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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自30年代开始，迭经变迁，迄今尚未止息。自鲁迅认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注：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之一，是“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北平文坛的重镇”(注：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到了1949年前夕，被宣判为“一贯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反动作家(注：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地主阶级的弄臣”(注：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不啻从峰巅跌入深谷。“文革”结束以后，开始了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从大家抑或名家的论辩，到沈从文是否文学大师之争，一直延续到沈从文身后。
　　一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主要取决于其文学创作的自身价值。而对文学创作价值的评估，又包括着作品的思想蕴含及艺术构成两个层面。我们是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论者，但存在于同一作家身上的二者不兼容、不对称现象却常常使人犯难。就沈从文而言，当其被抬上巅峰时，自然是出于对其创作思想层面与艺术层面价值的综合考量；当其被贬入深谷或不欲予其更高的文学史地位时，其着眼点似乎均不在其创作的艺术品位，而在其创作的思想蕴含。从“没有思想的作家”(注：贺玉波：《沈从文作品评价》，《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华书局1936年版。)，到只是一个“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本民族的狭隘界域”，“特别是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俗范围内”(注：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的作家，而且，其创作的艺术特征、情感色彩、抒情性质的文学样式与风格，散文化的文学样式，只不过是“更有效地表现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注：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再到沈从文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其形态，是全然不足称道的“贫困和简陋”(注：见《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以下引文凡未另加注者，均见于此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成为沈从文价值评价的焦点。
　　　　　　一　三族互动与千年孤独
　　重读这个选本各篇章时，我才感到十分离奇处，是这四个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却象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的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固有的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注：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同哈代笔下的“荒原世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帕塌纳法”世系一样，“湘西世界”已经成为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湘西，是沈从文创作的主要源泉，是沈从文人生情感的生发与寄寓之所，同时还与沈从文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密不可分。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与湘西历史的独特性根连枝接。
　　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一部湘西的历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三族关系互动的历史。土家族与苗族，是湘西两个主要的世居土着民族，汉族则是后来移居湘西的“客民”。宋代以前，土家族与苗族被视为“蛮族”，至宋时，方有“苗蛮辨”，进而将苗族与包括土家族在内的其它少数民族区分开来。有周一代，湘西对周为“荒服”，且不为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开始以武力强迫湘西土着民族归于王化。而湘西土着民族则“时叛时服”、“叛服靡常”。于是，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便成为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在明代以前，由于“蛮强而苗弱”(注：《凤凰厅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民族冲突主要表现为汉蛮冲突(蛮以土家族为主体，却又蛮中含苗)；自唐代以降，由于蛮“群思归化”，并“皆受朝命”，“国家亦赖以挞伐”(注：《凤凰厅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于是，至明清两代，苗汉冲突则取汉蛮冲突而代之，成为湘西地区的主要民族冲突(有清一代，是满汉统治者与苗族的冲突)。遗存至今的溪州铜柱与南方长城(边墙)遗迹，就是这两个阶段最具代表性且极具象征性的文化遗存物(注：溪州铜柱：国家保护文物，现存永顺县王村民俗馆。晋天福4年，土司首领彭士憨与楚王马希范之间，爆发了湘西历史上着名的溪州大战。最终，彭士憨败北，马希范也无力平定湘西，双方遂订约休兵，并在酉水河畔的会溪坪，立铜柱为信。南方长城，即始修于明代万历年间，续修于清代的边墙，西起贵州铜仁亭子关，东止湘西保靖县喜鹊营(现属古丈县)，全长190余公里，是专为防范苗民叛乱而修建的。当时有“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清王朝实施的一种民族隔离政策。)。
　　如何解读这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族际关系史，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对湘西的征服与同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进程，而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恃强凌弱，对湘西土着民族实施的一次又一次血腥杀戮，又无疑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与民族关系准则的践踏。然而，对这每一次冲突的起因与孰是孰非，人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却是一面之辞。在历代统治者撰写的正史及其它相关典籍中，留下的只是历代统治者对湘西少数民族不服王化、无端生事的谴责与挞伐之声。而土家族、苗族则是历史记载中失言的民族。即便是刻在溪州铜柱上的土家族首领与楚王马希范议和休兵的盟约，也纯然是出自马希范之手的对土家族的训诫之辞。留在溪州铜柱与南方长城遗址上的，只是民族冲突的斑斑血迹与土家族、苗族无言的哭泣。
