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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国际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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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4)09-0078-03
2004年6月11～13日，由南开大学与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共同召开的“俄罗斯与中东欧的经济社会转型：政策、经验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波兰等国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着“对转型国家现状的总体判断”、“对转型国家经验教训的争论”和“对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展望”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对经济转型过程中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一 对转型国家现状的总体判断
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世界着名经济学家C.W.科勒德克(G.W.Kolodko)认为，以波兰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实行渐进为主、激进为辅的转型方式，其经济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都取得了一定发展。而俄罗斯实行的“休克疗法”这一激进方式，不仅没有在短期内完成转型，反而为此付出了高通胀、高失业、负增长等昂贵成本，也为现任总统普京遗留下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科勒德克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指出，波兰在经济发展最快的3年里，GDP总共增长了28%，而中国却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保持了GDP每年9%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是渐进式经济转型的典范”。就总体来看，中国是转轨的胜者，俄罗斯是不成功者，波兰居于中间。
在转轨的总体评价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O.T.博戈莫洛夫(О.Т.Богомолов)指出，俄罗斯社会经济改革遭受了巨大痛苦，没有成功，中东欧国家却迅速和顺利得多。他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俄罗斯激进式改革没有出现的问题（例如“三农”问题、国有企业员工下岗），但相比而言，俄罗斯发生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俄罗斯2003年的GDP总量仍然低于改革前1990年水平的20%，而工业产值低35%，基本建设投资低65%。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而且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官方统计显示，最富的10%居民和最穷的10%居民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为14倍，而根据许多学者和专家的计算，将收入和其他因素考虑在内，这种差距应为30～40倍。在欧盟各国，这一差距仅为4～7倍。因此，从总体来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中国是转轨国家中最成功的—个。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A.B.奥斯特洛夫斯基(А.В.Островский)从所有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进程加以比较评价，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的成绩。他指出，1990年中国的GDP大约是俄罗斯的60%，而14年后的今天，俄罗斯的GDP则是中国的60%，中国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认为中国的转型经验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俄罗斯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中国学习，进行政府主导下的渐进转型。
与上述观点不同，中国杜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林跃勤认为，俄罗斯经济转型虽然付出了较大代价，但其新型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基本建立，经济调控机制实现了由政府调节向市场调节、法制调节的根本性转变，市场经济框架日益完善，正在走向成功；而在中国，至今体制转型尚未完成，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方式、经济调控方式等均不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改革尚需提速。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孙振远研究员认为，饿罗斯的现状是在基本到位下的对外关系不够位和对内关系过位：从宏观（体制层面）方面看，俄罗斯经济社会改革在21世纪初已经基本到位了，美国、西欧等国家已经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还存在差距，尚未完全与世界经济接轨；从微观（企业层面）方面看，俄罗斯转型转过了位，改制企业已经达到企业总数的89%，成立了88个金融工业集团，其中七巨头控制着俄罗斯经济的50%，它们有能力左右政局、影响舆论方向；从社会层面看，俄罗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失业率在15%左右，如此经济转型已经无法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转轨的总体评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张仁德等认为，应当建立一套转轨度指标体系，来反映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体制建设水平。这套指标体系应当由市场体制建设指数、国民自由权利保障指数和政治体制指数三个方面构成。通过分析各国之间转轨度的差异，才能从量的测度上做出准确评价，也才有助于划分转型的阶段、时期，寻找和分析影响转轨度的敏感因素。他们简述了其对转轨度的构思和方法。
二 对转型国家经验教训的争论
科勒德克认为，经济社会转型应当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化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和制度建设，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也非常重要。波兰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教训是：不能忽视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自发调节。科勒德克还指出：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一谈，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制定政策实行私有化、抑制通货膨胀都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因而转型中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促进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正确的政策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加以指导。目前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经济绩效表现不尽如人意，就是因为接受了只有“休克”、没有治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用它来指导转型政策的制定。
