关国际共运史的着作和文献出版越来越多。这对于教育广大干部起了颇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越来越“左”，难免会用“左”的思想片面理解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这样，国际共运史科学不但难以正常成长，而且还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为错误路线起了推波助澜的不好作用。
　　第四阶段（1978—　），国际共运史科学开始健康成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中共把马列主义与当今时代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二次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指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促使我国迎来了科学繁荣的新春。国际共运史科学从此也纠正了以往过分突出路线斗争、大党地位、领袖人物和经典着作的四突出偏向，尽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79年开始，全国高校文科普遍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80年代初，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国际共运史学会纷纷建立起来。同时，国际共运史的博士点、硕士点逐步增加，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也兴办起来，有关出版物也越来越多。国际共运史科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初步形成，其研究成果对于教育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对于推进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起了有益的良好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史这门科学所发挥的科学功能还是非常有限的。在多数情况下，它通常只是跟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之后，按照领导人的观点去总结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经验，作一些论证和注释的工作。如果领导人观点正确，这种总结和论证就能起良好的育人作用。如果领导人认识出了差错，这门科学就会起不良的作用。总结以往经验，如何使国际共运史这门科学只起正作用，不起负作用，而且能够起越来越大的正作用，这是这门科学的教研工作者值得深思的头等重要的大事。
　　　　　　二、如何进一步发挥国际共运史科学的功能
　　1996年6月28日， 薄一波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党史研究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八字方针。1998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正式表明，“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注：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这是对中共党史的科学功能的简明扼要的概括。过去一般只讲党史科学在培养干部即育人方面的作用，现在进而强调其在资政即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的作用。这是对党史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共运史实质上是国际共产党党史、各国共产党党史，中共党史理应是国际共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共党史研究的八字方针，也完全适用于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不过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为此，我想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之外，再增加八个字，即“以洋鉴中，兴中辅洋”。也就是说，要借鉴外国共运丰富的历史经验，促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更加兴旺发达，进而推动世界共运更加发展壮大。“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以洋鉴中，兴中辅洋”，这十六个字我想可以作为我们国际共运史科学教研工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这样国际共运史这门科学的功能就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党史这门科学既然具有资政的新功能，这在客观上就需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的各项公民权利，鼓励学者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化出谋划策。党史这门科学既然具有资政的新功能，这在主观上就要求国际共运史研究者必须要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站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新时代的制高点，彻底清除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左”的流毒，同时警惕右的侵袭，努力挖掘新史料，重新全面总结150多年来世界共运的历史经验， 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国际共运史学工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要有科学的良心和科学的态度，不能把科学性与党性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盲目服从违背科学真理的各种决策不是党性强的表现，探求并且掌握真理的科学性，力求使党的决策科学化，才是最强的党性。我们应该有清朝硕学宏儒戴震“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胆识和气魄，尽心竭力写出有份量的论文和专着，写出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样的国际共运史通鉴，以便用国际共运史的巨大成就激励人，用国际共运史的成功榜样教育人，用国际共运史的严重挫折警示人，用国际共运史的沉痛教训启迪人。尤其要从当今国际共运和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全面深刻地总结国际共运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唤起民众，唤起青年，唤起党员，唤起干部，为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供良好的借鉴，并且用以提高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取得顺利进展和全面成功。这样就能够为世界人民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好样板，对世界广大人民产生强大的说服力、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进而极大地推进世界共运的新发展。当然，这种推进决不是过去那种指挥别国、强加于人的国际主义援助，而是辅助性的示范和示警作用。
　　　　　　以史鉴今，以洋鉴中的几种情况
　　从以史鉴今，以洋鉴中方面来看，国际共运史的经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国际共运历史上经过反复实践检验证实了的好经验，已经被我们党所充分吸取，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和具体决策。国际共运包括建党、掌握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三部曲，贯穿于这三部曲的主题和基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这四者也就是当今我们所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列宁主义主要是结合俄国实际初步探索了落后国家如何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精髓之一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长期推行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党坚持以马列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就是正确借鉴了国际共运好经验的重要成果。对此我们应加以深刻的论证。
　　第二，国际共运历史上经过反复实践中检验证实不成功、不大好甚至很不好的经验，已经被我们党所改变，已经被新观念所取代。例如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一直认为由于各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总有某一国站在斗争最前列，产生的影响最大，所以世界共运各个时期总有某一国很自然地形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中心。在19世纪，革命中心先后在英、法、德三国。到20世纪，考茨基、列宁、斯大林等人认为革命中心进一步向东转移到俄国（苏联）。历史上革命中心在某一国时固然对其他国家起过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但也暴露出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到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作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经不仅是影响中心，而且变成了指挥中心、控制中心、统治中心，对很多国家的共产党粗暴地进行干预，阻碍了很多党独立自主的发展。毛泽东曾经领导我们党长期抵制苏共的大党主义，这无疑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不幸我们党也犯过大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于1959年11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中就提出：“20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中国”。1967年11月6日以《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则更进一步宣布：“20世纪初期，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世界革命中心又逐渐转到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的革命中心，变得更巩固、更加强大了”。实践表明，苏联和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不仅未能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而且对世界革命都起过不良的作用。邓小平在重新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时说过：“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对世界革命中心理论的拨乱反正，必然非常有利于各国革命独立自主的新发展。再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也是对一百多年来国际共运史上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不切实的设想和不成功的经验的否定和改正。