　　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大量散落在他的小说、散文(如《凤子》、《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湘行散记》、《湘西》等)中有关湘西民族关系及土着民族历史命运的叙述，便是明证。并且，这些历史记忆已经凝聚成沈从文思想情感生成的凝重背景。
　　虽然，在沈从文笔下，并没有诞生如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从正面描述有关湘西民族互动的史诗性的作品，但沈从文却执意站在湘西土着民族立场向世界发言。“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注：沈从文与笔者的一次谈话(1983年6月)，见《长河不尽流》第35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注：沈从文给吴重阳的信(1979年11月4日)，转引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第33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有关乡土的回忆，便留下了对苗族充满温情的描述。
　　1929年前后，诞生了沈从文以苗族或南方其它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为依据，加以想象完成并充满浪漫想象与传奇色彩的小说系列——短篇《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篇《神巫之爱》等，这些以难题婚姻为母题的作品，其旨归均是爱的完成，必须经由属人的取证。这种对土着民族具原始特征的人性的张扬，甚至通过苗汉两种不同文化存在方式的对比获得加强：“地方的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象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注：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沈从文文集》第2卷，1982年3月版。)附在《龙朱》篇前的《写在＜龙朱＞一文之前》，还直接抒发了沈从文的内心感慨：“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血液的我，27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啮。……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红黑》第1期(1929年1月)。)
　　写于1932年的《凤子》，是沈从文最后一篇直接标明人物与故事的苗族身份与特征并以苗族的现实生存方式为题材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位城里人应邀去湘西凤凰苗族作客的所见、所闻、所感，全面地展示出苗族的历史命运、生命的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经由主客论辩，客人在将大都市中由庙宇、和尚、信徒组连起来的迷信崇拜与苗族祭神仪式对比后得出的极富文化哲学意味的判断：在汉族地区，神已经完全解体(其背后是愚昧、虚伪、残忍)；而在苗区，却是“神之存在，依然如故”(其背后，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
　　到1934年的《边城》，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身份与特征的苗族指称被隐去了，并且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再未得到恢复。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不知是否沈从文借此以强调其笔下“湘西世界”的普遍性意义?然而，《边城》内蕴的苗族文化内涵，却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戌边之边。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典型的普遍见于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所谓“马路”，意指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是苗族社会中一直保存并延续至今的原始婚恋形态。碾坊，是买卖婚姻的象征——团总女儿以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而渡船，则是“一个光人”，即除了人之外，一无所有。——《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
　　如果说，从《凤子》到《边城》，沈从文的苗汉意识由显而隐，那么，到《长河》，这种苗族立场更是明显地让位于金介甫所说的“地方主义”立场(注：金介甫：《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台湾《联合文学》1987年第27期。)(确切地说，是沈从文单一苗族立场让位于更广泛的湘西土着民族立场)。小说所展示的，是做为一个整体的湘西地方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与冲突。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湘西事变(注：湘西事变：1934—1936年间，湘西民众以“革屯抗日”为号召，爆发了以龙云飞等人为首的苗民起义。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乘机挥兵入湘西，迫使“湘西王”陈渠珍下野。因战事不利，何键又被去职。其后，南京政府派员与起义军谈判，起义军接受改编，并开赴抗日前线。)。然而，这一背景在小说中被淡出，只是隐隐约约地在人物的对话中获得透露。——“新生活”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从省里来的那位保安队长是何键势力的具象化，身为老总的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对参与湘西事变的四种力量作出了不同的价值评价。对苗族起义军，沈从文是予以肯定的。正如他在写于同一时期的《湘西》中所说：“湘主席何键的去职”，“就是苗民‘反何’作成的”。作为外来势力，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何键势力对湘西事变的介入，则是湘西社会动乱的真正根源；而那位作为“家边人”的老总，则具有对地方剥夺和也想“为地方做做事”的两面性。
　　“湘西事变”是发生在20世纪的又一次五溪会猎。然而，沈从文不欲将它推置前台。他所追求的，是“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里的“常”是指湘西本土千年不变的恒定生存方式，而“变”则是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中，自外而来的异质文化因素。《长河》的叙述重点，是湘西土着民族准乎自然的生存方式及其面对人生大患(社会急剧变动)所作出的反应及选择。无论是夭夭纯然天真的灵魂及其面对忧患的从容与镇定，体现在老水手与三黑子身上的欲与外来势力抗衡的雄强气质，还是在他们中间萌生的对未来民治主义政治理想的憧憬，都标志着湘西土着民族的生命形态，上升到较《边城》更高的阶梯。