与此不同，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孔田平则认为，转型前波兰由于外债较高，货币定值过高以及预算赤字货币化等导致波兰宏观经济中不稳定因素较多，从而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是有效果的，它消除了短缺经济，使通货膨胀得以控制、国企改革取得成功、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寿命提高，使波兰和西欧的差距没有扩大，为波兰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并非像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只有休克、没有治疗”。同时与匈牙利等国家相比，波兰经济的衰退时间是比较短的，转型付出的代价也没有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陆南泉研究员认为，“休克疗法”本身就是治疗方法，俄罗斯的改革出现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叶利钦在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俄罗斯转轨经验教训的争论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博戈莫洛夫认为，俄罗斯改革没有获得成功的根源就在于改革政策本身的有害性以及忽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组织者的作用。他认为，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来源于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前苏联的精英们无论就其道德水准、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实和良心，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的理解，都没有适应历史的转折。他们的改革不是着眼于现代化，而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在私有化领域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还总结了前苏联和俄罗斯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具体教训，主要有：(1)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对改革联邦体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改革随着苏联解体而夭折。(2)俄罗斯改革没有新的经济政策来进行制度上的改造。(3)改革是—个缓慢的进程，需要时间，而俄罗斯没有对社会意识的惰性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对人民的革命倾向给予充分的重视。(4)俄罗斯忽视了对20世纪20年代货币改革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积累和借鉴。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许新将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1)脱离国情，将反危机的政策错误地应用到转型政策上。(2)照抄西方模式，没有认清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3)违反了转轨规律，忽视了市场主体形成、市场机制建设以及市场意识形成的非短期性。(4)将转型建立在对外国援助高度依较的基础之上，采用了错误的理论指导改革，重抑制需求，轻视供给政策，从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认为，由于转型时间还比较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因而现在对转轨模式加以评价为时尚早。转轨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为转轨具有很大的总和不确定性。中国是从改革进入转轨的，因而采用渐进的方式可以保证其改革是可以逆转的；而俄罗斯是从改良进入转轨的，因而采用激进的转轨方式，可以保证其选择道路的不可逆转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转轨国家的转轨绩效，其实质就是一个效率与制度重构、两者相互替代的问题。俄罗斯得到了改革的不可逆转，实现了政治动荡后的基本稳定和经济衰退后的稳定增长，而中国则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现在评价转轨绩效为时尚早。东北财经大学的郭连成认为，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必须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及其产生的正负效应。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受国际影响很大，虽然现在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增长期，但是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稳定增长期。另外，他认为转型是—个新旧体制从并存到交替的转换过程，不存在科勒德克所说的“制度真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何自力认为，转型方式的选择一定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对中国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立足于本国实际，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因而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放弃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转型走渐进道路是正确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田春生认为，经济转型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政策制定。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误导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带来了理论误区和目标混乱，转型经济研究必须注意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作用的路径依赖等方面，重新认识制度变迁过程，重新估价建立宪政规则和市场法制规则的重要性，重新定位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的角色，走出“华盛顿共识”。对于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非常重要，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因此，转型国家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总体上看，让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用可持续增长取代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转型模式加以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周冰认为，以前的转型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误区：(1)把转型与改革割裂开来，用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划分经济体制转型方式的前提和依据，从而割裂了转型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不便于两类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2)用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来概括转型模式，导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型的速度上，假定转型方向和目标是先验确定并且相同的，从而转型方式是主观选择的，过程是可控的。在此基础上，周冰用政权更替、国家解体、社会动乱甚至内乱等因素作为区分两种转型方式的显着标志，以宪法性秩序转变的方式为依据，将经济转型方式概括为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两种，指出转型方式是由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选择共同决定的结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刘文革和南开大学的靳涛也对经济转型模式进行了划分：刘文革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两种；靳涛则认为转型应当包括文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即宪政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三个层次。