　　第三，国际共运历史上正确的设想和成功的经验，有的至今未被借鉴和采纳。这就要求共运史工作者勇于提出新的资政建议。例如，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一直都主张共产党要有党内民主，党的重大决策应该由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来决定，而不能仅由作为党的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的中央委员会越俎代庖。为了及时不断调整党的决策，他们主张党的代表大会必须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党代会。如果说在党尚未掌握全国政权之前还难以完全做到的话，那么在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就完全能够做到。所以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六年，在列宁领导下，俄共（布）风雨无阻地召开过六次代表大会。苏共代表大会的年会制是在1925年以后被斯大林破坏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由2年、3年、4年、5年直至13年（1939年召开党的十八大，到1952年才举行党的十九大）。在斯大林最后一次参加的十九大上修改党章时规定每隔四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后，实际上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取代党代会成了党的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在政治局也不能实行集体决策时，实际上则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以至党的某些重大错误长期无法纠正。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即使还处于地下状态，仍然能够坚持或者大体上坚持年会制（如从一大到三大是年会制，三大到四大相隔1 年半，四大到五大相隔2年3个月，五大到六大相隔1年2个月）。只有六大到七大因处于战争环境才相隔17年之久。1945年修改党章决定每隔3 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可是却延至1956年才举行八大。鉴于斯大林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崇拜以及我们党自身从七大以来不重视党代会的历史教训，八大党章作了新的规定，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即一届代表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邓小平当时在作修改党章报告时说，“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3页。）由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左”干扰，八大的这项重要改革措施未能付诸实践。1969年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每隔五年召开一次党代会。 这样党内民主必然难以发扬。1978年，党的指导思想端正以后，至今却仍在沿用九大的规定，未能恢复实行八大的重要改革措施。因此，为全面贯彻邓小平理论，我们应大声疾呼，唤起共产党员达成共识，争取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修改党章，力求恢复八大的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为发展党内民主而奋斗。当然，问题不仅在于是否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改变党代会的开法：1.党代表要从自上而下选定改为自下而上差额竞选产生；2.党代会召开前党代表要收集所属地区或单位广大党员的意见和提案；3.在党代会上对上届中央工作和中央领导人要全面评价，既要有肯定，也要有批评和建议，除在分组会上普遍发言外，还应该有各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以达到广泛交流的目的；4.重大议题（包括新一届领导人人选）应在大会上充分讨论，如有不同意见要适当争论，明辨是非，统一思想；5.重大决策（包括新一届领导人人选）最后要每人一票平等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6.会后各代表要对所属地区和单位的党员群众如实传达大会实际情况，包括争论情况。只有这样开法，才能使党代会真正成为党的权力中心。
　　第四，国际共运史上经过反复检验证实了的不成功的、不大好的甚至很不好的经验，至今还没有被引以为鉴，着手进行改革。这也要求共运史工作者为党的决策科学化敢于提出新的资政建议。这方面最突出、最重大的例子莫过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工人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时尚未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在工人中只是存在蒲鲁东派、布朗基派等不同政治派别，所以当时尚未遇到完整意义上的党政关系问题，当然从巴黎公社的党政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吸取到一些经验教训。1917年在俄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首先遇到党政关系问题。在1917—1920年特殊的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局面。列宁对此很不满意。他于1922年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第64页。）但列宁未能解决党政如何分开问题就过早逝世了。斯大林时期，这一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后来，这种模式被普遍推广到社会主义各国，但实践都不成功。虽然毛泽东于1928年井冈山工农政权建立初期、邓小平于1941年讲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时都明确表示不能学国民党“以党治国”那种由党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作法和恶劣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国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事实上比苏联更加严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端正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时，在公报中明确提出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此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1989年以后，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及避免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失控和混乱，我们党近十年来没有再提出党政分开。但十月革命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实践证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使党不能集中力量管好党，又使政权机关不能独立自主地治理好国家；不仅党政两方面受损害，而且增加矛盾，缺少制约，加重失误，助长官僚主义和腐败。现在我们已经平安地度过了20世纪末改革的难关，在21世纪初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党都要为如何实现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进行新的探索和试验。应该认识到，这是事关社会主义改革成败和国际共运前景的头等大事。苏联东欧诸国在1989—1991年发生剧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执政的共产党长期改不掉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社会主义民主严重不足，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大失所望，转而赞成引进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局大乱，共产党丢失政权。
　　第五，世界共运史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经验的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探索，创造性地加以解决。例如，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邓小平经反复酝酿和深沉思考，明确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概念、新构想来和平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以减少各种阻力，同时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在，香港和澳门问题已经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顺利解决。只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从台海两岸的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台湾问题也必将会最终得到解决。科学工作者也应当积极为此献计献策。
　　总之，只要我们本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以洋鉴中，兴中辅洋”的方针，全身心地投入，并且同心协力，从实际出发，加强研究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必能在21世纪使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科学得到更大、更新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科学功能。
[from]D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放20002000本文是作者根据于1999年12月7 日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国际共运史学科百年研究讲学会”上的发言写成。 作者：[from]D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放20002000本文是作者根据于1999年12月7 日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国际共运史学科百年研究讲学会”上的发言写成。

网载 2013-09-10 21: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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