　　综上所述，湘西土着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历史命运，是通过特定的文化视角获得显示的。沈从文不欲以湘西历史上充满血腥的政治、军事冲突，再现湘西土着民族的悲剧遭遇。——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而是通过普通山民平凡的人生情态及生命中所有哀乐，突显湘西土着民族与外部世界虽异其趣却不失人之本性，且长达千年的文化承传。其文字表层，实近于一种平静而浸透伤感的倾诉。沈从文采用这一叙述策略的目的，在于让湘西土着民族获得外部世界的理解、同情，乃至于认同。
　　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注：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同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注：沈从文：《边城》，《沈从文选集》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上面引文中在一般表述中完全可以省略的加点文字，以及《凤子》中特意安排一位“城里人”到苗区见证一切，均见出沈从文的良苦用心。而在这倾诉的背后，正是湘西土着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这种孤独感，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直接的申诉：“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注：沈从文：《湘西·苗民问题》，《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种湘西土着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
　　在《边城》与《长河》中这种民族孤独感还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情绪状态被传递出来。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过分强调《边城》与《长河》的牧歌性与平和、宁静的一面。然而，沈从文恰恰是在“常”与“变”、“动”与“静”的交织中完成作品的构图。正是这自外而来的“变”与“动”，使人物置身于山雨欲来的情境，并催生出人物的人生忧患感。这种对外部力量侵入引发的变动的恐惧，植根于湘西土着民族特有的敏感与警觉。无论是翠翠遇陌生人时，“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还是《长河》中乡下妇人背笼里的那只猪，被“新生活”吓得“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都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象征。孤独感更是直接成为《边城》人物的情感基调，并恰恰源于人与人之间因文化冲突造成的隔膜与相互不理解，最终落得翠翠在渡口孤独地等候傩送的归来。
　　上述人物心理及情绪状态，融入了沈从文自己的情感经历。他的性格的内向，富于幻想与敏感，以及不为人理解的内心孤独，均与《边城》里的翠翠相对应，翠翠的性格“显示出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注：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然而，沈从文的孤独从深处看，也源于他自己的湘西文化根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注：沈从文：《潜渊》，《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因而，《边城》、《长河》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注：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然而，他并没有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没有走向狂热的民族复仇主义。——尽管发生在湘西历史上的民族冲突，留下的是一笔无法结清的血账。恰恰相反，他提出的解决湘西土着民族问题的方略——“必须放弃二三千年来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的原则，即一律平等。……去蛙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在可能情形下，且应奖励客苗交通婚姻”(注：沈从文：《湘西·苗民问题》，《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无疑是具有超前性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以其特有的文化视角，叙写湘西土着民族世代相袭的生存方式，并将其置于现代理性的观照之下。如果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中华民族中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显示，那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生存方式的缩影。离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书写将是不充分、不完整的，人们通过文学认识到的20世纪中国也将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二　人性与“重造经典”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彰显人性，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基本特征。这不仅是沈从文为湘西土着民族寻求外部世界理解、同情乃至认同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沈从文思考“经典重造”——民族文化重构问题的重要逻辑环节。
　　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烛虚》、《水云》、《绿魇》、《黑魇》、《白魇》等，组成沈从文充满人生哲理思辨的散文系列。其中，呈现出沈从文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的基本脉络。在沈从文看来，人生表现为“生活”与“生命”的二元对立。所谓“生活”，是指衣、食、男女等人的基本需求。人需要“生活”，但如果只有“生活”，便与动物无异，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注：沈从文：《黑魇》，《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全在“生命”。所谓“生命”，则是超越“生活”层面的属于人生高尚理想与情操的活动。按一般的词义理解，生活是指人的一切活动(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生命则是有生物存在的所有特征。由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特征，是通过人的一切活动获得显示的，因而，这两个概念是人的存在现象从不同角度的两种表述，其内涵可说是二而一的。沈从文将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加以分割重组，并分别成为沈从文人生观中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范畴。