新华社资深记者李长久认为，研究国际问题应该立足于国内，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从而将讨论引向了转型经济的方法论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丁长清认为，应当将转型经济的研究纳入到人类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研究。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高铁生认为，虽然研究转型经济问题要关注国际上政治舞台的斗争，但中国的转型经济研究不应当受外国舆论的牵制，转型一定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希望重视中国经济转轨度的研究。
三 对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展望
博戈莫洛夫院士指出，俄罗斯经济在普京时期虽然有所增长，但仍延续了过去的体制，许多分析家认为，这几年俄罗斯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改革的结果，而应归因于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卢布贬值，因而俄罗斯经济还不稳定，经济增长还没有制止社会倒退的趋势，其发展还缺乏坚实的基础。今后，俄罗斯需要加大投资，对老化设备进行更新，建立现代的机械制造业，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拉动百姓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改善社会贫富不均现象，以此来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潜力等一些积极因素，俄罗斯经济是能够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的。博戈莫洛夫还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多样的，俄罗斯的发展不能重复一种模式，而应该寻找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既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也要注意继承自身的优点，从这一点来看，混合经济已经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今后俄罗斯要对改革道路进行准确的评价，注竟市场制度的建设。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如果到2010年俄罗斯生活水平仍得不到提高，政府的信誉会受到影响，因而，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就是提高工业生产，改善进出口结构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改变现有的税收体制，合理利用天然资源，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转型国家发展前景的展望上，国内一部分学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田春生指出，自从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逐渐摆脱了叶利钦时代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开始探索建立市场制度与加快经济增长的新道路，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陆南泉也认为，2004年5月16日是普京连任后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今后4年的施政纲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10年内GDP翻番、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军队现代化，这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孔田平指出，对波兰而言，目前政治共识是采取激进措施，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使得波兰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取得突破，许多国际组织减免了波兰的外债。并且，波兰经济改革政策对路，得到了社会民众的支持，再加上波兰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较短，旧体制的遗产相对较少，这些都是使波兰经济转型走向成功的积极因素，因而前景看好。
也有一部分学者持谨慎态度。例如，郭连成认为，俄罗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构成了普京时代的一个实质特征；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以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为前提、以增长质量不高为代价的，因而缺乏国际竞争力。这带来了俄罗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经济翻番目标与经济结构改造之间以及经济增长政策目标与社会政策之间的矛盾，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会使俄罗斯付出过高的代价，自然资源的过度出口会使俄罗斯陷入长期落后状态，加剧结构性衰退。辽宁大学的徐坡岭也指出，普京提出的“强国战略”既是俄罗斯经济转轨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也确定了俄罗斯未来经济政策的主线和方向，它将促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马蔚云认为，俄罗斯的转型一直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自1992年改革以来，收入分配机制从保障性分配转向效率性分配，在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已经很严重。他认为，从长期看，俄罗斯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目前来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超出了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短期内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可行的。
在研讨会的最后，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会长罗肇鸿教授以及张仁德教授分别做了总结发言。他们指出，此次会议的规模扩大了，出现了许多新生力量，同时邀请到了国外专家进行交流，使讨论的内容大大深化，这次“转型经济”国际研讨会取世界经济与政治京78～80F11理论经济学孙景宇20052005政治的经济周期是指由政治过程引发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是理性的规划者，政府的任务就是消除经济波动的因素。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者把政府看成是经济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政府中的决策者不是独立于政策之外的。为了能当选，政治家会操纵宏观经济政策最大化其当选的概率，从而引起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十五”规划“211工程”《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子项目“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负责人为方福前教授。丁开杰景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HUANG Li-ke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黄力克(1979-)，男，安徽合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作者：世界经济与政治京78～80F11理论经济学孙景宇20052005政治的经济周期是指由政治过程引发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是理性的规划者，政府的任务就是消除经济波动的因素。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者把政府看成是经济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政府中的决策者不是独立于政策之外的。为了能当选，政治家会操纵宏观经济政策最大化其当选的概率，从而引起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十五”规划“211工程”《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子项目“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负责人为方福前教授。丁开杰
网载 2013-09-10 21: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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