　　正是在“生命”与“生活”的二元对立中，引入了沈从文的人性观。沈从文认为，如果人囿于“生活”，而“生活”的必需条件，又是靠不义的行为或坐享其成维持，就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生命”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换言之，“生命”内涵的种种，即人性的主要存在方式。然而，所有的“生命”形态又并非等同一律的，而是表现为不同的等秩。因而，人性的表现形态也具有不同的等秩。“生命”的原始形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注：沈从文：《湘西·泸溪·浦市·箱子岩》，《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种契合并非动物式的本能反应，而是不受现代社会存在的秩序和观念的束缚，作出人之为人的应对。但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生命”或人性，“虽不为人生琐细所激发，无失亦无得”，却“‘其生若浮，其死方休’，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注：沈从文：《绿魇》，《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因而，“生命”或人性在第二个层次上，表现为从自在走向自为，即人类个体具有认识人我的理性，既不在“生活”中迷失自我，又能摆脱对环境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独立与自由，并进而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但这仍不是“生命”或人性的最高形式。只有将自我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独立、自由与完善而努力，即“时时刻刻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注：沈从文：《烛虚·白话文问题》，《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为人类远景凝眸”(注：沈从文：《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才是“生命”——人性的最高形式。到了这个阶段，“生命”便具有了神性。
　　贯串于《烛虚》等散文中的“生命”——人性的思辨脉动，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人性观照谐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以南方少数民族习俗为题材的作品，正是沈从文对“生命”——人性原始形态的“假设的、有条件的推理”(注：卢梭：《论人类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出现在作品中的男女对爱情的选择，没有现代社会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的束缚，不以“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为条件，经由难题考验确证的真挚、热情、智慧、忠诚乃至逾越生死的勇敢，这些源于“生命”——人性本来的人格特征，构成男女之间情爱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沈从文不只是一个原始的“生命”——人性的浪漫歌者，他看到了这种原始的“生命”——人性形态在现代生存环境中的自在状态。出现在他诸多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如虎雏、柏子、贵生、黑猫、会明、萧萧等，一方面，由于现代生存环境钳制着他们的人身自由，同时他们也无从摆脱对环境的依附；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理性的缺失，依旧保留在他们身上的人性——对爱的憧憬、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对军人职责的忠诚以及生命强力等等，也总是与原始、野蛮、混沌、粗陋乃至于近乎本能的反应缠杂在一起。基于对处于自在状态的“生命”——人性的反思，沈从文在《边城》、《长河》中奏响了一曲自为的生命之歌。无论是《边城》中翠翠对马路、傩送对渡船的选择，还是《长河》中老水手、夭夭、三黑子身上萌生的与邪恶抗衡的勇气及对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的民治主义渴望，都显示出与柏子、虎雏、萧萧辈既相承传又大不一样的“生命”——人性内涵。在《过岭者》、《黑夜》、《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等篇章中，沈从文还从下层士兵身上，发掘着“生命”——人性具神性的一面。在小头颅、罗易、老兵等人物身上，集中体现出源于“生命”——人性的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雄强精神以及为阶级、为民族的群体利益而甘愿牺牲自己的价值观。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表现出一种较薄弱的质与量，但从思想内涵上看，却是沈从文对“生命”——人性表现形态考量的重要一环。
　　探求“生命”——人性的存在方式，并非沈从文的最终目的。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种种，即各种“纲要”、“设计”、“理想”及“禁律”，均建立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而“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注：沈从文：《潜渊》，《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于是，“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控制”(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注：沈从文：《烛虚》，《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为了结束这种少数人以不义行为获得幸福，而多数人“活得卑屈而痛苦，死得糊涂而悲惨”(注：沈从文：《黑魇》，《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不合理局面，沈从文提出了变革社会的要求。这变革的第一步，便是在思想领域内开展一场“清洁运动”，并用新的抽象原则重建“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注：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到40年代，沈从文明确地张起了“重造经典”(注：沈从文：《谈进步》，载于1938年9月《文艺季刊》1卷3期。)的旗帜。这所谓的“重造经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构。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性怀疑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传统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已如被风浪摧毁的船舶的破碎板片，“已腐朽到全不适用”(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而统治者正是利用佛释、老庄、儒教“收容读书人并愚弄普通人”(注：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沈从文并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要素被沈从文接受并吸纳，从而形成沈从文自称的“新道家思想”(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创作对“生命”——人性的发现与张扬，其目的，就是获取重造经典——重构民族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即如他在谈及《边城》创作目的时所说：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或梦里。(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沈从文重造经典，即重构民族文化的思想，触及到的，恰恰是20世纪中国最为严峻的问题。
　　无论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原始的“生命”——人性的发掘与张扬，还是对儒、释、道具积极意义的思想文化因素的肯定，其最终旨归是重造经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构。因此，沈从文创作中的思想指向是未来而不是过去。然而，从30年代开始，对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的否定，恰恰集中表现为一种“向后看”论。这其中，又包括着两种观点。其一，沈从文所表现的，是小农经济社会，其思想情感，是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感情；其二，沈从文建造的希腊式神庙中供奉的人性，其形态与内涵，恰恰是一种无足称道的“贫困和简陋”(注：见《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以下引文凡未另加注者，均见于此文。)。
　　前者是以作品表现的社会形态及作者倾注其中的温情、关爱甚至于某种眷恋，断定沈从文的世界观是“向后看”的。其实，论者的逻辑是很难成立的。人类的历史发展证明，现在包含着过去，将来也必然包含着过去与现在。人类的文化遗传便是沟通过去、现在与将来且从未断裂的链条。弗洛姆在谈及人类在其历史行程中伦理承传问题时指出：“由于每一制度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因此，这些制度的代表人物就更多地强调了各种伦理的区别，而不强调它们共有的核心。对人所应持的立场来说，这些教义的共同因素比它们的区别更重要。”(注：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第162页，三联书店1988年11月版。)无论是《红楼梦》、《家》，还是沈从文的《边城》，就其主导面而言，其所张扬的，正是属于人类过去、现在、将来“共有的核心”。
　　后者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论”。论者认定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因而，“丰富的社会性永远是人性真正优美健全的必要条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由于当地社会环境无法使当地人充分地、全面地、有效地社会化，因而，表现在沈从文作品人物身上的人性一例是“贫困和简陋”。而沈从文“自以为那就是优美、健康的人性”，从而导致了沈从文“在人性探索的道路上失足”。
　　按照论者人的社会性是人性必要条件的观点，社会性愈丰富，人性也就愈丰富。按此逻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性无疑是丰富了，通过社会性获得表现的人性不再贫困和简陋。这种将社会经济的贫困、社会的不发达必然导致人性的贫困和简陋的推论，不仅厚诬了生活在经济贫困与社会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断拓宽着领域，但在另一方面，自私有制诞生的那一天起，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不是拓展，而是压制、缩小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范围，它导致的不是人性的丰富，而是人性的扭曲、萎缩乃至于退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专一婚制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又是跟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开辟了一直延续到今的时代，这时任何进步同时也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部分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另一部分人的苦痛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恩格斯看来，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人类发展，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与“相对的退步”同时并存的。换言之，伴随人类社会化活动的拓展，人性的进展、丰富与人性的退化、扭曲是同时并进的这一相互背反的结论，是经由恩格斯对人类的社会化活动的价值判断作出的。沈从文所说的人性，也是经过他特有的有关真、善、美的价值尺度的估量而获得定性的。因此，新论作者将沈从文笔下的人性同自己给出的将善恶、美丑、真假混为一谈的社会性—人性相比，必然得出“贫困和简陋”的结论。由此出发，“新论”作者进一步推导出“女人们把爱情献给金银牛羊比献给‘美的歌声’、‘美的身体’更有人性”，“会打牌、念经、拜佛的绅士淑女比根本不会打牌念经拜佛的人更有人性”，“当婊子而竖牌坊的女人比当婊子而不竖牌坊的女人更有人性，前者意味着道德观念的生成。暗里偷情明里正统的绅士和太太，比起明目张胆更换性伙伴的人更有人性，他们的虚伪意味着羞耻感的出现”之类的奇谈怪论。
　　诚然，在沈从文的一些作品，诸如《虎雏》、《柏子》、《旅店》、《萧萧》、《会明》、《贵生》中人物身上呈示的人性，的确是贫困的、简陋的，其外部表现形态甚至是原始的。然而，这种人性的贫困和简陋，恰恰是沈从文意识到并反思着的，而绝非如新论所说，将其当作优美、健康的人性顶礼膜拜。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又有肯定，正是作者刻意制造的复调式的阅读效果。《柏子》中“他们不曾预备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的画外音，《萧萧》结尾隐含一代又一代重复其悲剧命运的人生描写，《虎雏再遇记》中“我”对虎雏不要勇于私斗的劝喻，乃至描写柏子与吊脚楼妓女交合时给出的“丑的”、“神圣的”形容，均见出沈从文对人物身上呈示的人性尚不健全的批判意识。
　　新论的作者似乎感到了当婊子而竖牌坊的女人比当婊子而不竖牌坊的女人更有人性之类的推导太不像话，于是不得不把这类“更有人性”的部分归结为人类通达自由自觉之境“必须付出的代价”和“人类逃脱不了的宿命”。但既然是一种代价，一种人类虽欲规避，却又逃避不了的宿命，那么，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则将必不可免的要收回这代价。也就是说，新论所认定的“更有人性”的那一部分终将消失。到那时，人性岂不是又要重新陷入贫困和简陋?
　　综上所述，有意回避对社会性—人性的价值判断，泯灭善恶、美丑、真假的界限，并将为沈从文否定与反思的，当作沈从文肯定与张扬的，并进而否定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是新论作者的论辩逻辑。如果说这不是一种肆意歪曲，便是没有读懂沈从文。而这，只能说明论者阅读能力的贫困与思想的简陋。
　　　　　　三　“乡下人”与现代理性
　　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应在作品里。(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是沈从文关于自己创作整体构图的举例式的说明。《柏子》属于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是“湘西世界”构成的一部分；《八骏图》则属于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或“湘西世界”的互参与对立，是沈从文创作的总体指向。在这里，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绅士阶级与抹布阶级的对立，构成沈从文创作中都市与乡村对立的基本内涵。而这种对立，又集中表现为人格构成与道德形态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彰显出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立场及其爱憎好恶的情感倾向。
　　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构成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小说的主要景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自杀》以及后期创作的《看虹录》、《摘星录》等等，连轴式地勾画出了都市上流社会的人物群像。人格或精神病态成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而这种病态，又一律源于人性的扭曲。无论是《八骏图》里“八骏”们受源于中外的理性的压抑造成的人格分裂，《绅士的太太》中的男女逢场作戏式的性欲横流，还是《大小阮》中的大阮以不义手段攫取向上爬的资本，《道德与智慧》中那位大学教授人类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现为人的本质的退化或丧失。
　　几乎所有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都强烈表现出对都市上流社会的厌憎(其中，也包括着沈从文对自己跻身都市社会后“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注：沈从文：《题＜沈从文子集·丈夫＞题下》，《沈从文家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2月版。)的反思。在《八骏图》中的达士先生及《夫妇》中的璜身上，都留下了沈从文自我反省的痕迹)。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通过叙述者所说，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注：沈从文：《绅士的太太》，《沈从文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的确，在情感层面上，表现出沈从文对都市的某种偏激，也似乎印证着自己的“乡下人”立场。——在上述这些作品里，都市人生没有提供可资信赖的痕迹，沈从文不欲提供善恶交并的都市人生全景，更忽视了在这种都市病态——人类社会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背后，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然而，沈从文对都市的偏激，恰恰产生于对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传统或世俗认知的有意颠覆。在世俗或传统观念中，上流社会、绅士阶级是“社会中坚”，知书达礼、聪明大度、稳重文雅是其标识。沈从文却刻意从他们的“聪明”中见出虚伪、“大度”中见出自私、“文雅”中见出肮脏、“稳重”中见出庸鄙。这种平民主义倾向，恰恰是“五四”以后开创的现代文学传统。从陈独秀倡导针对贵族文学传统的“国民文学”主张，到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再到毛泽东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种平民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沈从文的偏激与其创作所具有的平民主义立场(或“乡下人”立场)密不可分。
　　而且，沈从文是从社会文明的进步与道德的退步，即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角度透视都市病态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处于文化转型期的西方作家，从处于文明程度滞后、尚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民族那里，发现着野性的生命强力及不受现代社会秩序与观念束缚的人性自然与生命自由，并以此返照现代社会人性的萎靡及生命活力的退化，以及上流社会的堕落与无耻。在这方面，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观照，恰恰是对这一世界文学潮流的呼应。这种呼应，同时也产生了沈从文都市上流社会观察中的弗洛依德心理学视角。弗洛依德心理学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早已是一个自明的问题。意识与下意识的冲突，常常成为沈从文笔下都市上流社会人物生存尴尬的心理根源。《看虹录》、《八骏图》中，人物意识层面所拥有的独身主义、泛爱主义、道德名分观念等等，与其下意识层面依然涌动着的爱欲、情欲之间发生的冲突，造成人物言行、表里的严重分裂；《自杀》中的刘教授突然想到自杀，也源于他“下意识爱的正是那已逝去的与尚未长成的”(注：沈从文：《给某教授》，《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沈从文运用下意识概念剖析都市人生，并不意味着沈从文走向弗洛依德主义。存在于都市上流社会人物身上的意识与下意识冲突的心理现象，在沈从文那里，不是作为人生的常态，而是作为人生的病态被把握的，并与沈从文意识到的健全人性相对立。在沈从文看来，其救治之道，是去除社会不合理的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对人性的枷锁，重返人性的自然。即如《八骏图》中所说“用海来治疗”——大海是自然的象征。并进而张扬人的内在的“生命”潜能。如前所述，对人生作“生活”与“生命”二分以及分别赋予二者的特定内涵的思想，显示出沈从文对人生的心理学把握方式。同弗洛依德将求生与繁殖看作人的主要存在的观点相反，沈从文认定人的存在价值，在于“生命”。
　　沈从文将人生作“生命”与“生活”二分及其各自的内涵，与马斯洛将人的心理构成分为基本需要与发展需要，基本上是吻合的。马斯洛从对印第安人部落的研究中，发现了人的“内在的本性”，而沈从文则是从具有原始特征的湘西世界，发现着生命的内在潜能；基于对人类潜力和“生命”内涵的认知，确立起沈从文与马斯洛共有的对人类的信心。
　　无论是从平民主义、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角度观察都市人生，还是其创作整体指向，实现着对弗洛依德的超越，都表现出沈从文人生观察所具有的现代理性。正是这种现代理性，使得沈从文“乡下人”的角色定位成为问题。换言之，沈从文决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因而，他的“乡下人”自况，除了情感层面对乡村的认同，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反讽，一种有意为之的对都市人生、知识阶级的疏离姿态。
　　但是，情感层面对都市的疏离与对乡村的认同，并没有导致沈从文走向乡村迷狂。在理性层面，沈从文在完成他的都市批判的同时，也完成着他对乡下人的现代生存方式的沉重反思。
　　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柏子》、《萧萧》、《灯》、《会明》、《虎雏》、《丈夫》等，都是将乡下人安置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叙述其命运的必然流程。现代社会结构，迫使乡下人置身于社会底层，诸如雇工制、佃农制、童养媳制、卖淫制，直接作成了乡下人悲剧性人生处境。柏子长年风里来雨里去，“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一月所得收入，仅够他去吊脚楼一夜的花费；萧萧十二岁即出嫁充当童养媳，丈夫却只有三岁；贵生是个“干穷人”，平日靠给人打短工为生，无家无业，在一座山坡前砌一间房子安身立命，还是以给地主看守桐山为代价实现的；《丈夫》中黄庄这地方的农民，由于官府的盘剥，一年劳苦所得，不足以为生，年青的丈夫不得不把新婚不久的妻子送到河船上去卖淫。——乡下人的人生命运是悲凉的。然而，由于乡下人的理性世界还处于蒙昧状况，虽身处悲凉的人生境地，却不觉其悲凉。对自身悲剧命运的浑然不觉与无关心，构成乡下人的主要精神特征。
　　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作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也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注：沈从文：《柏子》，《沈从文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注：沈从文：《萧萧》，《沈从文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前者叙述柏子从吊脚楼返回船上时自得其乐的情形，后者则是萧萧终于与丈夫圆房并生下第二个儿子后，家里又忙着给大儿子迎娶媳妇，当迎亲的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的行状。在人物这种安于现状的神情背后，我们听到的，是沈从文沉重的叹息。
　　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乡下人也有过试图挣脱钳制的努力，即如萧萧对城里女学生“自由”的向往，并一度促使萧萧产生与花狗一起逃走的念头。然而萧萧对自由的理解，恰恰是出于乡下人对自由的误读。在另一些场合，也有过抗争，如虎雏式的为小小恩怨争强斗狠，贵生式的放起一把无名之火以为报复。然而，其行为方式，是自发的、原始的情绪性的反应。《灯》、《会明》等作品，还有意让乡下人置身于一种异质的环境中，考察其悲剧遭遇。《灯》里的老兵与《会明》中的会明，是两个厕身行伍的乡下人。一个阴差阳错地跑到了大上海，一个则置身于从20世纪初的反袁起义到20年代的军阀纷争的军旅环境中。由于这两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已成过去的世界相联结，因而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和前后发生质变的战争，表现出一种无法理喻的迷惑与陌生，几近于“白日见鬼”。他们拥有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诸如善良、纯朴、诚实，对军人职责的虔诚信守，反变得不合时宜，现出一种呆、傻和拙像，并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这注定了他们在激烈的现代竞争中，必然成为失败者。
　　——现代理性精神的缺失，成为沈从文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反思的焦点。沈从文创作的目的在于呼唤乡下人沉睡的理性，摆脱对环境的依附，获取生命的自由空间，并投身到新的生存竞争中去。在《湘行散记·箱子岩》中，沈从文从乡下人划龙船的习俗中，感受到了蕴藏在乡下人身上的巨大生命潜能。然而，如何使乡下人这种在娱乐上的狂热换个方向，即“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长久一些”?在沈从文看来，这“是个费思考的问题”(注：沈从文：《湘行散记·箱子岩》，《沈从文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沈从文从生存权利的高度，提出了乡下人获取现代理性的严峻性与急迫性。其言说方式、话语模式及思想内涵，都显示出沈从文上述作品的启蒙特征。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其中，肇始于鲁迅的启蒙传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标识之一。无论是对下层劳动者勤劳、善良、纯朴诸品德的肯定与张扬，还是对普遍见于下层劳动者身上的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的解剖，在这两个层面上，沈从文上述作品与鲁迅的小说取同一方向，并且，沈从文是在较鲁迅小说更为广阔、也更具特殊性的人生领域内，承担着呼唤国人灵魂的历史使命的。
　　然而，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止于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反思。从整体看，他的创作最终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反思，只是沈从文思想链条中的一环。在《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一文中，我曾经说过，在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乡土意象是由时间三维——过去、现在、未来交互作用于乡土的结果。由此而呈现出来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乡土影象，积淀着中国现代作家桃源寻梦——梦断桃源——桃源重构的思想历程。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是其中最为典型者。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曾不断强调沈从文创作具有的牧歌情调、田园视景，指陈《边城》一类小说展示的，只是一个桃花源式的人生境界。勿庸否认，在沈从文的乡土观照中，确实拥有一个桃源情结。姑且不论那些以少数民族习俗为题材的作品，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浪漫情境，就是在他以现代时空为特征的作品中，也弥漫着浓郁的牧歌情调。《长河》中夭夭与老水手的谈天说地及酬傩愿戏、《贵生》中贵生与同伴间相互调侃的口角龃龉、《边城》中主客间的礼尚往来以及买卖双方执意不让对方吃亏的你推我让——直如一幅《镜花缘》中君子国的景象。但是，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人们去桃源旅行。”(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当他将目光转向乡土的现代境遇时，乡下人在现代社会的悲剧命运，使他梦断桃源，一种浓重的乡土悲悯浸润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面对“在在令人痛苦”的现实，沈从文没有如同废名式地从对人生的绝望走向“厌世”，也没有如同鲁迅式地走向决绝的反传统主义。他所寻觅的，是存在于前“现代文明”(注：这里的“现代文明”，具有特殊的时空形式，即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文明，而是指在湘西确立或传播不久的封建文化与都市文化——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杂交而生的畸形儿。因为对湘西而言，封建社会政体的确立，是在清雍正年间对湘西实施“改土归流”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尚不足300年。)中的具有人类共有价值的文化因子，并希望让他笔下人物的正直与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这里所说的是本质，而非具体的存在方式与形态)，以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边城》中那座白塔的坍塌——重建，便是他的这一思想指向的象征性书写。这决定了沈从文创作整体的浪漫主义指向。正如他自己所说：“即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的生命取予形式。”(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综上所述，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他所拥有的现代理性，使他已经实现了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乡下人的超越。是他当年独自离开湘西、进入都市寻求知识与理性的必然结果。
　　当他用这种具现代特征的知识、理性观察都市文明时，他得到的只是失望，使他在情感层面上与乡下人认同。可是，当他从深处凝视乡下人的现代生存方式时，他获得的同样是失望。也许，归根到底，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沈从文是一个文化边缘人。而正是这种边缘处境，加深了沈从文深心里的孤独。
　　2002年8月
　　
　　
　　
文学评论京5～1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凌宇20032003本文试图从沈从文创作内含的湘西土着民族立场及情感倾向、人性与民族文化重构、“乡下人”与现代理性三个方面，论述其思想价值。文章认为，浸透在沈从文创作字里行间的孤独感，正是湘西土着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的缩影；沈从文是一位人性的歌者，其人性观植根于他的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而其最终旨归，则在“重造经典”，即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构，其所触及到的，则是20世纪最为严峻的“中国问题”；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的都市批判，显示出一种“乡下人”的偏激。但在他的都市观察中所拥有的平民主义指向、弗洛依德心理学的观察角度以及观察“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时所具有的启蒙立场，都显示出沈从文所具有的现代理性精神，这导致沈从文对“都市文明”与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双重失望。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文学评论京5～1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凌宇20032003本文试图从沈从文创作内含的湘西土着民族立场及情感倾向、人性与民族文化重构、“乡下人”与现代理性三个方面，论述其思想价值。文章认为，浸透在沈从文创作字里行间的孤独感，正是湘西土着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的缩影；沈从文是一位人性的歌者，其人性观植根于他的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而其最终旨归，则在“重造经典”，即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构，其所触及到的，则是20世纪最为严峻的“中国问题”；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的都市批判，显示出一种“乡下人”的偏激。但在他的都市观察中所拥有的平民主义指向、弗洛依德心理学的观察角度以及观察“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时所具有的启蒙立场，都显示出沈从文所具有的现代理性精神，这导致沈从文对“都市文明”与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双重失望。

网载 2013-09-10 2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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